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专栏作家：中国新闻流通比十年前更封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近日发表文章说，自己曾乐观地希望中国会有新闻自由，但事实证明他错了，现在新闻流通较十年前封闭得多。分析指，中国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国加大审查力度，如今已能非常熟练地让网络审查与网络发展同步进行，甚至超前。

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21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我曾经乐观看待中国的审查制度》提到，自1995年成为专栏作家以来，他一直在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何时以及会以多快的速度开放其信息生态系统，允许来自中国内外未经审查的新闻更自由地流动。“我承认我太乐观了。我认罪。”佛里曼写道。

佛里曼不确定是否犯了这几个错误: （1）对中国发展高科技经济情况下的一些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事情过早乐观；（2）对一些在中国的威权政治结构下极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3）希望中国做一些必要但不可能的事。他自嘲，“希望自己只是犯了第一个错误，恐怕还犯了第二个错误。如果是第三个错误，那我就绝望了。”

《南方周末》等都市报言论收紧 难启中国一般媒体楔子作用

他举例，广州的《南方周末》是21世纪初最大胆的报纸之一，1990年代和2000年代赴中国的佛里曼当时曾希望，“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商业媒体将成为打开一般媒体的一个尖锐的楔子。”如今看看《南方周末》就知道，2012年在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几个月后，它努力报导真相的声音被政府审查人员和宣传卫士粉碎了。

曾经在中国媒体服务的自媒体人五岳散人对本台表示，当局对《南方周末》的打压一直没停过，2008年以后真正地开始往下走。如今只剩《中国财经报》、与《财新网》、《三联生活周刊》等，寥寥无几的几个都市报还有空间，但都已经逐渐收紧。

五岳散人，“像《东方早报》、《华西都市报》，《新京报》也算南方报系的一支，但是后来被光明日报、北京宣传部给直接收了。这些所有原来由南方系所启发，市场化的都市报基本上都完蛋了。”

领导人不会错！ “动态清零”防控陷困境

佛里曼在文章提到，“没有哪个领导人是不会出错的，但中国媒体不得不把习近平当做不可能有错。”这意味着在中国，呼吁对新冠疫情采取更细致的应对措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如果有更自由的新闻生态系统公开辩论，也许中国可能不会处于现在的困境。

“很多东西就是没办法讨论，有些话题只能旁敲侧击，一旦过于明显就把你封掉。”五岳散人举例，像是“变（动）态清零”政策，中国把所有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所以就没办法说话了。

“政治在中国是绝对领域，他必须绝对掌控。一旦把所有社会、经济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最后什么都别讨论了，科学问题也不行。”五岳散人补充说。

中国未来10年更开放信息生态系统？

尽管佛里曼在文章一开头认罪，但是，文末他提出，对中国发展更开放的信息生态系统的乐观看法是言之过早，但他仍希望别现在下定论。“看看未来10年会如何发展。”

中国的新闻自由在20大之后，习近平延长第三任任期会有何变化？美国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有一派学者心存侥幸认为，如果20大习近平权力稳固，会透过所谓的讯息自由化，想办法让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刺激。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就是必须透过言论自由控制确保中共政权稳定性，20大后仍会继续采取维稳策略，他自己认同后者的主张。

叶耀元说，“虽然经济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支撑，但不代表他们在判断人民是否有反抗意志这件事情上，会认为我们还需要经济诱因作为主导性，这就跟最近河南银行无法领钱，武警直接介入，他根本就不在意民众怎么想。”

五岳散人回溯中国之所以提出改革开放，是因为经济不行，让政权无法维系，所以才改革开放，出发点仍是为了政权稳固。以网络为例，当初会有一段所谓的“小阳春”开放度，是因为一开门所有东西涌进中国，一时无法分辨、也无力完全管控。

“当时，中国网络检查还落后于网络发展，政府监管落后网络发展半代到一代，10年后它加大审查，到今年为止，已经能非常熟练地跟网络发展同步进行，甚至超一半步。”五岳散人说。

对中国绥靖政策失败 西方世界调整步伐

自从80年代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西方国家存有一个想定，中国在经济现代化后融入世界体系，逐渐遵守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与价值观，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使中共政权和平演变。

然而，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对华战略中提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更具压迫性、在国外更加咄咄逼人，”布林肯称，“不能指望北京改变路线，所以将会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来推动我们对于开放性、包容性国际体系的愿景。”

叶耀元指出，自从2017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修宪后，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个核心共识就是，中国已经逐渐往更极权、独裁方向前进。叶耀元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理论上，当中国民主化后，中国跟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冲突会越来越小，但是这件事情不存在。西方世界对中国政策，从合作转变到对抗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