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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赢高考后,我从乡村到瑞士日内瓦

编者按:

2015年,莫敏第一次参加高考,语文作文不及格;2016年二战,她以644分的总成绩考入南京大学,高考作文分数差两分满分,并在四年后成功保研。目前,莫敏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实习。

莫敏说,即使自己考上了南京大学,也仅仅引发了一时轰动。几年过去,乡里辍学、打工的留守儿童并没有变少。当年的小学、初中同学里,不乏怀孕生子者。前段时间,朋友圈里有老同学在水滴筹给孩子筹钱看病。那一刻,她不寒而栗,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命运迷宫里的B面。

对留守儿童来说,缺乏开拓眼界的土壤,也缺乏“改变赛道”的资源。追求短期回报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被“恐怖游轮”式的循环钉在原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内卷”的原因之一。《奇葩说》里,刘擎教授这样定义“内卷”:“在一个低水平、缺乏创意的层面上展开过度的投入和过度的竞争,造成生产性、创造性不足的状态。”

以高考为例,考生往往投入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重复学过的知识,来争夺高校发放的入场券。

经历过超“卷”高考路的莫敏,最终圆梦联合国,走在了一条更宽敞的路上。她渐渐从“卷”中解脱出来,开始思考,开始探索。

口述:莫敏

1998年,我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漫江乡。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因为薪水微薄,路途遥远,一年只回家一次。我在乡里学校连着念完了小学和中学,当时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 最下排左二:童年时期的莫敏

大山里的日子在田间地头缓慢行进,有时我会跟爷爷奶奶去拔花生、掰玉米。爷爷是村里的“社牛”,农闲时就在家门口摆上摇椅,招徕乡亲们聊天。有一次对面邻居也摆了几把椅子,爷爷马上“吹胡子瞪眼”地开玩笑:“别和我抢‘生意’”。童年的耳濡目染让我对陌生环境毫不怵头,总能迅速融入。

△ 漫江乡的村庄

△ 漫江乡的街道

小时候,因为天生的白头发,我走在路上经常被嘲笑“白头翁”或者“怪物”。上初中后,我变得非常叛逆,妈妈为了管教我,专门辞掉外地的工作,回家开了一个餐馆。

其实妈妈小时候的成绩很好,但为了给家里筹钱盖房子,很早就辍学结婚。此后她一直在佛山的家具厂打工,还做过裁缝,她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她生我的时候,亲戚们说,连着生两个女孩,真没用。在他们眼里,生女孩子没用,女孩子读书更没用。但妈妈在读书学习上,一直对我和姐姐非常严厉。

有一天,我在房间写课外练习题,奶奶买来香蕉给我吃,我吃着香蕉看向窗外,几个同学正在邻居家的房顶上丢石子玩。那一年,全乡参加中考的只有二十多个人。我没有辜负家人的苦心,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 莫敏初中时,参加当地职高学生组织的舞蹈表演

刚进县城,接触到五六点就起床夹头发、画眉毛的同学时,我觉得她们好时髦,成天和她们混在一起。那时同学们中间流行听艾薇儿、泰勒·斯威夫特的歌。她们斑斓的发色、自由不羁的样子,营造出一种对国外环境新奇、包容的想象。我想,国外或许没有人会在意我的白头发。

一次回家,我看到初中时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在辍学打工后变得黝黑、瘦小,人字拖里的脚掌上泥斑遍布。昔日同学的落魄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出去。

2015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时的心情像箭在弦上,既紧张又兴奋。苦读十年,终于到了见分晓的时刻。只要正常发挥,我就不用暗无天日地做题了!

考完语文后,坐上回家的公交车,我听到其他考生在讨论作文题目:“今年居然要求写书信体……”我一脸懵,因为自己写成了议论文。我直接哭了,觉得“完了,达不到600分,上不了985高校,我要复读”。当天下午,我流着泪考完了数学。

出分了,语文 89,数学130,英语135。语文作文没及格的我,总分只比一本线高15分。

当时,学校老师为了升学率劝我报考,我就随便报了某工业大学。被录取后,我进了舍友群,突然觉得,我就直接去读本科吧,大不了以后再读个研,复读一年太累了。

△ 高三毕业后,莫敏与班长合影

但是我不甘心。高中毕业前,除了初中假期在东莞打过工,我从没离开过县城。很多家人甚至不会讲普通话。我想去大城市看看,于是和家人提出去上海旅游。

也是因为这一次出行,彻底坚定了我复读的想法。我们一家人到了上海,在地铁站,我表弟一个人跑上了地铁,拍打着车窗被带走。当时姑姑着急坏了,带着哭腔说:“为什么要和小薇(我的小名)出来啊!”我强忍焦急和委屈,向地铁的保安求助。他问,你弟弟什么样子?我说,我弟弟的衣服上写着....征村乡希望小学。在艰难地吐出“希望小学”四个字后,保安的眼神闪过一丝不屑。他什么都没有做。

我的自尊心被刺痛了。我想要被人尊重,想在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

我决定复读。

到了高四,在学校的补助下,我不用走读,住进了宿舍,每个月还能领一些生活费,基本不花家里的钱。但妈妈还是挤出钱,让我买了近1000块的辅导书,堆起来有半人高。每天,我从早上六点学到晚上一两点,困了就用圆规戳自己、用冷水脸洗。在早自习后的45分钟里,我在去食堂的路上背单词,在10分钟内吃完饭,跑回教室后,再做一份理综卷的选择题。

第二年,我以总分644的分数考入南京大学。其中,语文117,数学130,英语141,理综256。语文作文我写了擅长的议论文,差2分满分。

在考场上做题只敢“求稳”,我写了一篇总、分、总结构的“八股文”,具体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高考留给我的“遗产”只剩夙兴夜寐拼搏的感受。

2016年夏天,我一大早坐班车从漫江乡到修水县,再坐大巴到九江市,然后连夜坐火车到南京。与其说到南京,不如说到学校。作为大一新生,从火车站到学校宿舍,一路都有南大的志愿者接引。

△ 2016年,刚刚进入大学的莫敏

在南京时,食堂里最便宜的窗口,一顿铁板饭大概8块钱左右。爸妈一个月给我1500元生活费。只要不常在外面吃饭,钱就够用。此外,学校还有很多奖助学金可以申请。大一上学期,我拿到一个补助,可以免费领一件真维斯的外套。那是我第一次去大商场里“买”衣服。

在学校度过的第一个“双十一”,我买了电脑。我担心有人质疑贫困生怎么有钱买电脑,还特意去跟辅导员解释。当时有一个博士生,是2015级的辅导员,常常给我发各种奖学金、交换项目的信息。后来我知道他家在甘肃,家境比我还差,相似的成长环境让他格外体谅乡村学子的不易。他很少给我发实习信息,因为他觉得,在高校里深造能让我走得更远。

△ 莫敏在讲座上与诺贝尔奖得主合影

△ 莫敏和同学送别加拿大留学生

2017年的冬天,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 12月,我参加的社团AIESEC(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接到一个项目,要安排13个外国学生到中国支教。因为雨雪天气和学生的安全问题,南京的支教合作方毁约了,而这些外国学生已经抵达南京。

怎么办?这时,我想到了江西老家的乡村学校。

当时我翻出通讯录,给从前的同学、老师挨个打电话。一边拜托他们帮忙联系,一边自己挨个联系当地的公立学校。被拒绝后,我索性死马当活马医,又去联系私立学校。最终,一所私立学校不仅同意了1月份的支教,还给我们提供了住宿。

同样在2017年12月,那位博士朋友告诉我有一个贫困生专项的“瑞华圆梦奖学金”,可以为欧美的交换项目提供4万块经费。当时我被他叫到办公室,没收手机,“紧急培训”了一个小时。我们都知道,奖学金是我获得出国经费的唯一机会。

答辩顺利通过后,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那是我离家以来最快乐的时刻。

春节过后,我带着外国青年们来到县城。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体验中国生活,我找到儿时的朋友们,提供了host family(寄宿家庭)。这是我第一次在跨文化交际中结识到朋友。

2018年三月,我开始申请交流项目,五月,我通过了杜克大学的面试。南大为我提供了学费补助,我自己只需要再出一两万。八月份,我到达位于美国南部的校园。校园里风景开阔,有大片葱郁的森林,整体有点像“干净的大农村”。因为当时芝加哥发生了枪击案,除了白天上课,我基本不敢出门,也很少和同学交流。两周的交换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

回国后,我参加了2018年南大举办的国际组织人才暑期训练营,在这里我结识了我的一对一语伴——一位联合国纽约总部的雇员, 她常常分享工作中的轶事趣闻。我就这样第一次触碰到了联合国。

△ 莫敏和来自联合国的“语伴”

当时的我并不是最优秀的学员,但同组的学长学姐坚持把上台汇报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用英文演讲,到后半段,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九月份,我驾轻就熟地申请了意大利的交换项目,踏上亚平宁半岛。2018年底到2019年初,在半年的交换接近尾声时,我报名了南大参访欧洲国际组织的活动,作为候补人选的我,居然又一次成功入围。在欧洲,我品尝了各国的美食,现在还记得瑞士的饼是法国的五倍大。

除了见识到饼的参差,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伴。 我的室友是当时已经拿到了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录取通知的德馨学姐。我不敢奢望自己像她一样优秀,但看到新朋友的动态里金光闪闪的标签,我再一次有了“不甘心”的感觉。

回国我就开始投实习简历。我在教学立方实习过,也获得了德勤、埃森哲这类咨询公司的机会。

我也开始留意联合国相关的实习。前几次申请,我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淘汰了。但我觉得,我本来也“have nothing to lose”(没什么好失去的)。于是坚持不懈地投递。

2019年底,我申请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总部的实习,在面试和笔试后,迟迟没有回音。当时,非洲分部也在招这个岗位的实习生,南大就业中心的老师就推荐我去试试。我觉得纽约我恐怕是去不了,不等了,那就试试非洲呗。出乎意料的是,非洲分部的面试一下就通过了。我看着录取申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简单就到手了?

生活有时就像欧亨利的小说。 答应非洲后不久,我就收到了纽约的录取。我想,自己已经见识过不少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但还没体验过非洲的生活,于是仍然选择了非洲。

但2020年初,正值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很多人都被困在原地,我也不例外。就这样,我与联合国失之交臂。 这份“麦琪的礼物”在我手里轻飘飘地打了个旋,又被狂风吹跑了。那一刻,我很难分辨自己失去的究竟是玳瑁梳子,还是表链。我似乎卖掉了头发,也失去了名贵的怀表。

△ 莫敏收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通知

其实,频繁的交换和社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业。大一时,我的绩点是4.6,班里有96个人,我排前十,还是微积分的“课代表”。当时,有朋友跟我说,哇塞,看不出来啊。你每天这么忙,还能排前十。大二以来,我为AIESEC的社团活动翘过好几次课。

2020年毕业时,我的绩点下滑到4.4。当时那个博士朋友为我狠狠捏了一把汗,所幸,这个成绩最后还是让我顺利保研了。

△ 莫敏(左一)和同学在西北毕业旅行

步入研究生阶段,我仍然没有放下心里那个“联合国梦”。 我再次开始申请UNV(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面临着学校里优秀的竞争对手们,我压力很大,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如果19年顺利去了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还有点把握,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从南大、团中央到UNV,终于闯到最后一关——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我还是在面试环节被刷掉了。

申请过程中的磋磨让我对联合国的态度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自信心在不断被捏扁搓圆,另一方面,自我认知也在竞争中变得更加清晰。我始终觉得,我值得,不录用我是他们的损失。

在收到UNV拒信的当天,我马不停蹄地填写了WMO(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申请,机械地重复着提交简历、笔试、面试的流程。为了不让自己被焦虑的等待淹没,我还找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的实习。

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五,我被早上6点多的手机闹钟吵醒,正想关掉闹钟再睡一会儿,突然看到屏幕上赫然弹出一封邮件: Internship Contract - Controller's Office - Ms Min MO.(实习合同-财务总监办公室- Min MO女士 )

我没再睡着。

那天,坐在互联网公司的实习工位上,我脑子里全是WMO的上司水谷先生说的话:“teleworking(远程办公)行不通,一定要去瑞士实地工作。”

这一次,没什么能阻拦我飞往日内瓦。

来到日内瓦,我开始了“半工半网课”的生活。除了在财务主任办公室处理审计建议、跟进进度之外,我还在信息系统处工作,负责用Grafana(一款用Go语言开发的开源数据可视化工具)收集数据,最终合成图表,并对网站状态作出预警。瑞士使用的网站和数据工具和我之前接触的差别很大,有的使用方法甚至不兼容。我头疼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在现在慢慢上手了。

△ 莫敏在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之前在国内的德勤实习,公司要求我们去外地出差,早上七点到项目处,晚上11点才下班。其实工作早就完成了,经理却要求员工“无效加班”。

在瑞士,工作环境里几乎不存在“内卷”。无论是“PUA”员工、以权压人,还是性骚扰,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从来不会被要求加班,更不会在周末上班。每个月有2.5天假期,即使部门老板再忙,也不会在假期给员工发邮件。

在日内瓦,最低工资是时薪23瑞氏法郎,按每周工作40小时算的话,一个月最低工资是四千瑞氏法郎(约合人民币三万)。而瑞士家庭中如果有子女上学,税收也会有所减少。

△ 莫敏在瑞士租住的公寓

△ 莫敏在瑞士通勤的交通卡

在瑞士宽进严出的教育体系中,只要通过(高中)最终考试的及格线,就可以随便选择诸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世联邦理工学院这样世界闻名的高校。

但他们的观念中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认为,只要精通一门手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如果生活遇到困难,可以申领每月一千法郎(约合人民币七千元)的经济援助,申请门槛并不高。因为职业歧视并不严重,瑞士学生基本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国内的评价机制在这里全部失效了。我突然觉得,曾经自己梦寐以求的一系列标签不过是填满了机构的名额。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

我开始改变此前交换经历中走马观花的习惯。敞开心扉,感受生活。在公交上,我认识了为了孩子抛弃事业的缅甸明星Kate; 在聚会上认识了出生在科学世家却对科学不感兴趣的Arno、获得全球经济学竞赛大奖,但计划去发展中国家为小孩做社会福利的Lory......随着朋友增多,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断探索自我。

△ 莫敏和朋友滑雪

△ 莫敏为便利店的老板拍照。这位老板会在莫敏给手机卡充值后请她喝饮料、吃零食

我有一位瑞士朋友,从初中开始就对编程非常感兴趣。他开发的软件中,有不少已经开始投入使用。高中毕业后,他开始研究公交车上的语音导览系统,并把这份爱好变成了创业方向。为了创业,他在两所大学里挂科,读了两年大一,又gap(间隔年)一年,然后在全球顶尖的酒店管理学院学习商科,现在还在上大三。家人不仅完全支持他的选择,还为他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聊起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瑞士的车都小而旧,中国却不乏车身高大的豪车。他说,瑞士占地面积小,公路也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充足的社会福利保障下,人们不会把代步工具当成彰显身份的象征。一切以经济、舒适为主。

目前,老板把我的工作延期到了12月底,又把我推荐给了另一个联合国单位,我有机会在2023年继续实习6个月。这段工作经历对我来说,也是停下来休憩、思考的珍贵时光。

从漫江乡到南京,再到日内瓦,我眼中世界的厚度在不断增加。我想继续看看更大的世界。

△ 莫敏近照

莫敏谈起从父母那里习得的生存智慧,说: “不卷就无法生存。” 父母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生产力亟待提高的阶段,因此有了外出工作的机会,但也最大程度地被压榨了体力、精力。为了生存,她的妈妈一个人打几份工,爸爸穿着鞋底都快掉了的鞋,几年都不添置新衣。他们的生活里从没有“轻松”二字。

莫敏说,家人的经历让她很少畏惧艰难。在经历过一次次筛选和竞争后,她终于为自己赢得了放慢脚步的机会。 下一段人生,她准备开始找寻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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