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发生的医闹,和等不到安检的中国医生

医院中的恶性伤人事件近年来屡见报端，唤起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与关注，尽管悲剧发生后，地方政府、医院都曾积极推动安检措施进医院，但实施层面上却遭遇层层阻碍。

丁香园曾在微博上就“你所在的医院现在有安检吗？”这一问题发起投票，在 1944 名参与投票的人中，有 328 名网友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中有安检，而投下否定票的，则有 1320 人，对于在院工作的医生来说，安全保障仍是一个迟迟难以落地的问题。

微博投票截图

谁是安检进医院的拦路虎？

政策不推就不动

近些年，地方医院大规模落实安检工作的背后，往往是政策作为强力推手。

譬如澎湃新闻报道称南宁市卫健委在 2020 年初发布了一项政策，要求市属各三级医疗机构开展医院安检工作，并将其列入考核。在这一政策要求下，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很快地就在医院门口设置安检门，配备了金属探测器，安排了 38 名安保人员负责医院的安保工作。

除南宁外，北京在 2020 年 7 月 1 日颁布《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后，北京医院也迅速开启了他们的安检工作进程。据北青网报道，该《规定》实施一年后，北京已有 279 家医院开展了安检工作，其中三级医院已实现全覆盖。全市已有 262 家医院安装了一键报警装置，86 家医院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

到了 2021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八部门更是在国家层面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各地要深化警医合作，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也应当加快相关案件的工作进度。我国还要做好涉医案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

《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然而在中央层面发布相关政策后，许多地方并未出台进一步的具体措施，地方政策的难产，成为了一些地方医院没有安检机的原因之一。一位来自沈阳的三甲医院医生表示，在我国的公立医院中，院方如果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不会推进安检工作的展开。

上海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也表示：“上海医院没有安检机也是因为上海没有这个惯例。北京能够很快地落实安检机的安装，靠的是陶勇医生受伤这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的推动。在缺失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上海很难把这件事情放在比较靠前的议程上”。

成本 or 收效，功利的天平

在讨论医院安装安检机这一问题的时候，多位医生都会提及“成本”这一问题。上海某三甲的一位医生认为：“目前地铁高铁等场所之所以有安检机是因为这些地方一旦发生恶性事情，损失十分巨大，人员数量的庞大以及地铁高铁昂贵的造价，都是这些场所实施安检的重要原因。”

“在医院中，除非损失发生在 B 超科、影像科或者是有大型器械的地方，否则伤害可能只局限在部分医生身上，所以也不愿意去改善这个问题，不愿意为此付出。”

“虽然这样的观点很功利，甚至看轻自己”，医生无奈地表示。

不过这位医生也表达了自己的其他考量：“今年上海发生疫情后，不少医院经营状况受到影响。在这样的压力下，购买安检机这样一个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措施必然会被延后和推迟”。还有医生指出，医院的成本预算都需要预前规划，不可能突然落实某件事情，医生内部也会对安检落实后带来的好处与麻烦怀有顾虑。

医生们的这一顾虑并非杞人忧天，有研究在对北京医院的安检工作效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安检机在工作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对可疑物品的敏感性，一般会有 15～20% 的报警率。在高峰时刻，机器报警后的人工查验就容易造成人员的聚集和拥堵。

北京儿童医院增设统一安检入口

医院作为特殊开放空间，不同于机场、高铁站等区域，大量行动不便或有传染疾病的人拥挤在一起，可能导致多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但不论付出的成本如何，在和医生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检机在提升医生安全感上的巨大收益。

某广州三甲的规培医生称，她所在的医院配备过一段时间的安检机，这让当时的她感到很心安。因为医院的安检机能够查出一些危险物品，避免自己的医院发生一些严重的恶性事件。

后来安检机撤掉后，医院安装的人脸识别系统虽然能够确保她身处的住院部安全，但当她每次来到门诊区域，“还是觉得人很多、很乱，我们医生的安全感只能寄托在医院安保人员身上”。

但是安保人员能够在保护医生安全上能发挥多大的效果，多位医生都有顾虑。

有的医生表示医院的安保人员更多只是一种劝架的角色，只能处理一些非即时的、偏言语性的冲突。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这些外包的安保人员是来不及处置的。

有的医生则表示她对他们医院安保人员的工作是持满意态度的，但是她也会担心在突发事态下，安保人员会力不从心。所以她希望医院能够有安检设施，这样起码能够将管制刀具等利器隔绝在医院的大门之外。

医院和安检，似乎不合拍

中国医院在开展安检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主观方面的掣肘，还应看到客观方面的矛盾。比如有的医生就认为设置安检机后医院将变得层层设关，肯定很不利于民众就医。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疫情开始后医院就规定只能有一名陪护，如果患者存在特殊情况，患者家属就要填写一些很繁琐的申请，这就够引起大家的抱怨了，要是再加上安检，大家的意见可能会更大”，一位厦门的医生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北京医院增设安检设施后患者进入医院需要排队

不只是患者不理解，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表示，在医院开展安检工作的可行性上，医生们其实也有很多不统一的想法。上海的一位医生也认为安检机只能有限地解决医生的安全问题。“真有一个大汉，拎起凳子和电脑显示器就可以打你”，这位医生如是说。

安检机除了与医院中的人存在矛盾之外，与场所本身也有冲突。有研究指出，大多数医院在建设初期并未对安检设备设置专门场地，入口设置也未考虑安检需求。

除此之外，由于医院的进院入口非常多，有些医院在安装安检机的时候只会在部分主要入口设置安检通道，一些人流量较小的入口是没有安检设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医院并不能保证所有能够进入医院并接触医护人员的人员全部都是经过安检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不过尽管安检机进医院这件事存在很多问题，医生们依然十分期待医院里能够有安检工作，他们认为在无法根本地改变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的前提下，安检就是一个最基本保守的处理方法。上海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说：“如果你无法像大禹治水那样去疏通它，你就只能堵。”

然而当很多年轻医生询问领导医院的安检工作时，他们只能等来领导的一句“不要讨论”。

这样的现实让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同时也很困惑：“医院可以安装大量闸机来查验绿码，安装一个安检机会是很难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