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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非战争军事行动”针对台湾吗?

有评论认为,如果北京要对台动武,不会把它视为一场低强度冲突来进行规划,而是要面对一场可能美、日都会涉入的全面性战争。因此,《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实施并非针对台湾

中国6月15日起施行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是针对台湾吗?台湾《新新闻》发表评论《新航舰“福建号”停对面!“非战争军事行动”冲著台湾?》,作者顾尔德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因应低强度军事冲突,如果北京要对台动武,不会把它视为一场低强度冲突来进行规划,而是要面对一场可能美、日都会涉入全面性战争。就外部因素而言,中国想藉一带一路扩张其全球势力范围,它也必须有能力保卫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侨民与投资。此外,对像南海中美军机擦撞、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抢救人质等问题如何具体因应、行动,这些“低强度冲突”或“稳定与支援行动”,应该也是《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更关注的重点。

那么《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和台湾没有关系吗?作者认为是有关系的。例如,解放军如果要攻台,之前会利用渔船、海上民兵侦察,之后得征调私人船舶进行跨海投送,这些作业准则都需要更明确规范。但是,这个《纲要》不会是主要为台湾制定的。虽然《纲要》详细内容未公布,但基本上这是为军事行动指挥统合用的,不是为了“师出有名”对外正当化用的。如果中国要正当化对台动武,它已经有《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不需要靠一个位阶较低的行动纲要。

通过性别平等解决结构性暴力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性别暴力的中国式治理难题:父权制催生的“黑恶势力”,无法被父权本身所清除》,作者侯奇江讨论唐山暴力事件时认为,技术不但为人所用,更为权力所用。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中消失的监控记录说明了技术并不总是可靠。哪怕仅仅从防疫的角度来看,数字社会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何况性别暴力的防治纠正,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技术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意识的问题。

作者说,对唐山打人案而言,揭开其中的性别维度的目的,并非挑起男女对立,而是为了对基于性别文化的伤害进行具体分析,确定相关行动者担当的责任,揭示出导致这些伤害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矫正。消除性别矛盾,调节紧张的社会关系的方法,不是捂住女性主义者的嘴,而是变革隐藏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公的制度安排,打破现有社会中性别暴力的合法性。

作者认为,除了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法治制度,改善包括警察在内的系统,而不是用打地鼠的方式进行一次次休克式的舆情管理。公共警力和公权力应该合理分配资源、有效监督。不论是发达的监控还是高效的管理技术,都应该用来打击真正的违法犯罪,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成为强化压迫和权威的放大器。只有解决了社会结构中性别关系的不正义,变革结构性暴力的制度安排,我们才能真正迈向性别和解,修复伤害带来的裂痕,把人们从对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建平等的性别关系。

奥密克戎与异议之路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奥密克戎打破“中国梦”》,作者Connie Mei Pickart写道:在宣传的灌输下——在一个所有举措都正确的政府领导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与生活中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妥协: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监控和经济放缓,后者令越来越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锁放大了这些问题。由于新冠病毒追踪措施,监控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经济瘫痪了两个月——有多少企业无法恢复?这加剧了对就业的担忧。

作者说,上海全市封锁结束了,但我们走出困境了吗?中共今年将召开一次敏感的会议,预计习近平将在会上扩大对权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对于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至关重要。它被描述为一场必须赢得的战争。上海的一些社区已经被迫重新封锁。

作者认为,信仰受损的年轻一代可能会走上异议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这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党的控制是绝对的;封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努力忘记并继续生活会更容易。许多人只得用脚投票。有些人已经逃到国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国留学计划,或者依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脱身。令人惊讶的是,机会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当时毛泽东将激进的政治和他的议程置于人民之上,使中国陷入混乱。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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