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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屏的顶流“三星堆” 越挖越让人困惑

“三星堆又上新了!”

今年相对沉寂的文博圈,迎来久违的热搜。

6月13日,央视新闻三小时全程直播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发布,

随后接连三天,

推出《三星堆新发现》第三季直播,

直击考古大棚、保护修复实验室现场,

超千万观众围观。

三星堆博物馆展厅文物

2020年重启的三星堆发掘,

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至今总计共发掘13000多件器物,

三星堆是中国文博圈的绝对顶流。

这次新出土的青铜神坛、龟背形网格状器、

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

让观众大呼惊奇,

就连考古学家也感叹:

“才挖了千分之一”,

“远远超出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既有认知”。

徐斐宏在三星堆发掘现场

参与此次三星堆遗址发掘

及文物保护的共约200人,

其中,150多人都是90后。

一条采访了其中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徐斐宏,

他是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

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

现任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师,

2020年11月,

他与上海大学团队前往四川广汉,

参与这一轮三星堆发掘。

我们请他讲解了最新发现,

及在考古现场的亲身经历。

自述:徐斐宏

新!与36年前发现的青铜器实现拼合

三星堆七、八号祭祀坑新出土 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与鸟脚人像拼合 图源:新华社

先说说新发现吧。6月16日的直播中,在修复实验室现场,三星堆八号坑新出土的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与1986年从二号坑出土的鸟脚人像,实现了拼合。

有一句评论说,“三十多年前的文物‘脱单了’”。

一件青铜器的不同部件,出现在不同的祭祀坑里,这个发现就很重要,证明了八号坑跟二号坑,这两个坑极有可能是三千多年前同时埋藏的。

进一步地看,八号坑出土的顶尊屈身倒立铜人像,觚部分应该有盖子,我们怀疑可能来自三号坑;而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它有一些部件可能落在七号坑,这样我们就能把二、三、七、八号坑4个坑,都串联起来看:它们可能都出自同一时期。

三星堆文物拼接示意图 图源:《又见三星堆》

可能观众看的时候觉得稀奇好玩,关注的是青铜器还可以这样拼接,是不是还有更多部件可以拼?……

对我们来说,如果把三星堆这几个祭祀坑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就要指向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三星堆的这几个坑,到底是什么用途?

现在初步可以这样认为,当年古蜀人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可能是宗教仪式,也可能是特殊事件,他们挖了至少4个坑,把一批对他们的文明来说最重要、最珍贵的器物,都埋藏了进去。

也就是说,这次拆解、埋藏的动作,是一次性的,而不是之前有一些观点认为,几个祭祀坑代表一种周期性的祭祀活动。

至于后续,埋藏的动机就是常规祭祀吗,还是其他非常规的活动?很多还有待讨论。

但这个新发现,很令我们兴奋,给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年轻考古工作者的日常

发掘三星堆三号坑时的工作照 徐斐宏供图

我们每天的工作非常循规蹈矩,早上9点抵达玻璃舱现场,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

考古工作都这样,看着好像发掘工作很轻松,但其实都还是比较琐碎的工作。

上:在考古现场建起的临时保护大棚 下:保护大棚内的发掘舱

在三星堆,工作的条件比往常好很多。在玻璃舱里面发掘,我们都是穿着保护服进去,跟往常灰头土脸地在户外、工地上发掘,就很不一样。

还有很多新的设备,新的技术,要适应、学习,有很多新的体验。

比如,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针对三星堆祭祀坑,设计了一套发掘工作法,我们也是现场学,包括发掘的方法、记录的方法。

归根到底,这还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其他的考古工作,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三星堆,确实新发现多一点,让人兴奋的点更多一点。

发掘三星堆三号坑时的工作照 前排左一为徐斐宏(供图者)

在三星堆,参与现场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确实都很年轻。

实际参与发掘的高校总共三所,三号坑是上海大学和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一起;六、七号坑现场工作是以四川大学为主,八号坑是北京大学为主。大家好多都互相认识,都是考古专业的前后辈。

我们三号坑的发掘团队,常驻现场是4到5人。老师是我一个,还有4个上海大学的研究生,很年轻。除了下坑的以外,还有记录数据的,摄影的,负责做整体测绘的等等。

清理大面具鼻腔内海贝 摄影:余嘉(图源:国家文物局)

大家工作的时候都是很专业的,工作之余,又都很逗比。

团队记录组兼摄影人员顺利,就把羊画到了画到了衣服上,因为三号坑出土的兽头,是大角羊的造型。

测绘组的两个年轻人,他们要去多个坑轮转,但是工位就安在我们这儿,互相配合得很默契,也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一边挖,一边突破既有认知

三星堆祭祀坑俯瞰: 在考古现场配备有应急保护实验室,是中国首例 图源:四川广播电视报微博

三星堆最早的发掘是在1986年,当时挖掘的一、二号坑。

2019年末,在一、二号坑附近,又陆续定位了三到八号坑,2020年重启了对这6个坑的发掘。两年半过去,现场发掘进入收尾阶段。

即使有1986年那批出土文物作为我们对三星堆的基础认知,这次重启发掘,还是突破了我们的认知框架,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

有时我们在现场就觉得,发现的东西“很离谱”,很多完全超乎想象。这是三星堆考古跟其他考古不一样的一点。

八号坑出土青铜神坛

八号坑这次出土了一件近1米高的青铜神坛,可能是同时期最复杂的青铜器物。

神坛的平台上铸造了姿态各异的13个“人像”,单个元素,我们在其他坑出土的青铜器中见过类似的。但是想不到还能这么互相组合:有的在四角跪坐,有的在正中端坐,还有的抬着更上面的平台。

尤其是背着铜罍(lei)的人像,是首次发现。

青铜神坛(局部)

央视直播中讲解青铜神坛

我们以往解读青铜神树,还可以用《山海经》里的描述,诸如“扶桑”、“建木”,去对照解释。但面对多元素组合的复杂神坛,它表达什么,能从传世文献里找到灵感和物证吗?

这样的神坛应当不是在模拟真实的古蜀人会去做的仪式,而是以各个方位托举神兽的方式,象征性地表达当时人的宇宙观、世界观。

不光是考古学家,还需要有民族学、社会学家,一起加入进来讨论。

“人顶觚”、“人顶尊”青铜器

“人顶觚”,就是人像顶着的高挑的觚形尊,觚的造型,可以认为是古蜀人在中原器型基础上,以他们的理解改出来的。

在中原的青铜文化里,尊、罍、觚,是礼仪中的酒器。在三星堆出土文物这儿,相似的器物造型,有时会专门有个人物形象与之相配,“人顶尊”的造型,重复出现。

他们把中原青铜文化吸收,重新改造,再进行解读和阐释,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这是我们之前不太熟悉的例子,也很有意思,跟当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有关系,都有待深入探讨。

尽管青铜的技术工艺上,并不一定说三星堆就比中原高,但是这些器物所反映出来的想象力、复杂程度,是同时期的青铜器文明里非常罕见的。

取青铜面具时,整个发掘区停下来围观
 

我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毕业,2020年9月入职上海大学,11月就被派到三星堆去参加发掘工作,负责三号坑。

提取青铜面具 图源:《又见三星堆》纪录片

其中最难忘的,比如说是三号坑青铜面具的发现。它是目前所有坑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耳朵到耳朵之间差不多是1.35米,整个通高是74厘米。

当时器物被近10根象牙迭压。象牙和面具的关系搞清楚后,按顺序先提取象牙,以及面具内部的小件器物,最后提取面具。整个过程前后持续了约一周。

大面具出坑 摄影:余嘉(图源:国家文物局)

▲青铜大面具 摄影:江聪(图源:国家文物局)

在坑里面的时候,这件大面具它是“脸”朝下的,真正把它放在桌子上,放正,你的脸跟它对视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震撼的,它太大了。

到现在也是唯一一次,整个发掘区都停下来,去看我们取大面具。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发掘工作相对简单,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完的事情,更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多的事还在后面,大量的保护修复工作,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

如果按照高标准来考量,这两年出土这么多件器物,后续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尽管现在的技术手段,能帮我们提升一些后续的工作效率,但做个类比的话,1986年的考古发掘,两个坑,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是13年后才出来的。

认识三星堆文明,完全依赖考古学工作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图

这次重启三星堆发掘,不是一个紧迫的、被动的发掘,考古的原则是以保护为主。

之前文物保护的力量条件没有跟上,比如说遇到象牙该怎么解决,现在都有解决方案。

就是在这些条件成熟了之后,时隔30多年,我们重启了三星堆的发掘,由四川省文物局做了整体的决策规划。

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器、金器

为什么三星堆那么重要?

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议题,“中国考古学的初心”。中国百年的现代考古学的开始,就是河南殷墟发掘,证实了商代。

而三星堆所处的时期,就定位在商代晚期。这是时间的纵向维度上,三星堆所处的重要位置。

而横向的角度,是我们要从地理维度上充分了解中华文明,从中原,到蜀地的三星堆文明,它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文化的认识。

在史书里,几乎没有关于三星堆的记载,只有一些零星的传说。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复原,之所以它能够展现在我们今人面前,完全是考古学的工作,没有考古学,我们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文明存在。

三星堆博物馆展厅中的文物

建设中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效果图)

考古,还是相对小众的领域。

像盗墓影视剧、小说的流行,大众对考古感兴趣了,但也有不少误解;以及,还是有人会觉得三星堆是“外星人的文明”,甚至有网友问,这是不是在挖恐龙啊,这和我们的工作也差得很远。

这次三星堆重启发掘,让我们的工作受到这么空前的社会关注,成为了刷屏的社会热点,一方面觉得也很高兴,另一方面我也在想,怎么让公众更多地理解,我们这个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

考古工作者如何处理与大众、与媒体的关系,我想还处于探索阶段,值得经验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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