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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意味着什么?

在广东省惠来县览表村,有一所开办了七年的新女子夜校。来这里上课的,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潮汕女性,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是三年级,她们在迈入中年(或者老年)、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后,坐进教室,每晚学习五个简单的生字。而为她们担任老师的,是几位也仅仅读到初中或小学毕业的女性同乡。

女性的道路如此漫长,我待在览表这个小渔村写这个故事时,外部有许多令人沮丧的新闻发生,当我们为女性权利的损害和倒退感到挫败的当下,这个故事也许能带来微小的抚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群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女性是如何走出了自己的小房间。在一种更为艰难和无望的境遇下,她们中的一些人自认字始,自学写自己的名字始,依然找到了那条看见自己、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的生命道路。

新女子夜校

林赛竹的微信名是“林春竹”,别人帮她申请的,不小心把“赛”写成了“春”。她不识字,在很长时间里没能意识到这个错误。

当然,这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件小事,不是多么大的困扰。在广东惠来县览表村,这个潮汕女人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忙碌,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每天要打两份工,生活没有留给她太多看手机的缝隙。

每天早晚6点,她准时去镇上一家机构做清洁工。其余时间,她在村里一处正在修建的家祠做力工,那是工地上技术含量最低、也最累的工种,她戴着橡胶手套在烈日下搬砖头、和水泥、不断把30多斤重的砂浆桶举过头顶,递给高处的工友……即便对于壮年男性,这都是一份沉重的体力劳动,但53岁的林赛竹看上去习以为常,一次能稳稳拎起两桶砂浆。近10小时的劳作后,她能赚120块钱。

林赛竹在工地上干活 ©张月

过往的十几年里,她辗转于不同的工地,生活几乎日日如此,就像村头大桥下的鳌江,灰色的江水开阔而平静,日复一日穿过这个小渔村,和缓地汇入南海,很少泛起大波澜。

只在每周一、三、五的夜晚,生活会有微小的变化。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后,她会仔细洗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骑着小电驴去览表村的新女子夜校上课。每个夜晚,她学习五个字,有时学了忘,忘了便再学,她已在这里坚持了5年。她曾因为家务太多而迟到,但绝不请假。令夜校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林赛竹也还是来上课了。

这所已经办了将近七年的夜校隐于一个热闹的杂货市场背后,在一间潮汕老屋的二楼,白墙黑瓦,木门和窗棂都有些斑驳了,二楼外的阳台面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来这里上课的,是十几位潮汕女人。她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是三年级(但很少见)。她们和林赛竹一样,在迈入中年(或老年)之后,卸下生育责任,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后来到这里,每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识字。

学员们在上课 ©览表村图书室

这是她们沉重日常里极为少见的缝隙。平日,她们是母亲,或是不得不带着孙女一起来上课的祖母。她们当中有人已经60岁了,仍在工地上做苦力。有人每天凌晨三点爬起来,和丈夫去蔬菜批发市场上卖菜。她们当中几乎没有纯然的家庭主妇,即使不打工,也会从村里的内衣厂和零件厂找些零活回家做。晚上来上课时,有人念着课文打起了哈欠 。

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愿望很简单: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林赛竹记得,早年打工时,大家排队领工资,领完签名,“女的不会签,男的就会签。”她和其他女工都是按手印。还有人想学会辨认厕所,一个50多岁的学员告诉我,儿子有一次带她去广州,她想上公共厕所却不认识“男”和“女”,也不敢问别人,就一直站在厕所外面,等着有女性使用,好跟进去。她不记得自己在外面等了多久,但记住了那种每一秒都很煎熬的感觉,仿佛每个经过的路人都识破了她不识字这令人羞愧的事实。

览表村 ©张月

学员们的手机里通常只有两个App,一个是微信(只会发语音),另一个是短视频。其他App一旦进入到用字的环节就卡住,一位养猪的学员告诉我,每次用通讯录找人,或者在淘宝上买东西,她都需要丈夫或朋友帮忙,“你觉得自己像个猪一样。”

还有一位学员想认字的原因比较特殊,她常常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发微信,她不识字,丈夫并不避讳她,看上去一派坦然,几次之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开始认字。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是,给这些年老而疲惫的女性上课的并非职业教师,而是一群同样早年辍学的潮汕女性。夜校共有4位老师,20岁的林楚玲拥有团队中最高的学历,初三。今年4月加入的黄碧莲读到了初一,21岁的吴瑶儿则在小学六年级辍学,34岁的蓝茂秀读到了初二(后来上中专)。此外还有一位助教刘少玉,44岁的她只读到了五年级。这些老师和学员一样,没有被太多的教育机会眷顾过,只是幸运地往前多走了一小段路。

对于那一小段路,老师们并不自信。吴瑶儿是个笑容腼腆的姑娘,说话很轻柔,她告诉我,自己常收到林赛竹的微信,问某个字怎么写,有时候她也不会,要百度一下才能发给林赛竹。在每次上课之前,她和同事会提前好几个小时检查对方的板书。

6月15日这天,她要教大家歌、挤、夜、牢、稳这五个生字,那五个生字来自于小学课本《日有所诵》中的一首童谣《挤呀挤歌》:“黑夜想挤开树,树牢牢的……黑夜想挤倒屋,屋稳稳的……黑夜因为太用力,把太阳挤出了大地。”课晚上八点开始,下午四点半她就把这首童谣抄到黑板上,然后拍了照片发到群里,很快有同事指出,“牢”字的第二道横太短了,她又赶紧擦掉重写。

黑板上的《挤呀挤呀歌》©张月

不过,老师身上的这种紧张感很难在夜校的创办人吴利珠身上看到,尽管她只读到了三年级,自称是团队里学历最低的人。她是本地人,此前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多年,当她回到家乡,一开始只是想丰富村里女性的生活,请人教她们穿衣打扮,做一些简单的亲子教育,那更像是一种轻松的妇女聚会,被称为“妈妈班”。但也是在聚会的时刻,她发现妈妈们普遍有“不识字”的困扰,这才开始筹办夜校。

2017年3月,夜校正式开班前,吴利珠不想要扫盲班或妈妈班这种“听上去就很一般”的称呼,她召集妈妈们开会,想集思广益给夜校起个特别的名字。那同样是一个夜晚,十来位妈妈把家务做完,稳住孩子,来到平时聚会的图书室,她们赤脚盘腿坐在垫着泡沫板的地上,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吴利珠记得,有人提出了一条意见,“妈妈班”不应局限于“妈妈”,而应该面向所有愿意学习的女性。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名字,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有人提出了很好笑的名字,讨论的气氛也很热闹,轮到一位40多岁、开五金店的妈妈时,她想了一会儿说:“我们都想识字,是新时代的女子,就叫新女子夜校怎么样?”

这个名字全票通过。

篱笆那边

吴利珠一开始请来上课的,是当地小学的四位语文老师,张泽双是其中之一。她记得,刚开班时场面非常盛大,有将近50个学员,还要分成两个班。最开始,每周有五节课,每天从晚八点上到九点半。每个学员一个月要交200块的学费,用于支付老师们的讲课费。有一位70多岁的母亲帮40岁的女儿交了学费,说希望弥补早年没让女儿读书的愧疚。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

第一节课通常是写名字,张泽双发现很多学员连笔都没有握过,有一个学员紧紧用拳头圈住笔来写。她得握住她们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们,一个学员跟她说:“握一支笔比握锄头还辛苦。”她们在田字格上描名字,刚开始一个字要占四个格,占两格,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把字框到一个格子里。

学员练习写字©张月

52岁的郭赛吟是从旁边镇上来上课的,她记得,自己整整花了两个星期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开始郭字总是忘记右耳刀,有一次实在没辙了,她把右耳刀补在了“吟”的后面,学会了一个字,又忘记了另一个。她家离夜校很远,骑小电驴要骑半个多小时,来的路上连路灯都没有,还会经过几座坟墓,但她并不害怕,她告诉我,来的时候是兴奋的,车也开得快,但回去的时候心情总是惨淡,“就是写不会啊。”

好在她是个能自我开解的人,每次都抱着“再坚持一次看能不能学多一两个字”的心态,最后坚持了一个学期。她最终记住了自己那个复杂的名字,还认识了“大”和“小”,能辨别天气软件上的大雨和小雨,比较得意的是认识了“多”,可以认出手机上的“拼多多”了。

学员在纸上练习写“览表村” ©览表村图书室

课程设计往往是因实际的困境而来。因为绝大部分学员不会讲普通话,吴利珠希望她们课堂上也尽量用普通话交流。有些学员表示自己不会算账,夜校还开过几节简单的数学课,老师编成《数字歌》教她们。有学员问:“老师,今天学了忘记了怎么办。”老师说:“忘了就对了,你要是都记住了就毕业了。”

课本里有一些简单的童诗,有一次教的是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篱笆那边》。

篱笆那边

有草莓一颗

我知道,如果我愿

我可以爬过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

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我猜,如果

他也是个孩子

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

爬过!

这是狄金森最著名的短诗之一,她一生深居简出,在寂寞和孤独中完成了上千首诗的写作,死后才出版。后世在理解这首诗时,通常将草莓理解为世间令人向往的事物,比如自由的生活、美好的爱情,而篱笆是社会加诸于人的精神或思想上的无形束缚。它最终留下了一个悬念,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最后爬过那道篱笆了吗?

在夜校,语文老师没有给学员们讲这首诗更深的内涵,它仅仅被用来学习生字。老师念完之后,下面有一个妈妈打趣说:“有草莓吃,我也会爬过去。”大家都笑了。

但夜校欣欣向荣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

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

“我后来想,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妇女的工作。我之前打了那么多工,我也遭受过冷眼,遭受过各种各样东西,因为你的局限,因为你的知识,所以你会遭受这种东西。”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她听不懂“无利不起早”,没太大的反应,朋友后来给她做了解释,她在向我回忆时笑骂:“王八蛋,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很希望她们也去学习,我就会很怕她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吴利珠在办夜校之前面向乡村孩子阅读的公益尝试)的工作人员上课。

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览表图书室 ©览表村图书室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不收学费,也不能募捐,只能靠自己了。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

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

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

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

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

我感觉自己越来喜欢给妈妈们上课了,不知道为什么给她们上课我心里感到很喜悦,一点也不紧张。玉姐(刘少玉)还调侃我,说我站在讲台上很有老师的范儿,给她这么一说我也信心满满,希望我越教越好。(一个握拳)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她发现,那些妈妈们有时候像个小姑娘,“你的一个夸赞,她们会高兴好久。”

吴瑶儿为学员批改的作业 ©张月

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

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她渐渐喜欢上了给这些比她年长很多的女性们上课,有时候会为这些学员们造的句子而感到惊叹,那些毫无矫饰的句子会闪现她们被密不透风的生活遮蔽的心灵,一位建筑女工曾这样写过:

今天:我今天想去玩。

看见:我看见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

下雨:好久没下雨了,我要下雨。

美丽:世界好美丽。

眼泪:你今天为什么流眼泪?

“吃了老鼠药都没死,你说厉不厉害”

吴泉秀去上夜校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原因,是从电视上看来的,“识字才有可能出头,不认字怎么能发财呢?肯定发不了。”

2018年去上夜校时,是她最贫穷的时候。丈夫此前由于吸毒被强制关进戒毒所20个月,她靠养猪抚养家里的五个孩子。为了省钱,她在午饭和晚饭之后去饭店和人家门口收泔水,用这免费的剩菜剩饭喂家里的7头猪。日子久了,对方都认识她,会把泔水倒在一起留给她。

她记得自己当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戴着口罩和帽子,每天和猪、泔水打交道,身上弥漫着难闻的味道。“我那些朋友看到我都不想跟我打招呼,但我想,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了。”她说。

但是去上夜校的时候,她会很仔仔细细地洗个澡,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去,“不想给人家闻到那些味道”。曾经的老师张泽双记得,吴泉秀通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两排,“我怕人家瞧不起我,所以不跟人家聊天。”大部分时间,她专注于写字。识字艰难,但内心平静,“其他事情不想,就很安心地写字,想怎么写、怎么把作业做出来。”除了母猪下小猪崽的时候,她很少缺课。婆婆常有意见,“你老公不在家,你还天天那么晚跑出去。”但她不管,还是要去。

以前上药店给猪买药,她都要带上原先的药盒,仔细比对笔画的走向,分量也需要药店的人帮她标好。上了半年夜校之后,她能一点一点看着说明书给猪配药了,也不用再托别人帮忙打针。

她出生于1984年,是夜校里很少见的80后。更罕见的是,身处教育情况已经好转的80年代,她一天学都没有上过。3岁时,她被亲生父母卖掉,价格是300块。养母希望她待在家里干活,不想送她去读书,养父给她交了上小学的400块钱杂费,转头被养母从学校要了回来。之后,她给人洗了两年碗,在家里做手工,17岁就嫁了人。

嫁人是她自己坚持的。“他(丈夫)去我家,他对我特别好,我在家里特别不好,然后就好像有一个依靠一样,就不管那么多了。当时还不懂事,17岁懂什么(笑)。”她说。

她试图摆脱一种糟糕的境遇,却坠入了更无望的命运。结婚之前,丈夫已经开始吸毒,后来的十多年里,他吸了戒,戒了吸,他们吵得很凶,但那没有什么用。丈夫抵掉了家里的两间小卖铺,和其他值钱的一切。为了多挣一点钱,吴泉秀去给送葬队敲过半年锣,一次能赚几十块钱。最后一次,当丈夫把她兜里仅有的几十块钱也偷走之后,她选择了报警。

吴小倩是吴泉秀的女儿,回忆起父亲,她脑子里会闪现出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里,父亲让她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玩耍。第二个画面里,她和妈妈抱着那个男人的大腿哭,求他不要走,可他还是甩下她们走了,“又好像对我特别好,又好像完全已经疯魔了。”

后来,丈夫戒毒回来,但吴泉秀的生活并未变好。因为她报警的缘故,丈夫有些恨她,他们的争吵愈发频繁。吴泉秀记得,那时候丈夫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她在外面有人,有时候会动手打她。2019年元宵节,她收了送葬队里一位男性朋友的红包,被丈夫看到了,又动了手。他打开煤气,把她衣柜里鲜艳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烧掉。

那个夜晚,吴泉秀仔细审视自己的人生,想从中搜索出哪怕一点可以挽救此刻崩塌的理由。她从未对命运提出太高的要求,被父母卖了没有关系,有人养活长大就好。丈夫吸毒没有关系,只要不打她就好。贫穷落魄也没有关系,她有手有脚,总不会饿死。但这么活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天晚上,她吞下了两包老鼠药。

三年之后的这个夏天,这位漂亮的老板娘坐在自己的汉堡店里,妆容精致,笑着问我:“吃了老鼠药都没死,你说厉不厉害。”

死不了,就要继续活下去。自那之后,她仿佛迸发出无限的决心,要离开这段婚姻。她先是在村里的一家汉堡店找了份店员工作,那时候已经在夜校上了一年课,她能认识几种不同的汉堡名,可以帮人点单。吴利珠帮她请了律师起诉离婚。女儿记得,在和父亲谈判的时候,吴泉秀什么都没有要,但五个孩子都愿意跟着她,她最终带走了孩子和两万块钱,“没有要抚养费。”2019年10月16日,法院判决离婚。

也是那一年,因为工作勤奋,她成为了汉堡店的店长。再往后,她攒了两万多块钱,入股了这家汉堡店。原先的老板不干了,她借了些钱把店面爿了下来。店面重新装修,变成了明亮的原木色,她和店员仔细研究汉堡怎么做更好吃,店里忙的时候,她骑着小电驴到处送外卖。

总而言之,生意和生活都在逐渐好起来。吴小倩能感觉到妈妈的变化,以前常常绝望,现在仿佛决断了什么,她开始穿很多更鲜艳的裙子,每天化妆,涂好看的指甲油,“以前不敢这么明目张胆、这么肆意地去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别人提到她,是“那位漂亮的老板娘”。这家汉堡店生意稳定之后,她还想要多开两家店,攒点钱,自己盖房子,不用再带着孩子们租房,“想让他们住得舒服一点”。为此,她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小电驴只够在县里转转,她决定考个驾照。

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整整考了一年多,对她来说,最难的是科目1和科目4的笔试题,尽管一直在上夜校,但她认识的字还是太少了,吴小倩记得,妈妈那时候经常来问她考题,某个字怎么读,某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字都认识,但是组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吴泉秀不记得自己刷了多少题,每隔十几天,她就去考一次,一次不过,两次还不过,她安慰自己:“我不认识字的,能自己考我已经太好了(笑)。”考到第六次的时候,科目1终于过了,后来科目4也考了4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是驾校教练用来鼓励学员的榜样,教练跟其他学员说:“你看那个做汉堡的,她考了6次都考得过,你肯定没问题的。”

©览表村图书室

总而言之,这依然是个以成败论人的功利世界。她记得,刚离婚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劝她:“跟他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忍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这么说,“现在就是觉得,你好厉害,一个人养几个小孩。”她总是笑眯眯的。

我问,夜校这段经历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她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好像在睡觉,然后一点一点就醒了一样。以前真的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能吃能住就行,后来就不一样了,能认识几个字,觉得多了千金一样,感觉好像不能这样子马马虎虎过。”

她曾给吴利珠发微信:“我感谢你们和夜校。”吴利珠很开心地回复,“我们做的工作在你身上全部地展现出来,谢谢你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有意义。”

她想改变,但是她没有办法

客观来说,吴泉秀是夜校里极为特殊的例子,经历了足够密实的痛苦,才有被命运逼到绝境之后的反抗。但是对于那些不曾经历陡峭人生的女性来说,夜校这段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改变了什么?又或者,它真的带来了改变吗?

在夜校停办的那一年里,吴利珠去了几乎所有学员的家里做家访,她想弄清楚,除了经济原因和对募捐的误解,她们到底为什么不来了?

大部分情况是类似的,她们被孩子、丈夫、家务牵绊,最终还是要回到“篱笆这边”。一位跟她关系很好的学员以前言之凿凿:“如果我不来,你一定要拽我来。”但这次吴利珠上门,朋友跟她抱怨家里的琐事,孩子开始叛逆了,和丈夫也闹矛盾了,总之就是没时间去上课了。吴利珠还记得这个学员最开始去上课时的喜悦:“我自从去读了书之后真的好好,我老公和孩子会来教我不认识的字。”

“但她现在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生活里。”她说。

我在览表的一个菜市场遇到了吴慧霞,她推着三轮车,正在批发蔬菜。我曾在工作人员的夜校日记里看到过她刚来上课时的感觉:“吴慧霞:为了学习识字,我六点赶紧回家煮饭,吃完饭和朋友一起来读夜书。挺开心的,这个年龄还有识字的机会,知识让我学会努力,每天跟时间赛跑的感觉虽然有些累,但内心满足。”

©览表村图书室

但她今年只来夜校上过三四节课就放弃了。她告诉我,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要煮饭,要做菜,然后就紧紧张张过来上学。”路上有点黑,她有时候会叫女儿一起去,但女儿第二天又要早起上课,她感觉左支右绌,难以为继。

那几节课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这个微微发福的中年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冲我笑:“我太笨了。”

即使是对上课时间更长的林赛竹来说,夜校也没有给她的现实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她依然每天在外打两份工,在家里当勤劳的妻子和母亲。有一天夜校下课,老师劝她让老公把米饭蒸上,她回去只炒菜也会省力些,林赛竹好脾气地笑笑:“他就是不会啊。”

她们摆脱不了那种坚固的生活。助教刘少玉经常会收到学员的请假,有的要看店,有的要看孩子……请假人数最多的日子是“拜拜”的时候,潮汕人信奉很多神明,妈祖、观音娘、关帝君,览表村里还有一位自己的神明百姓公,人们一年到头要做很多次祭拜。黄碧莲告诉我,“拜拜”是村里主妇们最忙的日子,每次她都要半夜起来做供品,十几碗菜,还有别的糕点,她的女儿还小,哭闹着不让她起床,她只好把女儿背在背上,一边摇晃,一边做菜,“太累了,但没有办法,这是习俗,潮汕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夜校有了一条默认的规矩,如果上课当天赶上“拜拜”,那就放假。

吴利珠逐渐意识到,妇女的工作其实是比任何工作都要难的,很多人会跟她提起自己的无助感,“她想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她真的没有办法。你说她不改变,她不是不想改变,但是她没有办法。”

因此,识字成为这些女性平凡生活里的壮举。她们需要克服很多很多困难,最终才能坐到这个教室中,并坚持下去。

©览表村图书室

刘少玉告诉我,有媒体报道过夜校的事情之后,一位出现在镜头中的学员跟她说:“玉姐,我不读了。”她退了群。刘少玉问她原因,她说,报道出来之后,老公觉得有点丢人,“自己没读书,上几天夜校就抛头露面的,网络上都知道了。”读高中的儿子也不太赞成。刘少玉听完以后很生气,一个电话打过去:“你为什么不读啊?你让你老公说几句,你儿子说几句,你就不读了,读书是读给你的老公?还是读给你的儿子?”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学员小心翼翼地给刘少玉发微信,“玉姐,你把我拉回去吧。”

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告诉我,家庭的支持在这件事情里尤为重要。她们最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郭赛吟,夜校是儿子郭泽丰帮她报的名。一开始丈夫不太支持,“这个书读起来补得过油费吗?”她自己也很犹豫,从家到夜校要骑半个小时的小电驴,夜黑路远,她想要不算了。但郭泽丰很坚持,说我载你过来。

他一直记得一个场景,前年他带母亲去办银行卡,最后一步需要她自己签名,但那个名字过于复杂,她对着身份证描也描不出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失去了耐心,嘀咕了一句,“比你老的都会写。”郭赛吟坐在那里,很生气也很难堪,但她没有什么办法,最终,她只是冲着儿子笑了笑,说:“算了,走吧。”在郭泽丰印象里,母亲是个很活泼的人,很少因为什么事情而低落,也因此,那个有点难过的笑容一直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吴利珠问过他,你载你妈过来会不会麻烦,他说:“小的时候她供我读书,现在她老了,我载她来读书。”

吴瑶儿记得有一天郭赛吟的“司机”突然换了人,变成了她的丈夫,那个男人在夜校好奇地溜达了一圈之后,跟妻子说,“我去朋友家坐一下,你下课了给我打电话。”自那之后,她的“司机”变成了丈夫。

曾有一个学员跟吴利珠说,本来学到月中就不能继续来上课了,孩子都要外出打工了,她要留在家里看店,但她跟丈夫说:“读书真的很有劲儿,你在家里看店,我去读书。”丈夫一直笑,最后同意了。

吴瑶儿说,她最高兴的事情是看到一个好久没有出现的学员踩着趿拉板出现了,请假次数越多意味着之后出现的可能性越小。但夜校的老师们商量好了,无论来的人多人少,夜校都要照常上课,“我们只能确保,我们一直在这里,你来我们就帮助你,也希望你能多来。”

茉莉花

如果以一种更乐观的态度来定义改变,也许不会那么令人沮丧。对于学员来说,那也许是一些极其微小的、甚至无人知道的欢喜。

林赛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但一直不敢在别人面前写。之前和朋友去打疫苗,都是朋友帮她签,但最近一次朋友有事来不了,没人帮她了,她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以一种近乎偷偷摸摸的姿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赛,梅。她无法描述那个瞬间自己究竟获得了什么,但她为此开心了很久,“觉得很好,很好。”

有时候和工友们聊起上夜校,对方会打趣她:“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去读书啊。”她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羞涩内向的人,但当我们聊到这个时,她展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坚定和自我肯认。

——“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怎么想?”

——“我想我高兴就好。”

对于很多学员来说,过去,她们大部分社会关系都围绕家庭而展开,但现在,她们有了学校,有了同学。在菜市场卖菜的摇猜,会经常有“同学”去找她买菜,照顾她生意,有时候她不在,只有丈夫在,听说是夜校的同学,还给打了折,送了两根萝卜。

林楚玲记得,他们每年会给学到最后的学员们颁发毕业奖状,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员哭了,她跟林楚玲说,“这么老了,还可以参加毕业晚会,还有奖状。”

毕业晚会 ©览表村图书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胡颖华是个热心公益和乡村教育的人,2021年底,她来夜校给学员们上过两节课,试图探索识字这件外在的事情到底如何撼动了她们的内在。

胡颖华是本地人,可以用流利的潮汕语上课,她请学员们挑出最喜欢的一个字,并说说为什么。出乎她预料的是,所有人都讲起了夜校:

选择了“头”的学员说,夜校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学读书,意味着从头开始,开了好头;

选择了“来”字的学员说,我即使总是读不会,我也坚持每次都来;

选择了“好”的学员说,我到夜校来认识了新朋友,真的很好;

选择了“吴”字的学员说,一个是因为我姓吴,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学很“乖”(潮汕话“吴”与“乖”近似),上课认真,从不看手机;

选择了“芳”字的学员说,我以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会写了,看到这个字的美好,书写也很简单,很感谢爸妈给我好名字。

胡颖华说,这个结果令她很惊讶,“她们呈现出来的喜欢这个字都跟这个夜校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夜校生活成为了她们生活中的一种光亮。”

“我最喜欢的字” ©览表村图书室

她看着那些学员们写字,有些人的手指粗糙黝黑,那是体力劳动留下的痕迹,平常搬砖的手握住笔,在田字格上一笔一画地写,她觉得那个场景近乎神圣,“如果是小学生,就觉得特别痛苦,很空旷,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对她们来说甘之如饴,你从来没见到一个人那么认真过。”

此前为了让课程更多样,夜校会教大家唱歌。那节课的最后,她们一起复习了《茉莉花》。吴瑶儿带着学员唱,胡颖华也跟着唱,唱着唱着,她和几个工作人员都落了泪。

学员一起唱《茉莉花》©览表村图书室

现在和我聊起那个场景,胡颖华说自己还是会想流泪。透过那些人,她好像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女性,她的外婆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别人用她嫁来前的家乡郑店称呼她,叫她“郑店婶婶”。她的妈妈很早就辍学了。胡颖华是她们家唯一走出潮汕的女性,她记得那条长路上消失的女同学,她出生于70年代末,小学毕业时,很多女生就不见了,嫁人或者出去打工。到高中时,50多个人的班上只有4个女生,而隔壁班只有1个女生。胡颖华是幸运的,她在大面积的淘汰中幸存下来,获得了良好教育的机会,但她依然常常能感觉到这片土地对她的影响,对女性生命能量的禁锢,那几乎刻在她的骨子里,时刻会有声音告诉她,“不要太张扬,不要太厉害,要以家庭为重。”

她看着那些认真唱歌的女人,很多已有老态,头发花白,“只有身处在这个地方的人,你才知道要挣脱这样的篱笼是多么地困难。她们本来就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去唱这首茉莉花,但她们被延缓了,时隔这么多年,在她们的中年之后,她才有机会一字一句地去唱,那么地用心,那么地用力,那么地真心,你就感觉她们在用生命去唱这样的歌曲。”

自由而真诚

7月9日,这个学期的夜校结束了,林赛竹再次拿到了全勤奖,获得了一枚小金牌,她说下个学期还要继续来上课,“有办我就去”。吴瑶儿说,林赛竹的工友也想来,一些旁边镇上的女性在打听开课的事情,她在考虑下学期是不是应该扩大一下场地,让更多的人来上课。

但那也许会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去年底,因为女儿上学的原因,吴利珠离开了览表村,和丈夫迁居浙江金华。今年4月,在这里工作了4年的蓝茂秀也离开了这里,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打工。另一位老师林楚玲对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可能要去丈夫的家乡梅州工作。

看到夜校里还是会有带着孙子孙女来上课的学员,助教刘少玉会想,那也将是她的未来,等儿媳妇生完孩子,她也要去帮忙带孙子,那时候就要离开图书室和夜校了,她觉得“自己要为自己活,也要为孩子们活”。

跟随学员一起来的孩子在教室外轻声跟读 ©览表村图书室

但夜校对于她们而言,始终会是人生里意义非凡的一段时光。蓝茂秀在香港有空的时候就去做公益,她还在夜校的工作群里,看其他的同事写夜校的日常,“尽管我出来了,但这个地方还是会给我很大的力量。”

刘少玉想自己也会记得这种上班的心情,在六月的夏夜,她蹲着洗完七八个碗,倒掉垃圾,跟邻居聊几句,然后骑上小电驴,在夏夜的风里穿过村里弯曲而狭窄的巷道,去给学员们烧开水。她身上的帆布包是一次妇女活动时留下的,上面写着:自由而真诚。

总有不可磨灭的东西留下。一位老师曾在菜市场遇到那位几年前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的姑婆,当时老人怕孙子吵到大家,没上几次课就离开了。再遇,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告诉老师,当时学的字大都已经忘记了,唯一还记得的,是如何写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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