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赢高考后，我从乡村到瑞士日内瓦

编者按：

2015年，莫敏第一次参加高考，语文作文不及格；2016年二战，她以644分的总成绩考入南京大学，高考作文分数差两分满分，并在四年后成功保研。目前，莫敏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实习。

莫敏说，即使自己考上了南京大学，也仅仅引发了一时轰动。几年过去，乡里辍学、打工的留守儿童并没有变少。当年的小学、初中同学里，不乏怀孕生子者。前段时间，朋友圈里有老同学在水滴筹给孩子筹钱看病。那一刻，她不寒而栗，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命运迷宫里的B面。

对留守儿童来说，缺乏开拓眼界的土壤，也缺乏“改变赛道”的资源。追求短期回报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被“恐怖游轮”式的循环钉在原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内卷”的原因之一。《奇葩说》里，刘擎教授这样定义“内卷”：“在一个低水平、缺乏创意的层面上展开过度的投入和过度的竞争，造成生产性、创造性不足的状态。”

以高考为例，考生往往投入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重复学过的知识，来争夺高校发放的入场券。

经历过超“卷”高考路的莫敏，最终圆梦联合国，走在了一条更宽敞的路上。她渐渐从“卷”中解脱出来，开始思考，开始探索。

口述：莫敏

1998年，我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漫江乡。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因为薪水微薄，路途遥远，一年只回家一次。我在乡里学校连着念完了小学和中学，当时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 最下排左二：童年时期的莫敏

大山里的日子在田间地头缓慢行进，有时我会跟爷爷奶奶去拔花生、掰玉米。爷爷是村里的“社牛”，农闲时就在家门口摆上摇椅，招徕乡亲们聊天。有一次对面邻居也摆了几把椅子，爷爷马上“吹胡子瞪眼”地开玩笑：“别和我抢‘生意’”。童年的耳濡目染让我对陌生环境毫不怵头，总能迅速融入。

△ 漫江乡的村庄

△ 漫江乡的街道

小时候，因为天生的白头发，我走在路上经常被嘲笑“白头翁”或者“怪物”。上初中后，我变得非常叛逆，妈妈为了管教我，专门辞掉外地的工作，回家开了一个餐馆。

其实妈妈小时候的成绩很好，但为了给家里筹钱盖房子，很早就辍学结婚。此后她一直在佛山的家具厂打工，还做过裁缝，她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她生我的时候，亲戚们说，连着生两个女孩，真没用。在他们眼里，生女孩子没用，女孩子读书更没用。但妈妈在读书学习上，一直对我和姐姐非常严厉。

有一天，我在房间写课外练习题，奶奶买来香蕉给我吃，我吃着香蕉看向窗外，几个同学正在邻居家的房顶上丢石子玩。那一年，全乡参加中考的只有二十多个人。我没有辜负家人的苦心，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 莫敏初中时，参加当地职高学生组织的舞蹈表演

刚进县城，接触到五六点就起床夹头发、画眉毛的同学时，我觉得她们好时髦，成天和她们混在一起。那时同学们中间流行听艾薇儿、泰勒·斯威夫特的歌。她们斑斓的发色、自由不羁的样子，营造出一种对国外环境新奇、包容的想象。我想，国外或许没有人会在意我的白头发。

一次回家，我看到初中时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在辍学打工后变得黝黑、瘦小，人字拖里的脚掌上泥斑遍布。昔日同学的落魄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出去。

2015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时的心情像箭在弦上，既紧张又兴奋。苦读十年，终于到了见分晓的时刻。只要正常发挥，我就不用暗无天日地做题了！

考完语文后，坐上回家的公交车，我听到其他考生在讨论作文题目：“今年居然要求写书信体……”我一脸懵，因为自己写成了议论文。我直接哭了，觉得“完了，达不到600分，上不了985高校，我要复读”。当天下午，我流着泪考完了数学。

出分了，语文 89，数学130，英语135。语文作文没及格的我，总分只比一本线高15分。

当时，学校老师为了升学率劝我报考，我就随便报了某工业大学。被录取后，我进了舍友群，突然觉得，我就直接去读本科吧，大不了以后再读个研，复读一年太累了。

△ 高三毕业后，莫敏与班长合影

但是我不甘心。高中毕业前，除了初中假期在东莞打过工，我从没离开过县城。很多家人甚至不会讲普通话。我想去大城市看看，于是和家人提出去上海旅游。

也是因为这一次出行，彻底坚定了我复读的想法。我们一家人到了上海，在地铁站，我表弟一个人跑上了地铁，拍打着车窗被带走。当时姑姑着急坏了，带着哭腔说：“为什么要和小薇（我的小名）出来啊！”我强忍焦急和委屈，向地铁的保安求助。他问，你弟弟什么样子？我说，我弟弟的衣服上写着....征村乡希望小学。在艰难地吐出“希望小学”四个字后，保安的眼神闪过一丝不屑。他什么都没有做。

我的自尊心被刺痛了。我想要被人尊重，想在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

我决定复读。

到了高四，在学校的补助下，我不用走读，住进了宿舍，每个月还能领一些生活费，基本不花家里的钱。但妈妈还是挤出钱，让我买了近1000块的辅导书，堆起来有半人高。每天，我从早上六点学到晚上一两点，困了就用圆规戳自己、用冷水脸洗。在早自习后的45分钟里，我在去食堂的路上背单词，在10分钟内吃完饭，跑回教室后，再做一份理综卷的选择题。

第二年，我以总分644的分数考入南京大学。其中，语文117，数学130，英语141，理综256。语文作文我写了擅长的议论文，差2分满分。

在考场上做题只敢“求稳”，我写了一篇总、分、总结构的“八股文”，具体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高考留给我的“遗产”只剩夙兴夜寐拼搏的感受。

2016年夏天，我一大早坐班车从漫江乡到修水县，再坐大巴到九江市，然后连夜坐火车到南京。与其说到南京，不如说到学校。作为大一新生，从火车站到学校宿舍，一路都有南大的志愿者接引。

△ 2016年，刚刚进入大学的莫敏

在南京时，食堂里最便宜的窗口，一顿铁板饭大概8块钱左右。爸妈一个月给我1500元生活费。只要不常在外面吃饭，钱就够用。此外，学校还有很多奖助学金可以申请。大一上学期，我拿到一个补助，可以免费领一件真维斯的外套。那是我第一次去大商场里“买”衣服。

在学校度过的第一个“双十一”，我买了电脑。我担心有人质疑贫困生怎么有钱买电脑，还特意去跟辅导员解释。当时有一个博士生，是2015级的辅导员，常常给我发各种奖学金、交换项目的信息。后来我知道他家在甘肃，家境比我还差，相似的成长环境让他格外体谅乡村学子的不易。他很少给我发实习信息，因为他觉得，在高校里深造能让我走得更远。

△ 莫敏在讲座上与诺贝尔奖得主合影

△ 莫敏和同学送别加拿大留学生

2017年的冬天，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 12月，我参加的社团AIESEC（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接到一个项目，要安排13个外国学生到中国支教。因为雨雪天气和学生的安全问题，南京的支教合作方毁约了，而这些外国学生已经抵达南京。

怎么办？这时，我想到了江西老家的乡村学校。

当时我翻出通讯录，给从前的同学、老师挨个打电话。一边拜托他们帮忙联系，一边自己挨个联系当地的公立学校。被拒绝后，我索性死马当活马医，又去联系私立学校。最终，一所私立学校不仅同意了1月份的支教，还给我们提供了住宿。

同样在2017年12月，那位博士朋友告诉我有一个贫困生专项的“瑞华圆梦奖学金”，可以为欧美的交换项目提供4万块经费。当时我被他叫到办公室，没收手机，“紧急培训”了一个小时。我们都知道，奖学金是我获得出国经费的唯一机会。

答辩顺利通过后，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那是我离家以来最快乐的时刻。

春节过后，我带着外国青年们来到县城。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体验中国生活，我找到儿时的朋友们，提供了host family（寄宿家庭）。这是我第一次在跨文化交际中结识到朋友。

2018年三月，我开始申请交流项目，五月，我通过了杜克大学的面试。南大为我提供了学费补助，我自己只需要再出一两万。八月份，我到达位于美国南部的校园。校园里风景开阔，有大片葱郁的森林，整体有点像“干净的大农村”。因为当时芝加哥发生了枪击案，除了白天上课，我基本不敢出门，也很少和同学交流。两周的交换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

回国后，我参加了2018年南大举办的国际组织人才暑期训练营，在这里我结识了我的一对一语伴——一位联合国纽约总部的雇员， 她常常分享工作中的轶事趣闻。我就这样第一次触碰到了联合国。

△ 莫敏和来自联合国的“语伴”

当时的我并不是最优秀的学员，但同组的学长学姐坚持把上台汇报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用英文演讲，到后半段，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九月份，我驾轻就熟地申请了意大利的交换项目，踏上亚平宁半岛。2018年底到2019年初，在半年的交换接近尾声时，我报名了南大参访欧洲国际组织的活动，作为候补人选的我，居然又一次成功入围。在欧洲，我品尝了各国的美食，现在还记得瑞士的饼是法国的五倍大。

除了见识到饼的参差，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伴。 我的室友是当时已经拿到了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录取通知的德馨学姐。我不敢奢望自己像她一样优秀，但看到新朋友的动态里金光闪闪的标签，我再一次有了“不甘心”的感觉。

回国我就开始投实习简历。我在教学立方实习过，也获得了德勤、埃森哲这类咨询公司的机会。

我也开始留意联合国相关的实习。前几次申请，我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淘汰了。但我觉得，我本来也“have nothing to lose”（没什么好失去的）。于是坚持不懈地投递。

2019年底，我申请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总部的实习，在面试和笔试后，迟迟没有回音。当时，非洲分部也在招这个岗位的实习生，南大就业中心的老师就推荐我去试试。我觉得纽约我恐怕是去不了，不等了，那就试试非洲呗。出乎意料的是，非洲分部的面试一下就通过了。我看着录取申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简单就到手了？

生活有时就像欧亨利的小说。 答应非洲后不久，我就收到了纽约的录取。我想，自己已经见识过不少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但还没体验过非洲的生活，于是仍然选择了非洲。

但2020年初，正值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很多人都被困在原地，我也不例外。就这样，我与联合国失之交臂。 这份“麦琪的礼物”在我手里轻飘飘地打了个旋，又被狂风吹跑了。那一刻，我很难分辨自己失去的究竟是玳瑁梳子，还是表链。我似乎卖掉了头发，也失去了名贵的怀表。

△ 莫敏收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通知

其实，频繁的交换和社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业。大一时，我的绩点是4.6，班里有96个人，我排前十，还是微积分的“课代表”。当时，有朋友跟我说，哇塞，看不出来啊。你每天这么忙，还能排前十。大二以来，我为AIESEC的社团活动翘过好几次课。

2020年毕业时，我的绩点下滑到4.4。当时那个博士朋友为我狠狠捏了一把汗，所幸，这个成绩最后还是让我顺利保研了。

△ 莫敏（左一）和同学在西北毕业旅行

步入研究生阶段，我仍然没有放下心里那个“联合国梦”。 我再次开始申请UNV（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面临着学校里优秀的竞争对手们，我压力很大，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如果19年顺利去了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还有点把握，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从南大、团中央到UNV，终于闯到最后一关——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我还是在面试环节被刷掉了。

申请过程中的磋磨让我对联合国的态度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自信心在不断被捏扁搓圆，另一方面，自我认知也在竞争中变得更加清晰。我始终觉得，我值得，不录用我是他们的损失。

在收到UNV拒信的当天，我马不停蹄地填写了WMO（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申请，机械地重复着提交简历、笔试、面试的流程。为了不让自己被焦虑的等待淹没，我还找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的实习。

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五，我被早上6点多的手机闹钟吵醒，正想关掉闹钟再睡一会儿，突然看到屏幕上赫然弹出一封邮件： Internship Contract - Controller's Office - Ms Min MO.（实习合同-财务总监办公室- Min MO女士 ）

我没再睡着。

那天，坐在互联网公司的实习工位上，我脑子里全是WMO的上司水谷先生说的话：“teleworking（远程办公）行不通，一定要去瑞士实地工作。”

这一次，没什么能阻拦我飞往日内瓦。

来到日内瓦，我开始了“半工半网课”的生活。除了在财务主任办公室处理审计建议、跟进进度之外，我还在信息系统处工作，负责用Grafana（一款用Go语言开发的开源数据可视化工具）收集数据，最终合成图表，并对网站状态作出预警。瑞士使用的网站和数据工具和我之前接触的差别很大，有的使用方法甚至不兼容。我头疼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在现在慢慢上手了。

△ 莫敏在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之前在国内的德勤实习，公司要求我们去外地出差，早上七点到项目处，晚上11点才下班。其实工作早就完成了，经理却要求员工“无效加班”。

在瑞士，工作环境里几乎不存在“内卷”。无论是“PUA”员工、以权压人，还是性骚扰，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从来不会被要求加班，更不会在周末上班。每个月有2.5天假期，即使部门老板再忙，也不会在假期给员工发邮件。

在日内瓦，最低工资是时薪23瑞氏法郎，按每周工作40小时算的话，一个月最低工资是四千瑞氏法郎（约合人民币三万）。而瑞士家庭中如果有子女上学，税收也会有所减少。

△ 莫敏在瑞士租住的公寓

△ 莫敏在瑞士通勤的交通卡

在瑞士宽进严出的教育体系中，只要通过（高中）最终考试的及格线，就可以随便选择诸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世联邦理工学院这样世界闻名的高校。

但他们的观念中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认为，只要精通一门手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如果生活遇到困难，可以申领每月一千法郎（约合人民币七千元）的经济援助，申请门槛并不高。因为职业歧视并不严重，瑞士学生基本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国内的评价机制在这里全部失效了。我突然觉得，曾经自己梦寐以求的一系列标签不过是填满了机构的名额。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

我开始改变此前交换经历中走马观花的习惯。敞开心扉，感受生活。在公交上，我认识了为了孩子抛弃事业的缅甸明星Kate； 在聚会上认识了出生在科学世家却对科学不感兴趣的Arno、获得全球经济学竞赛大奖，但计划去发展中国家为小孩做社会福利的Lory......随着朋友增多，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断探索自我。

△ 莫敏和朋友滑雪

△ 莫敏为便利店的老板拍照。这位老板会在莫敏给手机卡充值后请她喝饮料、吃零食

我有一位瑞士朋友，从初中开始就对编程非常感兴趣。他开发的软件中，有不少已经开始投入使用。高中毕业后，他开始研究公交车上的语音导览系统，并把这份爱好变成了创业方向。为了创业，他在两所大学里挂科，读了两年大一，又gap（间隔年）一年，然后在全球顶尖的酒店管理学院学习商科，现在还在上大三。家人不仅完全支持他的选择，还为他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聊起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瑞士的车都小而旧，中国却不乏车身高大的豪车。他说，瑞士占地面积小，公路也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充足的社会福利保障下，人们不会把代步工具当成彰显身份的象征。一切以经济、舒适为主。

目前，老板把我的工作延期到了12月底，又把我推荐给了另一个联合国单位，我有机会在2023年继续实习6个月。这段工作经历对我来说，也是停下来休憩、思考的珍贵时光。

从漫江乡到南京，再到日内瓦，我眼中世界的厚度在不断增加。我想继续看看更大的世界。

△ 莫敏近照

莫敏谈起从父母那里习得的生存智慧，说： “不卷就无法生存。” 父母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生产力亟待提高的阶段，因此有了外出工作的机会，但也最大程度地被压榨了体力、精力。为了生存，她的妈妈一个人打几份工，爸爸穿着鞋底都快掉了的鞋，几年都不添置新衣。他们的生活里从没有“轻松”二字。

莫敏说，家人的经历让她很少畏惧艰难。在经历过一次次筛选和竞争后，她终于为自己赢得了放慢脚步的机会。 下一段人生，她准备开始找寻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