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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制枪村”的二十年:如何走出罪与穷

石花村一处曾经的制枪点。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 图)

1995年至2011年,户籍人口不到900人的石花村,有22人先后因制枪贩枪获罪。

“除了枪管膛线我们自己加工不了,其他的零件我们都能做。”有石花村的乡贤介绍,膛线要到远一点的镇子找人处理。

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行动中,扶贫项目之多在石花村的历史上罕见。不过,脱贫之后如何真正富起来,石花村仍然需要时间来探索。

过去二十年,发生在石花村最大的事,就是因造枪贩枪死了几个人。一人被执行死刑,一人保外就医期间病死,一人出狱后病死,还有一人造枪时被外村同伙打死。

他们都是“涉枪”人员,只需一台手摇小车床,一台电焊机,一把锉刀,就能造出与制式手枪功能相近的“黑枪”,成本不过几百元。

公安机关打击最严厉时,石花村出手一支“黑枪”的价格也没超过2000元,几经转手卖到外省,终端售价可达万元。

这个位于贵州松桃县东北部的小山村,与湖南、重庆交界,交通不便,有山间小路与湖南湘西州、重庆秀山县相连,三地交界处皆为苗寨。

松桃的枪患一度达到“猖獗”的程度。2001年4月开始,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处理了六十余万支“黑枪”,来源主要是青海化隆县和贵州松桃县,这两个地方被媒体称为中国两大地下“黑枪”基地。

作为松桃枪患最严重的村寨之一,石花村一度被形容为“几乎家家户户是兵工厂”,在2001年那次 “治爆缉枪”行动中,多人落网。

2020年,石花村最后一个涉枪犯罪人员出狱。彼时的石花村已经脱贫“摘帽”,有劳力的家庭全部外出务工,他们在村里建起楼房、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这是他们对抗贫穷的共同选择。

二十年前,这些涉枪人员要面对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二十前后,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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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患

早上,龙二珍抱着最小的孩子去附近的寨子走亲戚,丈夫麻三水去湖南卖枪。他说,除了自己做的,他还在附近收购了一些,都是仿制的制式枪支,背到湖南交给买家。

晚上,龙二珍住在亲戚家,孩子哭了一夜。这个苗家女人不识字,有些迷信。她预感不妙,“老幺没这么闹过,会不会是家里有事?”

第二天,龙二珍回到石花村的家,鸡和猪都没喂,麻三水也不见了。湖南省吉首市的警察通知到村里,麻三水因制枪、贩枪被抓了。龙二珍才知道,原来丈夫也在“搞枪”。

那是2001年5月的某一天。当时,松桃县的涉枪犯罪活动正处于高发期,在公安部部署下,贵州、湖南、重庆正联合高压打击涉枪犯罪。

松桃县出产的“黑枪”不仅工艺精湛,价格也低,成本价不过几百元,一道贩子以每支约千元的价格收购,转手几次卖到外地,终端的售价可达万元。犯罪活动最猖獗时,湖南一个枪贩一天就从松桃买走了50支仿“五四式”手枪。

地处松桃东北部木树镇的石花村,制枪历史有点久远。1949年以前,石花村一代属于“三不管”地带,匪患严重,为自保,村里几乎家家有土枪,在参加过抗战、熟悉枪械构造的老人的“指点”下,有人用手摇式小车床就能加工出枪械零部件。附近村寨都去学习,几乎达到了村村会制枪的程度。

“除了枪管膛线我们自己加工不了,其他的零件我们都能做。”有石花村的乡贤介绍,膛线要到远一点的镇子找人处理。

从石花村远眺,贵州、湖南分界处的山峰掩映在云端。山谷处,苗家村寨高底散落,山坡上隐约可见零星开垦的梯田。

新中国成立前,苗族没有文字。村民世代口口相传的说法是,清乾隆年间,据此地半天脚程的一个苗寨里,一个年轻的麻姓苗民触犯寨规遭处决,侥幸保命后被赶出寨子,逃到一处原始森林无人区。后来又搬来一家龙姓苗民,两姓做伴繁衍至今,形成今天的石花村。

石花村土地资源极度匮乏,全村196户842人,至今只有水田560亩、旱地310亩。

贫穷是石花村后来制贩枪支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石花村涉枪犯罪人员的共同特征是,结婚分地后家庭贫困,子女众多,吃不饱饭,铤而走险制贩枪支。

生于1967年的麻三水,结婚前家里兄弟多,人均一亩多地,还能勉强吃上饱饭。1998年和龙二珍结婚后,麻三水的地没增加,每年只能收获480斤稻米和120斤玉米,加上龙二珍和陆续出生的三个孩子,全家一起挨饿。“穷,吃不饱饭了”,2022年7月8日,麻三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麻三水同年被捕的麻某海叔侄,是在赶赴交易的山路上“出事”的。警方从麻某海的背篓里搜出20支仿“五四式”手枪,另从身上搜出两支手枪,其中一支已有五颗子弹上膛。

麻某海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小的残疾,全家四口人也只有一亩多地,靠土地无法生存。2002年,麻某海被执行死刑,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走,不知所踪。

而稍晚一些被捕的龙某鹏,本身就是残疾人,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考上大学本科,均因耳聋未被录取。龙某鹏被判刑5年,妻子出走,把两人唯一的孩子留给了龙家长辈。

在石花村,麻、龙两姓互有嫁娶,相互之间都能攀上亲戚。麻三水、麻某海是亲戚,龙某鹏是他们的近邻,也有些亲戚关系。

麻三水被捕时,大女儿两岁多,儿子一岁半,小女儿只有六个月大。龙二珍没跑,“我三个崽可怜。”她搭车去湖南吉首探视,因为不识字,也不太会说汉语,打听了两年才找到麻三水服刑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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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流泪,边上铐

松桃是铜仁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全县面积3409平方千米,户籍人口73.3万,以苗族为主,汉、侗、土家等民族在松桃县也有分布。早在1991年,松桃县就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有回忆文章显示,警方在松桃县抓捕嫌疑人时目睹其家中惨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上铐。”

“缉枪”结束,政府部门就于2002年启动了针对石花村的扶贫工作,武警贵州省总队铜仁地区支队指派一名军官驻石花村扶贫。

曾担任过村干部的麻有乡记得,这名军官在村里住了半年,主要工作是号召村民集资、出劳力修路,“我们寨子到最近的镇有十几里山路,他(军官)带了一小部分上级给的资金,不够的钱要自筹。”

因缺钱,以及附近村寨之间的矛盾,路只修了三公里就停工了。即便如此,村民也认可军官的工作。“他一天都没离开过石花村,每天都把武装带扎得很整齐,很严肃,但为了协调我们村的事到处赔笑脸。路没修好,我们不怪他。”麻有乡说。

一年之后,铜仁地区民政局下派3名干部驻村,对石花村继续扶贫,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路修到了距离最近的镇上。此后几年,县政法委、民宗局先后派驻过干部,工作重点是修村内的路。

转变发生在2008年。松桃县畜牧局向石花村涉枪犯罪人员家庭赠送了100头猪苗,每家3到6头。该局又重点帮扶5户家庭,每户送了20头猪苗。

“从输血式扶贫变成造血式扶贫。”麻有乡说,可2009年“猪流感”疫情暴发,受赠猪苗的家庭几乎全部亏损。

2012年,松桃县贫困人口仍有25万左右,贫困发生率为38.2%。2014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5.8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6%。

虽然贫困人口在减少,但在石花村,除种地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赚钱的唯一方式就是离开村子,外出务工。

“那些要照顾老人、孩子,没办法出去打工的劳力该怎么办?”一原籍石花村、现在广东工作的人士说,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枪患难以快速绝迹。

2001年公安机关打击之后,2008年至2010年,石花村仍有4人因涉枪犯罪被抓捕、判刑。2011年,又有3人向公安机关自首。

据统计,从1995年至2011年,户籍人口不到900人的石花村,有22人先后因制枪、贩枪获罪。

该人士分析,石花村枪患持续到2011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片位于武陵山区的区域历史上被称为腊尔山生苗区。与外界来往频繁的苗族为熟苗,反之为生苗。

腊尔山生苗区保存了完整的苗族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苗民互盟。一旦落网,苗民往往只交代买家,拒不交代本村同伙。

石花村一位苗族老人在田埂上走过。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 图)

3

“委屈崽了”

麻三水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15年,因表现良好多次获减刑,于2012年刑满释放。

回到村里后,麻三水发现大部分同龄人和青壮年晚辈都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务工。他和龙二珍托人打听松桃县哪里在招工。之所以选择在松桃县打工,是想让儿子和小女儿去县里上学。在松桃县开酒厂的一个亲戚收留了麻三水,一个月给两三千元工资。他们一家人去了县里租房子住,麻三水在酒厂烤酒,两个孩子重新读一年级,龙二珍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每个月的工资加上每季度一千多元的低保补助,麻三水一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他有病,为了看病多次向亲戚借钱。

石花村老家的木房子不能住了,建新房子也要借钱。家里累计欠下四万多元的外债,一直还不上,更没钱装修。

这在石花村并非孤例,全村只有两户人家一次性完成建房、装修。这两家之外的村民,都是打工攒钱,分批施工。

麻三水的亲戚麻老四家的房子从2002年开始打地基,家里卖了一头牛两头猪,加上打工攒的钱,凑了2.2万元开工。

之后,麻老四夫妇去浙江打工,把3个孩子送到县城读小学,老父亲去照顾。麻老四夫妇在工厂做防盗门,行情好的时候两人一月一共能挣一万元左右,除去开销能存三四千元。2009年,麻老四回家建第二层房子,拖了六年还没钱装修。2016年,在外工作的二哥支援麻老四一些钱,他的房子总算做完了室内装修和外墙粉刷。

麻老四夫妻俩靠打工养大了三个孩子,也盖完了房子。但2022年5月,服务多年的防盗门工厂倒闭,麻老四失业,回到石花村,妻子和亲戚在浙江另找工作,供养还在读书的小儿女和儿子。

与麻三水相比,有劳动能力的麻老四已算幸运。

2018年,久病的麻三水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刚读初一的儿子成绩一般,提出辍学,进酒场打工供养小妹妹。开酒厂的亲戚同意让龙二珍和儿子顶替麻三水,但只能给一个人的工钱。

麻三水出狱时,他的大女儿因为没钱交初二的学费已经辍学,正在铜仁市打工。儿子和小女儿分别读四年级和三年级。

2021年夏天,麻三水的小女儿考上铜仁市一所中专学校,第一个学期的学费要三千多元。龙二珍赶紧去报到,还交了100元押金。

但小女儿一脸愁容,“学费和生活费,一个学期至少要6000块钱,一年就是一万二,还是要找人借。”

龙二珍眼噙泪水,小女儿作出放弃学业的决定时,麻三水出狱后全家人九年的努力宣告失败,“委屈崽了。”

4

尝试没有停止过

如何让石花村摆脱困境,走出制枪村的阴影?尝试没有停止过。

2018年,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开局,当年年底,石花村贫困发生率仍达37.07%,高居松桃县第一、铜仁市第二。

压力之下,上级部门2019年在石花村实施了一个林下肉鸡养殖的扶贫项目,划拨东西部协作资金50万元,覆盖了石花村93户贫困户439人,约定收益分红的分配比例是:贫困户占70%,村集体占20%,专业合作社占10%,连续分红3年。

和麻三水同年出狱的麻大林是参与的农户之一,第一年分到两百多元,“第二年鸡苗死了好多。”林下肉鸡项目宣告失败。

2020年,上级部门又在石花村实施节瓜种植项目,面积共106亩,政府扶贫资金投入30万元,同时引入农户以土地入股、社会企业筹资16.0782万元入股。

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是种植包菜。麻大林把家里的两亩多地都拿去入股,租金收了1000多元,又在项目上做工,一天工钱70元。但3个月后包菜收获的时候,麻大林拿到分红300多元。

租金、分红、工钱,三个月的时间麻大林一共拿到手3800元,“比种地强。”麻大林说,这个项目已停止。

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行动中,扶贫项目之多在石花村的历史上罕见。不过,脱贫之后如何真正富起来,石花村仍然需要时间来探索。

2019年年底,松桃县包括石花村在内的42个深度贫困村全部“摘帽”。2020年3月,贵州省政府宣布松桃县退出贫困县。

这一年,石花村最后一个服刑的涉枪犯罪人员龙天名回家了。龙天名获刑18年,因表现良好获减刑三年多。

龙天名时年60岁, 一切重新开始。

出狱那天,全村人都去道贺,亲戚也都去了,大家随了一万多元的份子。这成为龙天名新生活的重要启动资金。

他买了10头小猪仔,但只种过地、没怎么养过猪的龙天名不懂行道,一年之后死了9头。脑子活泛的龙天名决定改养不太需要照顾、只需一次性投资的牲畜。

于是,他到镇上买了21头羊,小羊羔居多,花了2万元。一年之后,21头羊繁殖到四十多头,他以一斤三十多元的价格卖了10头,赚的两万元又买了两头母牛和一头小公牛,现已经繁殖了4头小牛。

龙天名采用放养的方式,除第一笔投资外几乎没有成本。小牛最多两年长成,一头可以卖八千多元,小羊一年多长成,一头能卖两千多元。

“最近几年牛羊肉价格持续走高。”一名石花村的乡贤观察,“龙天名现在做的事情,目前看可能是能持续下去的致富项目。”

2022年7月9日下午,龙天名和亲戚去山下的羊圈看羊,羊圈旁有一个隐蔽的小山洞,他曾在此造枪。

傍晚,龙天名把牛赶回圈里,顺着山路回家。沿着他家门前的羊肠小道,可以走到麻三水家。龙二珍从东莞回来了,邻居们都在她家坐着闲聊。

2022年2月,过完春节,麻三水夫妇带着儿子和小女儿,坐了28个小时的中巴车去东莞一家电子厂投奔龙二珍的亲戚,那是两个孩子第一次离开松桃县。经亲戚介绍,龙二珍和两个孩子进厂打工,每人的工资都是3000元。

他们以1000元的价格租下一套两居室的民房,三个人上班,麻三水养病。 龙二珍回贵州是给麻三水买药。为什么不在东莞买药?她说不清楚原因,“反正药店不卖给我们。我们也不懂这些。”

夜色笼罩石花村,飞云掠过月亮,在龙二珍家毛坯房前的小院里投下晦暗的影子。小院外,腊尔山清凉的夜风拂动成片的青色稻秆,蛙鸣、蝉鸣汇成一片,夜归的苗家老人牵着水牛从田埂上走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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