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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代的留学生,被打碎与被重建的生活

疫情第三年,面对全球起伏不定的疫情形势,也许没有一个群体像留学生那样,如此深刻地感到个体命运与环境紧密相联。他们需要面对高昂的回国成本、变动的出入境政策、封闭的社交以及激烈的就业竞争,学业、工作、感情都不再由自己掌握。

香港中文大学的顾涵为了回家,在酒店隔离了21天,做了50多次核酸;荷兰留学生徐晨和异国男友两年多没能相见,因此分手;乌克兰留学生王楠楠回国后,梦里依然充满枪炮声、炸弹声和街头燃烧的战火。“云留学”成为疫情时代特有的留学方式。多伦多大学的闫新月回国后,需要克服12个小时的时差上网课;日本留学生鹿璐在国内线上读完了研究生,就业时她只觉得前方一片迷茫。

留学生群体原本是一群开放、渴望变动、对未知好奇的年轻人。我们和十几位留学生聊了聊,这几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疫情怎样改变了他们,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他们都在寻求一种崭新的、与疫情共处的方式。某种意义上,疫情也在塑造新一代的年轻人。

走还是留?

顾涵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她在上海隔离超过15天了。那是今年3月,她站在酒店窗口,面前是一扇只能推开15厘米距离的窗户,纱窗焊死,头没办法伸出去。窗户外面焊有铁栏杆。对面的窗台上有一群关在笼子里的鸽子,她看着鸽子,鸽子也看看她,她想,这样的人生跟鸽子相比,没有任何区别。

顺着隔离酒店的窗户望出去是上海九院,顾涵每天都会听到马路上救护车呼啸而过,运送新冠患者。她焦虑得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了两个小时,“邦邦邦”,敲门声响起,核酸检测员来了。核酸一天做两次,为了回家,她做了50多次核酸。

3月17日,隔离终于结束,顾涵拿着解封通知单,想坐火车回家,系统故障,健康码没有转绿,她没办法买票。那时,上海正处于区域静态化管理,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达260例,正常酒店只接待“绿码”人群,集中隔离酒店才能接待“黄码”,一个已经解除隔离的“黄码”要去哪里?

她不知道,只能拉着箱子,漫无目的地走到上海街头。骤降大雨,最后是一家酒店的前台收留了她。

顾涵是香港疫情爆发后,被迫离开的留学生中的一员。今年,顾涵大学毕业,原本去年毕业的她选择延毕一年。2020年武汉疫情时,还在上大三的她被封闭在内地,上了两年多网课。今年2月初,顾涵到达深圳,在那儿隔离了七天,回到香港,准备度过毕业季。回去不到一周,香港疫情开始严重。起初,大家坚定地说,不走,这学期一定要在学校待完。后来,学校出现了一例确诊,食堂不能堂食,学生们又开始筹划买回内地的机票。

2月底,香港本土确诊患者超3.2万人。校园里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被感染。顾涵和仅剩的几个朋友在宿舍里,愁眉苦脸地讨论,“要不要跑,要不要跑。”每天都在挣扎,回内地还是留在香港?更长远的抉择是,读研还是工作?出国还是留在国内?大家有种预感,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身边有同学确诊,顾涵成了密接。焦虑和慌乱的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校园,大家都在计划离开。走还是留,似乎由不得自己了。

深圳的通关名额抢不到,顾涵只能先飞回上海,再转火车回家。离开香港是3月初,顾涵乘坐的航班有一个确诊病例。落地后,顾涵被送往隔离酒店。她说,酒店房间有点脏,采光很差,空调外机一直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

柏林洪堡大学的郑琪今年硕士毕业,她提前半年,买了十月份从柏林回国的机票。疫情以来,机票价格疯涨,而且时不时会被取消。2021年夏天,郑琪想回国参加专八考试,机票是两万,到秋天时,变成了四万,今年,飞机票加上隔离费,高达十几万,但是否会照常起飞并不确定。留在国外,还是返回国内,只能听天由命。

时间没有改变什么,两年前,她也面临同样的难题。2020年10月29日,这天郑琪要飞往德国,迎接线下开学。在去往机场的地铁上,郑琪手机里弹出消息,她打开邮箱,看到洪堡大学导师刚刚发来的通知,由于疫情原因,线下开课改成线上授课。母亲发来消息,“赶快回来,不要去了”。抬头一看,地铁还有一站就到机场,她需要在几分钟内快速决定,留在国内上网课,还是出国上网课。

亲朋好友一直极力反对郑琪出国。2020年10月份,德国疫情严重,封城在即,每次家人聚餐的饭桌上,她都要面对担忧和质疑。“欧洲情况那么严重,你还要出去吗?”“出国的话情况会变得很糟糕。你们学校还没通知线上授课吗?”那种氛围下,郑琪总是想到最坏的情况,自己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很天真,而世界像一个谜团。”郑琪说,大三她计划出去留学,想去探索世界,找到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四时,疫情爆发,学校封闭,申请硕士留学的材料都留在了学校宿舍,郑琪给辅导员打电话,给校长信箱写信,几经周折,在申请季最后关头拿到材料,她疯狂追赶时间,白天坐到深夜,又坐到天明,手指在键盘上不停歇地敲打。有一天,听到外面有鸟叫声,她从一大堆申请材料中抬起头,天差不多亮了,大洋彼岸的录取通知书终于躺在了邮箱里。

那次,她还是登上了飞机,带着小小的侥幸心理,“说不定再过一两个月疫情就会平复。”到了柏林第二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布新规,自2020年11月6日起,回国的核酸检测缩短为48小时,再加上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需凭双阴证明向使馆申请健康码,才能登机。

当时郑琪正准备去买生活必需品,看到消息后,她一下子崩溃了。新规发布时,德国的部分核酸检测机构不能保证72小时内出结果,她也不清楚哪些机构可以测IgM,而且使馆审核健康码也需要时间,要在48小时完成全部流程几乎不可能。郑琪觉得自己永远回不了国,见不到家人了,她想起在地铁上做抉择的那几分钟,“我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人生决定。”

在国内生活,

上国外的网课

2020年11月,柏林开始封锁。饭店不能堂食,电影院不营业,只有超市、药店开门,街上几乎看不见人影,波茨坦广场商业中心的香奈儿店孤零零地闪着灯光。

郑琪对留学生活的美好想象化为泡影。她不能去学校,被困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对着电脑屏幕,最长的一次,从早上九点坐到晚上五点,这种生活持续了五个月。

Zoom会议里只能显示出上半身,一张脸代表一个形象,就像一个符号摆在面前,郑琪通过小小的窗口,想象同学的模样和性格,这个人应该个子很高,那个人看起来沉默寡言。每次老师号召大家讨论问题,直播间里都一片寂静,大家提不起来劲,谁都不想第一个打开麦克风,也有人不想开摄像头,郑琪感觉很尴尬,“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思考。”

疫情之后,签证中心关闭、大批航班取消、很多国家不开放入境,在多种不确定因素下,“云留学”成为主动或者被迫的选择,很多人在国内生活,上国外的网课。直至今年初,部分欧美高校仍通知线上授课。

闫新月是多伦多大学大四的学生。2020年3月,加拿大疫情严重,她返回国内,上了两年网课。她需要克服的是接近12个小时的时差。

凌晨两三点,闫新月顶着黑眼圈,登录了Zoom课堂,老师放大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对着大家说,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各个国家的同学处于不同时区,多伦多、日本、中国、泰国,一个电脑屏幕上分为几十个或几百个窗口,有的学生关闭了摄像头和麦克风。为了避免打瞌睡,闫新月总是强制自己开着摄像头,听着听着,注意力就涣散了,先是拄着下巴,最后直接趴在了电脑前。

下课已经是凌晨四点,闫新月打了个哈欠,关上屏幕,太阳刚刚升起,她躺在床上难以入睡,长时间熬夜,身体节律被破坏了,心脏隐隐作痛。见不到国外的同学、老师,清醒着见到家人和朋友的时间也很少,她经常恍惚,似乎被两个世界的人都抛弃了。

闫新月凌晨上网课时,家人已经睡着了,养的猫跳到桌子上

陪伴闫新月最长时间的是手机,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却并不友好,“一个伦敦的留学生在街头被喊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一个留学生发布回国vlog,评论中有人说他回国添乱、千里投毒”。有一天,她刷到了一则新闻,“留学生上完网课,在家里猝死”,闫新月想,“哪天我也猝死算了,这样就不用熬夜了。”

很多留学生觉得上网课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国外的老师不强制要求开摄像头,学生只要保证账号挂在线上即可,上课变成了“就是两下点击的事儿”,掉线、卡顿、网络信号不好、声音不清晰,留学生经常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期末考试从闭卷变成了开卷,考前看两天就可以通过,无法验证学习效果。

更遗憾的是,留学生们失去了探索的机会,丧失了可能性。顾涵从香港回家后,仍然封闭在家中。她想念过去的集体生活,了解大家在做什么,自己想做什么。“每天闷在家里面上网课,通过已经信息茧房定型的社交媒体来探索,非常有限。我不上大学,不交一年十几万的学费,也可以做到。”

网课第一年,顾涵难以集中注意力,没来由地心慌,她还长了乳腺结节,担心它们长大、变质,越焦虑病情越反复。她开始依赖酒和咖啡,早上喝咖啡提神,晚上靠喝酒来入睡,最近把酒戒了,吃起了褪黑素。心态上“摆烂”了,她经常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完饭躺着,看会儿手机,玩会儿Ipad,打打游戏,两年就这样“荒废”在家里。

Zoom课堂里,一个同学做着报告忽然消失,顾涵后来听说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有的同学惊恐发作,给老师发消息,“能不能留下来陪我一会儿。”

一名悉尼大学的大二学生,受不了期末考试、论文的压力,站在房间的墙角,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真的写不出来了,我好累。”她给好朋友发消息求助,“我觉得好孤独,没有人理解我,一瞬间我很想做出自残的事情。”

上海的心理咨询师赵家艺发现,疫情后,大量留学生来访,因为长时间隔离,日夜颠倒作息,跟父母发生矛盾,被剥夺了社交生活,他们心里迷茫、焦虑,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焦虑原本是普通人都会有的情绪,但很多留学生会自我催眠,我没有焦虑,我不要再焦虑了,“试图去压抑它,压抑之后,它就变成一种躯体的症状。”赵家艺会引导来访留学生,要学会面对、表达和接纳这些负面情绪,躯体化的症状就会减缓。

找工作的300天

鹿璐坐在书房里,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神情紧张。屏幕另一端是某互联网大厂的面试官,一名30岁左右的女性,看起来很沉稳,她向鹿璐提问,“本科的成绩和奖学金都是什么”“目前的实习中哪项工作不喜欢?”“怎么看待躺平这个词?”鹿璐都对答如流。

直到面试官问,“你现在在家是吧,那你读书期间在日本待了多久呢?”

鹿璐沉默了一会儿,迟疑地说,“因为疫情,没去成日本。”

对方继续问,“你本来想去日本的目的是什么?”“没去成日本,你后悔吗?”“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去吗?”

这是鹿璐在求职阶段经历的第一场面试,她预料自己会被淘汰,当然,面试官不会直说,为什么淘汰她。

鹿璐今年研究生毕业,就读于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她的留学生涯完整地在Zoom中度过了。2020年3月,她刚收到北海道大学的录取结果,日本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外国人不得入境。每个月,鹿璐都在期待入境能重新开放,两年过去了,疫情仍没结束。今年2月份,入境短暂地开放了一次,鹿璐准备去参加毕业典礼,签证还没办完,入境又关了。

3月24日,鹿璐在屏幕前,旁观自己的线上直播毕业典礼,一个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大家都带着口罩,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去领学位证,鞠躬致谢,很多女生穿着和服。老师和同学的脸孔都很陌生。当天上午,她还在线上参加了求职以来的第15场面试,“感觉时空很割裂。理论上我应该在日本参加毕业典礼,实际上我却在国内找工作。”

她本来设想,研究生期间,在校园里上课,做实地调研,在当地企业暑期实习,去寄宿家庭体验生活,同时思考继续读博还是工作。上网课时,她感觉像生活在真空中,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就感觉两眼一抹黑。”

鹿璐观看学院的线上毕业典礼直播

去年9月,鹿璐还在迷茫之中,秋招大战的战火已经点燃,她被推到就业的窗口,“本来自己还在躺着,突然发现大家都在跑,我也不自主地跟着跑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声音传来,一些同学说互联网工资高,鹿璐向大厂小厂发起冲击,父母又说体制内稳定,鹿璐又投了几个国企。最终一共投出100份简历,覆盖了互联网大厂小厂、国企、日企,共收到14家企业的面试邀约,包括美团、京东、知乎、字节等。面试都是流水线式的,笔试、一面、群面、终面,她对着摄像头连续鏖战,大谈自己的专业背景、实习经验、人生理想,直到口干舌燥,也不敢喝水。

秋招的第一个月,鹿璐每天都刷新一下邮箱,她还加了HR微信,打电话、发邮件询问,通通没人回复。鹿璐在社交媒体上搜索秋招求职,发现有人投了两三百份简历,还没有收到满意的offer。太焦虑了,她开了一个小红书账号,每天写一个秋招不焦虑的理由,给自己“洗脑”,做起了“失业博主”。

她写道:“第21天,手握offer的基本都是技术岗。非技术岗能有一个offer就不错了;第41天,虽然目前给了结果的十几家都是拒绝,但还有四十几家没给结果,只要投简历的速度够快,拒信就追不上我;第44天,今天读了一本缓解焦虑的书,《幸福的勇气》……”她的账号涨了4000个粉丝。

去年年底,秋招接近尾声,她收到很多私信,“感谢你的陪伴,我现在找到工作了”,但今年3月3日,鹿璐还没有收到offer,这是她找工作的第103天。很多人问她,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工作?她发了一条动态,“没有找到工作的小伙伴,和我一起加入春招的行列吧。”

或许真的需要早点起跑,秋招前的暑期就要参与实习,抓住机会。鹿璐后悔这两年在等待中过去了,如果早知道去不成日本,她就会早点实习,不会放任自己走到这一步。

顾涵回到家上网课后,发现社会上充满了就业焦虑,“手握三段大厂实习的海归硕士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她感受到了“卷”的氛围,也跟着跑了起来,从大厂到个体小商户,从产品岗到内容岗,三个暑假结束,她现在已经手握五段实习。但顾涵仍不知道想做什么。

顾涵学的人文社科专业,疫情前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教培行业,这个行业在去年7月的“双减”后大幅裁员。她选择继续读研,顾涵形容这是一场大逃杀,“不知道下一把飞镖要打到哪里,躲是躲不过的。我们做的只是在逃避,等待那个做最后选择的时机到来。”

疫情改变了顾涵的心态。之前,她喜欢某个专业就去学,不会考虑去哪个城市定居,工作是否赚钱。彼时“内卷”也没开始流行,在很多年轻人的计划里,读研不是必选项,大家想去赚钱,去创业,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如今,这种自由被剥夺了,理想似乎只是作为理想存在,顾涵觉得,掌握一门技术很重要,“靠纯文科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一门手艺才能够保证我活下去。”很多文科专业的留学生有同样的想法,纷纷转成码农。

刘思凡在日本大阪读研究生,她原本打算,今年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疫情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她是文化人类学专业,日本大学社科类专业的毕业论文以中日对比研究为主,硕博生需要经常往返两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刘思凡的一位同学,今年想回国调查,因为飞机票加隔离费用太贵,时间成本高,无法负担,只能改成理论研究。刘思凡纠结了一段时间,考虑到可能面临的风险,决定放弃读博,回国去一家日企上班。

自从找工作开始,鹿璐的皮肤越来越差,脸上的痘越来越多,过年的时候亲戚看到,都会震惊一下,后来她去古北水镇度假了三天,没考虑找工作的事情,皮肤开始变好,度假一结束,痘痘又冒出来。她去医院开了药,一直吃药抑制,只要稍微停药两天,就会长痘。

“秋招不焦虑”的账号更新到300天的时候,鹿璐终于收到了一个offer。从那之后,痘也没了。

但在一切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她却失去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很容易悲观,只剩下疲惫,“想再抓住点什么,可是完全没有头绪。”

爱在瘟疫蔓延时

“本来一切都好,在一个很幸福很平稳的生活状态里,并不是谁的过错,而是突然因为一个不可预料的东西,一切都崩塌了。”徐晨谈起上一段恋情,带着淡淡的怅惘。

这原本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徐晨本科时在墨尔本留学四年,2019年,她跟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相识于约会软件,第一次见面,男生很符合徐晨的理想型,长发,温柔,穿衣打扮是日式街头的风格,又有一股嬉皮士的自由潇洒的气质。

两人会经常讨论社会问题,男生关心弱势群体,会站在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很愿意倾听徐晨的想法,“从不说教,在他身上感受不到‘爹味儿’”。他们恋爱了,一起在艺术影院看重映的老电影,在俱乐部听线下脱口秀,在街头看独立乐队的演出,有聊不完的话题。徐晨在这段关系中获得了理解、治愈和安全感。

2020年春节前夕,徐晨返回国内过年,去机场的路上,阳光很好,两个人计划等徐晨回来之后再去日本玩。当时国内传出不明原因肺炎,他们都没有在意,这对热恋的情侣在安检处告别,徐晨心中有隐隐的不安,男友把她拥入怀中,安慰道,“不要担心,三周很快,一眨眼,我们就会见面的。”

如今看来,那个拥抱是他们最后的告别。徐晨回到家跟家人团圆,接着,疫情暴发,武汉封城。徐晨的很多同学提前返回澳洲。2020年2月1日,徐晨计划返回墨尔本的前三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即日起禁止所有从中国大陆出发或转机的外国旅客入境。徐晨回不去了,后来病例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入境延迟两周,又延两周,徐晨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战争年代,和恋人再也见不到面了。

2020年3月下旬,国内疫情平稳,徐晨开始寻找“曲线返澳”的办法。

当时泰国往返中国和澳洲的航班在正常运行,徐晨选择在泰国中转,落地隔离14天,再飞回澳洲。第13天,徐晨在宾馆悠闲地刷着手机,曼谷国际机场的通知忽然弹出来,澳洲即将关闭所有和泰国之间的国际客运航班。徐晨又一次措手不及,她开始自责,“自己对于局势太不敏感了,再早一天,结局可能就会不一样。”

男友也在努力寻找回国的办法,打算驱车离开墨尔本,从临近机场飞往中国。2020年3月20日,墨尔本宣布紧急封城。4天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再度宣布: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禁止出境。能想到的道路都被封死,一个进不去,一个出不来。禁令发布的第二天,徐晨只能从泰国折返回国。这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她想,做错了一个决定,人生会不会就因此改变了?

在国内,徐晨在一个培训学校破旧的宿舍内进行了14天的隔离。淋浴喷头不出水,工作人员发了盆和热水壶。徐晨从早到晚播放《武林外传》,以保持一点热闹的氛围,让自己不抑郁,男友也在澳洲居家。两地有四个小时的时差,徐晨的下午是男友的晚上,他们每天视频一次。

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已具有“全球大流行”的特征,随后,英国首相确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病例数字不断增加,澳洲的病例也越来越多。俩人的聊天中频繁出现哭泣的表情包和代表复杂心情的省略号,他们只能互相安慰,下周见不了,下个月,下下个月,总有一天能见到吧。

夏天来了,禁令依然没有解除。唯一的好消息是徐晨收到了欧洲学校的硕士offer,按照原本的计划,她要继续读研,男友此时在墨尔本的家中复习GRE考试,准备申请研究生。两个人有了新的计划,未来在欧洲见面,来一场横跨欧洲大陆的旅行。

那年12月,这对情侣分隔在了地球的两端,荷兰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时节,而墨尔本仍处于炙热的夏天。徐晨在东二区,与男友有10小时的时差,几乎昼夜颠倒,徐晨刚吃午饭,男友那边已经是深夜。

俩人重合的时间只剩下三四个小时。徐晨正投入崭新的生活,她忙于上课,适应当地的文化,养成了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圣诞节时,她结识了新的朋友。男友则一直处于居家的状态,两人的共同话题快速减少。

徐晨和男友在墨尔本海边

徐晨拍摄的欧洲风景

异地恋的心情是自相矛盾的,当初在热恋的状态下忽然分开,徐晨说,“越想他,越爱他,就会越痛苦”,她只能在心里提醒自己看淡一些,不要太想他,去做点别的事情,久而久之,关系越来越疏离,感情也慢慢淡下来。

徐晨有时给男友分享文章、音乐和电影,男友会三四个小时不回复,这带来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徐晨一方面很生气,觉得他不在意自己了,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没有资格要求对方再付出。他们进入到一种“假性亲密”的状态,徐晨心里清楚,那个最后期限早晚有一天会到来。

有一天,男友突然打来电话,徐晨跑出教室接通,男友说,“我想近几年内,我们都不会再有重逢的机会了,恋爱需要commitment(承诺),但我们都做不到了。也许,是时候step back(后退一步)了。”徐晨挂了电话,走回教室,她强忍着不让眼泪夺眶而出,机械式地在纸上反复涂改着作业,傍晚回到家,她哭了一夜。疫情的阻隔下,他们已经一年多未见,未来也看不到重聚的可能。

但在分手后的第二天,两个人又恢复了亲密的聊天,男生发来消息,“我想你了,你有想我吗?”尽管他们心里都知道,这段感情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但又做不到马上切断关系,只能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联系。

2021年1月1日零点,徐晨听到大教堂的新年钟声,欧洲的城市防控已经开放,只要携带核酸报告和疫苗接种证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这带来了一线希望。男友尝试奔赴欧洲,但每次都在动身前,赶上封城的禁令。徐晨想,“也许我们的感情永远都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截至2021年10月,墨尔本一共封城六次,累计时间长达262天,成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封城时间最长的城市。

徐晨从未想到过,让爱情终结的,会是一场全球化的疫情。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安全感,总会有隐隐的担忧,觉得幸福并不是永久的,会因为无法预料的原因中断。之前她一直觉得,爱情确实离不开运气,疫情更加明显地展露了这一点。

徐晨很喜欢赵婷导演的《无依之地》,它表达了时代造成的问题,并不能靠个人力量解决,但主人公在孤独中也得到了自由。徐晨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继续往前走,保持对爱情的期待。

逃离乌克兰

今年2月底,俄乌战争的消息从远方传来,顾涵和同学在香港的校园里讨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

乌克兰留学生王楠楠则切身体验了这场战争。她躲在地下室,四五天晚上没有合眼,基辅的街道上有火光,有乱飞的子弹,王楠楠真实地感受到了,“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洒在刚刚扎上竹棚、星星似的鸟萝花上。”

王楠楠今年大三,在基辅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就读。2月24日早上十点钟,王楠楠在宿舍上网课,学校通知,炸弹来了,她叫醒隔壁宿舍的中国留学生,大家收拾好行李,当天晚上二三十个学生住到了宿舍楼地下一层,说是防空洞,其实是一个储物间,里面接了很多水管,还放了很多老式洗衣机,宿管给学生准备了垫子和棉被。

白天,她们从防空洞出来,回到宿舍内吃饭,王楠楠的宿舍在13楼,电梯已经停掉了,她只能走楼梯,傍晚,学生们要躲回地下室,轰炸一般都在晚上进行,王楠楠看到了炸弹,“白色的,像流星一样,也像是放烟花,在天上划过”,她很害怕,决定在地下室随便吃一些果腹,不敢再出去。学校通知停课,微信群里陆续出现乌克兰本地人去世的消息,其中也有音乐学院的学生。

2月25号,大使馆发布撤离乌克兰中国公民的紧急通知,王楠楠和同学登记了。当天就有同学接到了大使馆的通知电话,没接到电话的同学陷入恐慌。她们商量,是立刻坐火车到乌克兰东部,还是再等等,之后的几天,撤离电话陆续打进来。

王楠楠接到的集合时间在上午十点,到集合地点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从早上六点开始叫网约车,没有人接单,把价格提高到了五六百格里(约130元人民币),还是没人接单,最终加价到一百多美金,有司机接单了,但他只把王楠楠送到附近的地铁站。当时基辅正在下雪。

已经是九点多了,时间紧张,王楠楠幸运地在地铁站拦到了另一辆车,快速赶往集合地点,一路上车都很少,到处都是路障,警报声一直在响,子弹在天上飞,当地人牵着狗在街上散步,神色没有畏惧。

坐上了当天撤离的第一班大巴车,王楠楠紧绷的神经终于放下,被一种安全感包围着,车上有将近两百个人,他们先坐车到马尔多瓦,再换大巴车坐到罗马尼亚。大巴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7点33分,中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馆和商会接待了乌克兰的留学生们。两天后,王楠楠返回国内,开始了14天集中隔离。

战争给她带来了后遗症。首先是对声音非常敏感,听到关门声和楼上挪动椅子的声音,她都会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然后是噩梦,梦里充满了枪炮声和逃难的场景,她经常从梦中惊醒。战争前,她每天晚上十点多就能入睡,现在变成了凌晨五点,她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3月中旬,乌克兰的炮火仍没有停止,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网课恢复了,王楠楠的老师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基辅,只是把八九岁的女儿送到了巴黎生活。她的很多同学逃难到欧洲,一边旅游,一边等待战争结束,也有很多学生回到了乌克兰。

王楠楠仍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战争来临前,她去基辅国立歌剧院听歌剧,欣赏音乐会,在学校音乐厅里唱浪漫曲、咏叹调和乌克兰民歌。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它属于上个世纪的祖辈的年代。而现在,基辅这座花园城市遍布熊熊燃烧的炮火,柴可夫斯基的故居被炸成废墟,城市里的音乐消失了。

帐篷里的乌克兰留学生们

战争前的音乐会

战后被炸毁的建筑物

战争也影响了欧洲,郑琪在柏林逛超市时,发现三四个货架上的油都空了,乌克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葵花籽油供应国之一,战争后交货被迫延迟甚至取消,德国食用油价格上涨。

郑琪最担心的是回国航班。德国飞中国的航线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占了一半,战争爆发后,汉沙航空发了通知,他们不会经过俄罗斯领空,而之前俄罗斯是回中国的必经之地,回国更难了。

郑琪的专业是跨文化研究。冷战结束后,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柏林的年轻人站在即将被拆除的柏林墙上,背景是勃兰登堡门。洪堡大学的主校区就在勃兰登堡门,郑琪经常在学校旁边的市中心区域闲逛,从前这里就是柏林墙,现在仍保留着一小段围墙的遗迹,作为历史见证。坚固的钢筋水泥预制板横亘在道路中央,提醒着人们,它曾把柏林一分为二。每当她站在墙下,就会觉得,人类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生活的落差

2020年8月,美国留学生邢淅璇从费城搬去纽约,想追寻自己的表演梦。站在纽约地铁里,整个车厢只有她一个人,地铁门上贴着一张巨幅漫画,黄色小人在示范口罩的正确戴法,上面写着,“Masks are like opinions.Everyone should have one.”(口罩就像观点,每个人都应该有.)

走到纽约街头,每一个地方都在提醒你,现在是新冠时期。车站的广告牌写着,“To keep yourself feeling hearty,stay away from that big party”(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请远离大型派对)。店铺门口告示戴口罩才能进,晚上的街头空无一人,只有老鼠在街上觅食。

邢淅璇梦想中的百老汇街区空空荡荡,《芝加哥》和《歌剧魅影》的海报依然动人,海报前是一些废弃的纸袋子,无人清理,2020年的百老汇经历了史上最长的停摆期,多部戏剧永久停演。她想去说脱口秀,俱乐部关门了,有脱口秀演员在地铁站、公园说段子,好不容易吸引了几个人,响起零星的笑声,风一吹,笑声就飘走了。

美国和加拿大接连宣布关闭双方的边境线,邢淅璇尝试从纽约自驾到边境去,跟加拿大的男友见上一面,边检人员说,“No Entry for non-essential matters (非必要的事情不能入境)”,邢淅璇问,“难道爱情是不必要的吗?”

邢淅璇在纽约地铁站看脱口秀/图源纪录片《一次远行》

疫情前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顾涵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是2017年。大一时,不同专业的人组成迎新营,一起探索大学和城市,同学们讨论课题,做田野调查,互相拉着听讲座,有人无意中被某个教授影响到,就决定投身相应的学术领域。顾涵选过一门戏剧通识课,这门课面向社会开放,很多五六十岁的老人也去听,上课时他们会自然地站起来,唱一段粤剧,老师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学生可以直接推门进去,不管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畅谈。

在香港的街区,顾涵经常能意外发现四五家喜欢的小店、咖啡馆,可以跟老板或者偶遇的外国人畅聊。你既可以在红磡看到陈奕迅等明星的演唱会,也可以在街头偶遇他们,演员任达华曾出现在大学食堂吃饭,还有明星到顾涵学校宿舍的天井旁边表演。

顾涵跟同学去旺角吃鸡煲,吃打边炉,不同专业的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上,面前放两三个鸡煲,热气腾腾的状态,一边吃,一边聊学习、聊爱情、聊他们对自己学科的思考。傍晚吃完饭,他们走向维多利亚港口,坐在礁石上,吹吹风,看看海,等待海上日出,当时他们还没有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内心很平静,也觉得自己好像“无所不能”。

现在,敞开的门关闭了,上网课的同学只能通过邮件跟老师预约沟通,老师对学生的印象很浅,每周的课余活动只有一节45分钟的线上讲座。顾涵本来在2020年申请通过了加拿大的暑期研究项目,疫情后,项目被搁置了,“如果去了的话,可能会顺利地在学术道路走下去。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是全部错过。”

朋友四散各地,有的回厦门,有的回四川,有的退学重新参加高考,人生轨迹完全不同,顾涵与他们慢慢失去了联系。“如今,那种完全纯粹的、未来像日出一样乐观的期盼,不管是从具像意义上还是抽象意义上,都不太存在了。”顾涵变得消极,总是做最坏的打算。

这种对未来报最坏预期的心态在留学生群体中很普遍,生活的落差如此巨大,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疫情前,刘思凡在大阪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大阪的旅游业发达,汇聚了各个国家的人,各种机会,她在便利店、餐馆、药妆店兼职,一个月能挣2万块,在业余时间挣食宿和学费对那儿的留学生来说很容易。刘思凡平均一个月回国一次,从来没为生计忧愁过。

但在疫情后,民宿、餐饮店、旅游景区、贸易行业全都受到了打击,她常看到有人跳轨自杀的新闻。她的两个留学生朋友,在国内的家人病重,因为疫情、隔离、签证到期种种原因,没能及时赶回国见亲人最后一面,有的就彻底萎靡下去。刘思凡把对生活的期待降到最低,“好好活着,亲人健康,能吃上饭不饿死,不奢求任何其他的了。”

与疫情共处

顾涵的窗台上放了一本书《麻风医生》,讲述上个世纪大规模传染的麻风病,顾涵试图跳出当下的生活,浸入历史,获得慰藉,“黑死病持续了三个世纪,也许新冠疫情只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她了解了宋朝为了防疫是怎样屠城的,看到人类的悲剧依然在反复上演。因为乳腺结节而焦虑时,她读了《重病之王癌症传》,“所有事情摊开来说可能就好一些,要去直面它。”

顾涵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故事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人类拥有的最值得、最可嘉奖的特质就是坚定的信念,“坚定地选择一个东西,相信你的奋斗程序,不要摇摆。”

前两年,她感觉一切都很灰暗,没有意义,总是哭、怀疑自己,现在她申请了英国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硕士,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后的日子可能会一天比一天难过”。她把自己的状态形容为“无为”,“不做你不该做的,不想你不该想的。”

上大学之前,郑琪每天做的事情只有学习,所有人都告诉她,上一个好大学,就大功告成了。大学后,她反而被推向更加激烈的竞争中,身边的人不断向前追赶风口,预测下一个风口行业会在哪儿,何时到来。郑琪过着散漫的生活,看到别人奋力奔跑,她有些焦虑。

但在疫情时代,规划、预测都失效了,风口接连跌落。昨天的计划今天可能就实现不了,人们甚至都不敢买一张飞机票。郑琪不想再焦虑了,“以前会觉得做计划是有用的,做预测是有用的,但现在觉得规划人生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生活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接受不确定。”

这三年,从湖北老家到柏林,她认为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适应能力,“有一个新的状况出现,也许刚开始你会有一点惊慌失措,但最后都会适应。”郑琪已经幻想出,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不得不逃到乡下避难,重新学习种菜的情景。

2020年8月,欧洲疫情严重时,英国杜伦大学的吴晓搬去了朋友在郊区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有一个小花园。朋友每天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把一周的饭菜列出来,变着花样地做饭,他们还在客厅开辟了一个健身区。两个人每天看书,从人类学视角探讨很多问题,

那段时间,吴晓很少上网,在规律的生活中她找到了秩序感。那段日子也给了吴晓很大的力量,她后来返回国内工作,今年因为北京疫情被封闭在家,她仿照当时掌握的生活节奏,关注新闻的同时,也会放下手机,关心粮食、蔬菜和琐碎的日常,维持了稳定的情绪。

在美国,邢淅璇确诊了新冠。2021年1月份,新年到来,她却躺在床上,头晕,没有力气,身上很冷,她自测了一下抗原,阳了。邢淅璇不敢告诉国内的家人,她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尽快好起来,做了很多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疯狂喝牛奶,需要补充维生素D时,她就在窗边晒晒太阳。

邢淅璇想起一句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扇自己的窗户。”隔离的时候,这扇窗户就是跟世界的唯一连接。她出不了屋子,可以从窗户看到外面的天,知道天黑天明,时间流逝,可以看到别人的窗户,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在。她说:“新冠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人内心的恐惧放大了。”

她意识到生命短暂,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在这两年的荒诞时光里,怎么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减少割裂和孤独,在她的经验里,最好的方式是艺术,那是全人类的语言。她本科时主修比较文学、辅修法语和戏剧,母亲一直想让她读比较文学或者法语的硕博,这次,她坚定地申请了加州艺术学院的表演系专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要马上去做艺术。”

有一天,邢淅璇起得特别早,她听到窗外有轰鸣声,感受到纽约这个城市还活着,还在振动。封闭了两周后,她转阴了。她开始了创作,写了一个在天台上梦游的小女孩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经历:得了新冠,困在国外,不敢告诉家人,梦想受阻。

《天台梦游》最终在邢淅璇租的公寓的天台上做了第一场戏剧表演,中间下起了大雨,也没能熄灭演员和观众的热情,一共连演了21场。

邢淅璇在公寓天台演出话剧

这期间,邢淅璇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通知,2020届延期一年的毕业典礼也补办了。老师站在台上宣读她的名字,为她颁发毕业证书,她穿着宽大的学士服,和同学一起,把学士帽高高地抛向空中,她想起《侏罗纪公园》的台词,“Life finds a way.(生命总能找到出路)”。

最后一场演出结尾,追光灯照到小女孩的身上,她重新找到了船的航向,女孩说:“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戏关于孤独,关于悲哀,关于不能实现的心愿,关于计划赶不上变化,关于生活的残忍和无效的解决办法。”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轻快,“现在对于我来说,这出戏关于希望。我知道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未来还不能确定,但是我就相信,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不让未来的自己失望了。”

听好了,这是最后一句话了,她说:“总之,继续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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