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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演员 一句玩笑话便引出的灾祸

吴祖光与新凤霞

19岁时,吴祖光创作了抗战话剧《凤凰城》,被誉为“戏剧神童”。30岁时,他以其《风雪夜归人》等多部剧作蜚声剧坛。40岁时,他因一次简短发言跌落红尘,引出旧案“二流堂”,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

晚年,提及往事,吴祖光感慨万端:二流堂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结果被一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运动家,将其编造为一个轰动全国的冤案。从昏天黑地的反右开始,到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以为会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到最后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四处内查外调,最终却证明只是一场闹剧,真是可悲可笑。

事情的由来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搭建简易房,供来自沦陷区的文化人居住。当年,唐瑜也在重庆自费造屋,招待流落于此的朋友。文化人夏衍住进简易房后,经过了一番改造装饰,将房屋布置得十分雅致温馨,并赋予“碧庐”的名称。住在旁边的吴祖光、盛家伦等人,受其感染,也纷纷效仿,将“碧庐”连成了一排雅致的“别墅”样房屋,吸引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目光,相约前来拜访做客。

客人中,以相距不远中央剧社、中华剧艺社的青年作家和演员居多,常常高朋满座。大家在这里探讨文学,关注时事,也举办舞会,成为当时重庆一个著名的文化沙龙。

此间,周恩来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曾家岩有个常设机构,与文艺界保持着紧密联系,主要是通过夏衍传达延安信息,馈赠从延安带来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

有一次,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组,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从未见过,感觉十分新鲜。剧中有个情节,妹妹去地里送饭,开荒的哥哥假装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是一个从未听闻过的陕北名词,让人耳目一新,感觉非常新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恰好,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常常熬夜写作,日上三竿还在睡觉,吃饭也不定时。尤其是和大家相邻居住的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读了那么多书,却一字不写,大家都调侃他“光吃不拉”,很像一个“二流子”。

盛家伦才华横溢,口才极好,岂能吃亏,于是反驳说大家都彼此彼此,你们看夏衍做过几次饭?吴祖光穿的衣服,都一个月了,换过吗?还有胡风,早上可能脸都没洗。大家谁也别笑谁,都是“二流子”。

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吵个不停,郭沫若便说:“我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欣然赞同。徐冰就叫人拿纸笔来,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结果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好作罢。但“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诗人柳亚子向毛泽东索句,获赠手书《沁园春·雪》。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吴祖光通过多渠道获得了三份手抄稿,经过核对整理,吴祖光在他编辑的《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以《毛词·沁园春》为标题,率先发表了《沁园春•雪》。

此后,因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回迁南京,聚集在重庆的文化人士,也先后离开重庆,各奔前程。吴祖光在1947年去了香港,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吴祖光离港北上,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当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的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其中一间楼房分租给了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租住。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婚后,租住了进门一排六间的平房。

一群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的碧庐旧人。消息传开,都说“二流堂”在北京又重新开张了。

当年,吴祖光与评剧皇后新凤霞的婚姻,在北京可谓名动一时。

非但婚姻,这吴祖光在“二流堂”也是个著名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慕名上门拜访求教,杜高、田庄、陶冶就经常聚集在他周围。这批人被称作“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3年,开展肃反运动,有人发现这个地方很奇怪,许多艺术家在这里进进出出。老的有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有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聚于一堂,到底在干什么?

有一天,吴祖光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的电话,要他去谈一谈"二流堂"的问题。吴祖光觉得有点不解,“二流堂”就是个玩笑,有什么问题需要谈的?

吴祖光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文艺界开会,周恩来在会上问:“今天到会的,有哪些是住过二流堂的人啊?”下来后,中宣部就委托田方打听一下。吴祖光听说是这件事,也没多想,就把当年“二流堂”得名的来历说了一下,并把在重庆时住过二流堂的胡风、夏衍、盛家伦等人的名字向田方做了汇报。

事情过了,吴祖光也就忘了。没想到1955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被捕,随即,二流堂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没过多久,文化部就下发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认为二流堂参与了胡风反党集团,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但由于没有证据,包括吴祖光在内的二流堂成员,最终被周恩来保护了起来,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

1957年5月,吴祖光受邀参加“提意见”座谈会。当时整风正盛,新凤霞提醒他说:“这个时候你最好别说话!别去开会。”

文联来人接他去开会时,新凤霞叉着腰堵在门口,不让吴祖光出去。汽车在大门外按喇叭,接他的人在一旁催促,一向温顺的妻子却坚持不肯放行。一向温和的吴祖光无法可想,只能将新凤霞狠劲推到一边,头也不回地走了。座谈会上,吴祖光直言: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这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杜绝!

吴祖光的发言,被田汉加了一个《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了吴祖光右派的铁证。

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一起干什么?说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件事让专案组一分析,认为二流堂这是要办机关刊物。

很快,文化部发表了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的文章,对吴祖光和二流堂进行批判,并且给吴祖光扣上了一顶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不久即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

新凤霞也受到牵连,被层层审问。有个领导对她说:“你是个好演员,前途远大,要跟吴祖光划清界限,别为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牺牲前途,太不值得了。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面对威胁利诱,新凤霞直截了当答复说:“不管吴祖光到哪儿,到什么地步,他都是我丈夫,我都永远等他。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我等他28年!”

那时,新凤霞依然是观众心目中的明星,大家就想看她演出。大幕拉开,新凤霞登台亮相,观众喝彩。演出结束,她还要去后台扫厕所、倒痰盂。

三年后,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久别重逢,新凤霞把家布置得如同过年,她要让整人的人看看,她与吴祖光还是恩恩爱爱的一家人。

1966年,文革降临,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派们统统被揪出来后,又才轮到老右派们。“二流堂”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二流堂被政治化了,从开初的思想意识问题,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而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将二流堂的人抓捕关押起来。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新凤霞成了二流堂堂嫂,黄苗子和郁风被关进监狱。盛家伦在反右前病逝,否则,一样逃脱不了。

当时,受二流堂案牵扯的文化界人士很多,除了吴祖光、夏衍等人外,就连抗战时去过重庆二流堂作客的阳翰笙、赵丹、叶浅予、田汉、聂绀弩等文艺界人士,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1979年6月,二流堂的事情终于有了新结论,文化部发文宣布,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已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未能熬过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则被整整关了7年的监狱。吴祖光、新凤霞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新凤霞腿被打残,再也不能登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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