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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与偶然中的必然

 

【编者按:作者父亲刘源张(1925~2014),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及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是中国全面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父亲曾经说过,他的质量生涯是大大小小的偶然当中的必然;而我在先后涉足了化学、生化、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后,最终却从事了质量管理工作,也是偶然当中的必然吧。偶然的是,我不经意间看到的一张招聘六西格玛绿带培训生的海报,让我开始了质量方面的工作;必然的是,父亲对我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已在我身上植入了作为一个质量工作者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

 

虽然从小母亲对我和姐姐在各方面管教得可以说很严格,可是父亲1975年4月出狱回家后(作者注:据198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的记述,1966年6月,由谢富治和陈伯达一伙制造的一起所谓“国际间谍”案株连了父亲及刘家许多亲友,被捕的共10人,被审查、搜查的近100人),我从他的目光和口吻中察觉到他对我和姐姐的言行举止很不满意,说我们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说话态度也不好。随后的几年,我渐渐知道了父亲的做人标准是很高的,但当时我搞不清自己怎么做得不对。那时,父亲正好收到了他自高中时代以来的好友唐之曦从青岛的来信,邀请我们全家暑假去青岛度假。这封信像是“火上浇油”,父亲愈发加紧了对我和姐姐的家教,理由是我们两人的样子“摆不出去”,怎么能去青岛见父亲的老朋友?!家教首先是从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写信开始,也就是要向远在外地的叔叔和姨夫汇报一学期来的成绩。信写好后,我请父亲过目。父亲指着一处十分冷冷地问我:“跳高97米,你能跳那么高吗?”我赶紧查对了一下“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证,原来我把“厘米”写成“米”了。当时才12岁的我,没想到这点儿小错会被父亲严厉地呵斥和挖苦,让我又羞又恼,简直无地自容。可是多年以后我明白,若是没有父亲如此严厉的训斥,我大概不会那样深刻地认识到对计量单位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和“差之毫厘”的严重性。计量是应用在质量管理乃至企业整体运营管理的六西格玛管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消除“差之毫厘”式的准确度和精确度是确保质量的关键。可以说在我12岁时,父亲的“无情”指责为我今后从事质量工作开启了积累基本素养之门。

 

提到父亲对我基本素养的培训,还有一件难忘的事。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可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到处人心惶惶。年底入冬时,又传来要地震的消息。我家当时住在科学院宿舍44号楼,左邻右舍不是去各自的所里避难,就是在楼后的中科院幼儿园的操场上搭建防震棚。因为父亲刚出狱一年多,所里还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人理他,所以父亲当然不会带我们去所里自讨没趣,只有自己搭建防震棚了。那时天已经很冷了,所以必须修建那种半地下式的防震棚,以抵御冬天的寒风。我和姐姐都很小,家里也没有男孩,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干,而手头的工具也没有趁手的。有一天晚上,我随父亲去挖防震棚。我自然是不会挖了,只能站在旁边看着父亲一个人干。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也能够感觉到父亲真可怜、真艰难、真能吃苦。一个人在挖,又没有合适的工具,那个大坑是怎么挖出来的,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幼儿园院子里没有电灯,操场上一片漆黑,父亲在努力地把支撑棚顶的柱子固定在刚挖好的坑里,让我提着煤油灯在一旁照亮。我很认真地做着,却忽然听到父亲大声训斥:“灯光是要从高处照下来的,你拿得这么低,你看,我能看得见吗?”我急忙低头一看,真的呀,坑里漆黑一团。我小时候很老实、听话,让我拿灯照坑,我就把灯放在了坑口旁边。我还以为灯离坑越近越好呢。经父亲的训斥,我把灯举高,灯光果然立即照亮坑里了,让我恍然大悟。人要养成注意观察的习惯,要懂得别人需要的是什么,不能是自己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每做一件事情,要注意其效果怎么样。把灯放在坑口,坑被照亮了没有?如果没被照亮,自己应该主动地进行调整。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父亲那天对我的训斥,实际上教给了我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让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当我涉足质量领域,运用六西格玛管理模式为企业增值时,我时时注意不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企业的流程及产品的特征和企业文化的特点,灵活地应用六西格玛,随时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

 

常常有人问我,是如何跟随父亲走上了质量管理之路的。我上大学也好,读研究生也罢,专业都是我自己定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应该学什么专业,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今后会从事和质量有关的工作。2001年我重返学校读书前的夏天,有一天随意翻看一份美国3M公司的报纸,头版头条醒目的大标题“SIX SIGMA”(六西格玛)让我一愣: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词。3M是一家有名的化学公司,我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化学,此刻却吃惊地发现我居然连化学公司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标题都看不懂,颇感自尊心受伤,不能原谅自己。我立即仔仔细细地通读了那篇报道,模模糊糊地感到六西格玛是和质量管理有关的,可这和我以前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不太一样啊。从我上中学起,父亲便常常出差。为了传播全面质量管理,父亲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企业、亲临一线,指导和培训各级员工。那些年,父亲几乎不在家,偶尔在家几天,每天都会有人来家里和父亲谈工作。父亲对我的家教很严,家里有客人时,我必须出面端茶倒水,有时还必须坐在旁边静听。虽然当时他们具体谈些什么,我听不太懂,可是父亲和那些质量同行们谈全面质量管理时的那种激情和执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父亲正在运用全面质量管理为处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耳濡目染,给我形成的概念是,质量管理的方法论就是全面质量管理(TQM)。可是3M公司报纸上,怎么又出来个六西格玛了呢?这让我很迷惑,也有些不服气。不久以后,我按原计划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开始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课程,由于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对六西格玛的疑惑和不平,我刻意选修了工商管理(MBA)课程中有关运作管理的课,从中接触到了有关TQM、精益和六西格玛的基本理念和基础方法。

 

基于我在中、日、美三个国家的经历和我对这三个国家三种文化的理解,我体会到任何一种管理理论的形成都有它的时代背景,而且衍生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产生于美国的六西格玛管理模式恰恰符合了美国人的逻辑思维和全球性产业竞争的大环境,更符合美国的国民性。搞明白了这些,我便把有关六西格玛的事放下了,接着专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学习,直到有一天一张招聘六西格玛绿带培训生的海报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两年后的2003年春天,当时我的硕士课程已接近尾声。有一天我在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就业办公室浏览招聘海报,突然眼前出现了“SIX SIGMA”(六西格玛)两个字。我好奇地读了下去,原来是明尼苏达大学朱兰质量领导力中心的招聘海报(作者注:朱兰博士于1912年从罗马尼亚移民美国明尼苏达州,192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职务是短期六西格玛绿带兼数据分析员,工作内容是为明尼苏达的企业或政府的第一个六西格玛项目进行统计数据分析,入职资格是MBA学历并且完成该中心免费提供的六西格玛绿带课程。不像现在,各种和质量有关的协会乃至大学都开办了六西格玛培训或课程,在2003年的当时,美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企业才有为企业内部员工提供的六西格玛培训,并且只有优秀的骨干员工才有可能被推荐参加六西格玛培训,所以朱兰中心海报上的免费六西格玛绿带培训实属难得的机会,立刻就吸引了我。我虽然知道自己不是MBA学生,不完全符合招聘条件,但是想着试试也无碍,便把应聘资料提交上去了。没想到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面试通知,而且是朱兰中心的主任亲自面试,当场就被录用,从此我便开始了我的六西格玛的历程。

二十年来,我一直对那位朱兰中心主任怀有感激之情。朱兰中心的招聘海报,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机遇,而朱兰中心主任对我这个没有丝毫质量管理经验的求职者的认可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为我开启了追随父亲涉足质量领域的大门。也许机遇成为机会,自有它的必然性吧。无论我长到多大,父亲对我总是百般宠爱。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虽然他几乎从来没有当面对我进行过说教,但我从小就能觉察到父亲对我的言谈举止有着严格的要求,家里家外有很多规矩必须遵从。比如家里来客人时,亲朋不用说,就连每天因工作来找父亲的人,我都必须出面问候、作陪。虽然当时很不情愿,但后来意识到其实这个过程让我了解到父亲工作的很多情况,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多年以后,当我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工作作风与父亲一样,也喜欢亲临现场,仔细观察运营流程,多方听取各级员工的意见。

 

从事质量工作的人最终都会意识到,搞质量一定要有热情和执着,一种追求完美的热情和执着;而且质量工作其实归根结底是一场“群众运动”。因为是群众运动,就需要亲临一线,就需要和各级员工打成一片,就需要具有积极向上的热情和激情,而这些恰恰是我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如今我的工作主要是运用六西格玛内含的纪律性、客观性以及其环环相扣的严谨的逻辑性,帮助企业提高整体的效率和效益。虽然工作性质已从质量管理延伸到企业价值链的运营管理,可每当我和团队一起工作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仍然是我从父亲的各种工作照中看到的、他在工厂车间里进行指导和培训的场景,还有那些在家里经常看到的、听到的、他与质量同行们共同探讨质量问题时的语调、表情和动作。我感到幸运的是,从小父亲就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质量人的风范。父亲的表率作用无意间让我和质量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5年夏,正当我作为美国明尼苏达州州政府首批的五名六西格玛黑带之一、在州政府推广六西格玛管理方式的时候,我应上海市质量协会之邀,为其会员企业和政府部门介绍开展六西格玛管理方式的经验。年过八旬的父亲整整两天都坐在台下听我讲课,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

2006年夏,我又来到上海,为上海市质量协会的会员企业作题为《从质量管理到质量决策》的演讲,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质量管理的演变历程,分析了中、日、美三种不同文化在此演变过程中对质量管理方针及方法的影响。听众反响热烈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的场景让我感慨万分:从我中学到大学的十年里,我亲眼目睹了父亲和其他有志之士奔赴全国各地,为推广全面质量管理而辛勤耕耘;3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父辈对质量的执着和他们所推崇的质量管理理念已深深地感染了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的心。

那年秋天,我又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参加了上海现代服务质量国际论坛,第一次目睹了父亲在大型会议上演讲的风采。父亲演讲的题目是《现代服务业的质量管理》,是这场国际论坛上最后的压轴演讲。父亲以他那平淡自然的语调、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诚信”,即诚心、诚意、诚恳,乃是服务的根本。

 

父亲对工作的态度不用说,父亲面对老年的态度和心态更是让我无比钦佩。父亲无论年岁多大,他总能意识到前方仍有路要走,仍有坡要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有毅力再往前迈一步。记得1989年夏天的一天,我正走在东京涉谷的街道上,急急忙忙地赶地铁,迎面走来一位女子请求我协助调研答卷。以往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我从来都不予理睬,可是那天的调研题目是“你最钦佩的人”,却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不记得调研答卷上的具体问题,也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但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女子听完我的回答后非常羡慕地看着我说:“最钦佩的人是自己的父亲,你真幸福!”是啊,从那以后,又过去三十多年,父亲始终是我向往的人生楷模和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

(原载《上海质量》2022年第6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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