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异乡生活，我遇到的世界公民们

最近十年的异乡生活，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

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我的记忆是模糊的；但也有那么一些人，即便是萍水相逢，也让我印象深刻。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缘分。

这些普通人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语言，做着不同工作，但其人性中的柔软、纯真与善良却让他们在我的世界里发光发亮，成为点缀我生命的“那些花儿”。

他们没有气贯山河的壮举，是一群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但就是那份简单和朴实，让这群“世界公民”的故事变得那么迷人。我试图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你好，你需要帮忙吗？”一个大眼浓发、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从宽阔的大理石楼梯上走下来，看着我用英文问道。

“我找罗马先生。”我警惕地环顾着四周，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背在胸前的小挎包。

“我就是。”对方笑了，招手示意我跟着他向上去，又不忘很意大利式地加上一句：“放轻松。我叫马里奥斯，来吧。”

马里奥斯带我上了三楼。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意大利的民宅，楼梯间很宽大，地上铺着光滑的大理石，楼道间的墙壁刷着清雅的淡绿色，虽然一切已老旧，但仍很气派。他打开一扇棕色的木门，眨眨眼对我说：“欢迎来到 Mr. Rome 青年旅舍。”

那是 2014 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欧洲独自旅行。

马里奥斯的名片上写的抬头是销售主管，但住了两三天的“熟客”告诉我，他就是罗马先生的老板，是个“反旅游业”的旅游业者，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个不能再罗马的罗马人。

马里奥斯和我说过的“至理名言”包括：“没必要去古罗马斗兽场，也别去古罗马广场，站在外面看看也一样”和“在罗马坐车不用买票，直接上去就好”。事实上，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一样，在罗马上车不买票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车上会有检票员，如果逃票被抓会被罚款六七十倍的票价。“你看我都三十三岁了，从来没买过票，也没遇到过检票员”，这是马里奥斯的解释，他另外再加上一句“实在不行，你就装听不懂”。

马里奥斯并无恶意，只是很喜欢开玩笑，同时也极讨厌商业化的旅游指南。如果住客能够接受马里奥斯的“地道”景点推荐，他会很认真地给他们一张免费地图，并用笔在上面划出路线。我的地图上有鲍格才别墅的步行前往方式，“特莱维喷泉那儿都是游客，你听我的，明天去鲍格才别墅看看”。

马里奥斯看上去很拉丁，一米七左右小小的个子，身材精瘦，黑发黑眼，说起话来喜欢不停比手势。但其实，他的妈妈是匈牙利人，早年搬来意大利，在这里成家扎根。

青年旅舍的早饭每天由马里奥斯的妈妈负责，对总共大概十来个住客免费提供。马里奥斯的妈妈每天会定时从附近的面包房里拿来一篮新鲜的羊角面包，上头用白布遮着，然后对每位走进客厅、仍然睡眼惺忪的住客问道：“卡普奇诺？”

除了匈牙利语和意大利语，她不会说其他的语言。但和本地人一样，她对肢体语言的运用与理解是“高阶级”的。

旅舍除了提供早饭，马里奥斯还会偶尔给大家亲自做免费的晚饭。当然这项服务不包含在房费里，一切看老板的心情。一晚，旅舍新入住的客人稀少，旧客大都聚集在客厅里聊天，百无聊赖的马里奥斯说：“我给你们烧意大利面吧。”

打开冰箱，马里奥斯随意找了几个硕大的番茄和甜椒，外加一块硬奶酪，然后指着我命令道：“你给我去买点意大利面。出门右转再右转的超市里有。你去买两包 linguine 。记住了，是 linguine ，不要买 spaghetti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罗马本地人似乎更喜欢吃扁面 linguine ，而圆面条 spaghetti 则是给游客吃的。那顿晚饭很美味，充满了家里的味道。

马里奥斯也有烦恼。我住在罗马先生的时候，他正在闹离婚。白天满面春风地迎来送往，晚上则偶尔和相熟的住客发发牢骚，虽然大多数人在这里住不过两个礼拜。马里奥斯会向他们抱怨一下他的太太不愿爽气地离婚，也向他们诉说自己对八岁女儿的不舍。

有一天早上，马里奥斯说要带我去看看罗马人是怎幺喝咖啡的。他带我走出旅舍的楼，穿过两三条小电驴横行的小马路，忽然一拐走进了一间简陋的门面“咖啡馆”。他熟门熟路地敲了敲吧台，比了个“二”的手势，嘴里嘟囔着什么。不一会，吧台后面的咖啡师就端来了两小杯浓缩咖啡。

“在这喝吧，这儿的人都喝这个。”我不太确定地从吧台端起杯子，加了一整块糖，趁着思维还未被犹豫不决“征服”，猛地把咖啡给自己灌了下去，还是苦。这时，马里奥斯早已经把他的杯子给退了。

“我准备离开罗马了。”他单手叉腰，站着说道，“彻底离婚后，我想出国，去亚洲看看。”

“那你的旅舍怎么办？”我问道。马里奥斯流露出了难得的严肃表情，他回答：“这就是生活。“

他在吧台上放了 1.5 欧元，向咖啡师打了个招呼，边走边摇头地说道：“关了吧。也许就把它关了。”

四年后，马里奥斯定居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在那里经营着自己的烧烤和鸡尾酒餐厅，取名叫“巴尔干”。这位“反旅游业”的旅游业者重新组建了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儿子，但也不忘偶尔卖卖亲手做的意大利薄底披萨，似乎一切照旧，一切“看心情”。

在伦敦有很多爱尔兰人：不是爱尔兰裔的英国人，而是从小在伦敦土生土长但只有爱尔兰共和国护照、没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护照的人。他们都可以申请英国护照，但很多人都因为“没有必要”而选择不拿，且爱尔兰是他们的身份标识。（按照现行的英国法律，爱尔兰人在英国可以畅通无阻地工作、生活、选举与享受社会福利。）

汤米就是这样一位“伦敦土著”爱尔兰人。七老八十、身材圆滚的他在东伦敦的哈克尼出生长大，小时候的邻居有很多都是爱尔兰家庭。如果他不说明身份，光和你聊天的话，听他舒缓中略带卷舌的口音不会有人相信他是东伦敦的“原住民”。

汤米在哈克尼的肯宁荷路上有一间爱尔兰酒吧，做了三十年了。他的独生子詹姆士说过：“我小时候，有一天我爸和我说：‘我买了间酒吧。’就这样，我们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这儿。”

在潮流酒吧遍地的哈克尼，汤米的“伦敦酒馆”与众不同，做的是一帮同样七老八十的熟客的生意，绝大多数也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和汤米一样，从壮年起每天来酒吧，见证了这里从犯罪率极高的“法外之地”摇身变成房租猛涨的潮流区域，满屋子的人现在都已白发苍苍。

这里也有四五十岁的“新生代”，大多是住在附近的以建筑、驾驶或搬运谋生的劳动人民，有的人甚至就住在酒吧楼上。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进了酒吧不谈工作、不谈身份。

“伦敦酒馆”的一切都是老式的，三十年来没有翻新过。酒吧里的桌椅全是深色的，墙上挂了很多照片，除了汤米一家几十年来的照片外，还有熟客们不同时期在酒吧里的影像。吧台上有五六种便宜的艾尔、拉格和西打酒，外加放在中央位置的爱尔兰黑啤酒健力士。不远处的文青酒吧一品脱要卖7英镑，而这里一品脱只要4镑2。

酒吧的角落有一台老虎机，那是塞浦路斯裔的熟客拉维的地盘。老虎机旁有一台点唱机，身高超过两米的乔治每天抱怨：“只有我一个人放钱点歌，但大家都喜欢听歌。”

顽固的汤米从来没考虑过翻新酒吧来吸引年轻人，他觉得酒吧就应该是这样的。有时候，穿着仿老旧工装的小文青走进酒吧，吵吵嚷嚷地问奶奶级的酒保哈莉艾特有没有这个或那个，坐在吧台旁监工的汤米会很直接地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

疫情前一年，汤米那虽然比酒吧还小八岁、但很有商业头脑的孙女杉能想要给酒吧装刷卡付款系统，约好了刷卡机公司的代表在酒吧见面。汤米一见那人便大声“拷问”道：“你来这里干嘛？”然后便板着个脸回到了他的老座位，不看对方一眼，连酒水都没招呼。杉能无奈，只能点头哈腰地反复道歉，至少刷卡机勉强装成了。

还有一次，仍然坚信酒吧在文青中有巨大潜力的杉能背着汤米买了一台咖啡机，以满足年轻客人的“拿铁”需求。七十出头的酒保哈莉艾特看着咖啡机每天皱眉头。熟客约翰是一名家具磨光师，他会故意用年轻人的口吻对哈莉艾特说：“哈莉艾特，请给我一杯拿铁，要加温的燕麦奶。”咖啡机在酒吧只幸存了两周，然后就神秘地“坏了”。汤米与熟客继续很满足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喝酒聊天。

疫情期间，“伦敦酒馆”关了很久，但只要政府的“足不出户”政策一松动，就能看到熟客们三三两两地自带罐装啤酒坐在酒吧外聊天。汤米有时候也会来，也带着自己的啤酒。

再过了一阵，政府开始慢慢允许餐饮酒吧开展“外卖”业务，于是“伦敦酒馆”开始提供装在塑料杯里的生啤。熟客一下子全回来了，围坐在酒吧的墙外，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外卖”健力士。

也许是外卖的生意实在太好了，好到最终把警察吸引上了门。有一天我散步经过酒吧，看到汤米很失落地一个人坐在酒吧外面。“I am barred from my own bar”，他一见到我就开始“申冤”。警察说他的酒吧违反了防疫政策，勒令他关了酒吧，任何人员都不能出入，只能等待通知。他在家里闷得慌，还是来这里坐着看看为好。

在伦敦两次所谓的“封城”结束之后，汤米雇了一群工人在酒吧外面搭了一整排带遮雨棚的“户外包厢”，结果引来了一大群报复性上酒吧的年轻人。汤米彻底无法对付，于是只能拜托孙女找了她的年轻朋友们来做兼职经理。有几个月，酒吧甚至开起了“印度咖喱 + DJ之夜”。

虽然地盘渐渐被文青们侵蚀，但熟客们总是坐在一起。有活动的晚上，他们会坐到活动即将开始才慢慢散去，留下一群叫喊着“夜仍然年轻”的年轻人在老旧的酒吧里跳迪斯科。

接下来的一年里，伦敦人的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似乎每过一个月、社会就会更开放一点，酒吧里的年轻人就更少一点。最近半年来，酒吧基本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上周，我经过酒吧时，忽然听到里面人声鼎沸、偶有尖叫。走进一看，住在附近的爱尔兰老奶奶爱琳竟然在这里开派对。“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的丈夫去世一周年。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的家人全都在这里陪我纪念他。”爱琳对我说。参加派对的有她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有她的老朋友和干女儿，还有她门牙全都掉光了的“闺蜜”洁基。

爱琳和丈夫以前每天来酒吧，风雨无阻。去年她的丈夫去世时，汤米免费把酒吧空出来举办他的祭奠仪式。

没了年轻顾客的酒吧在那天响起了久违的舞曲，汤米坐在他的老板椅上挺着肚子扭着腰。我去吧台点酒时，才被告知爱琳的妹夫已经提前买单了，请酒吧里所有的人都喝一杯。当我跑去感谢他时，他摆了摆手，说道：“要感谢的是汤米，要谢谢他把这个家一样的酒吧开到现在。”

在伦敦，很多办公大楼的清洁工都讲西班牙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拉丁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当初我决定业余学习西班牙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经常有机会和他们聊天。我想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这是在伦敦的南美清洁工的典型形象：他们穿着深色的工装（藏青或深红），推着堆满了各种刷子、卷筒纸和瓶瓶罐罐小车，搭乘货运梯不动声色地出现在“奥菲斯”的各个角落。他们总是戴着蓝牙耳机，嘴里总是在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热爱和家人朋友聊天，偶尔也会用耳机相互实况“八卦”一下办公室的所见所闻。总之，他们是伦敦大公司里的“隐形全知道”。

伦敦的南美清洁工一般都在早年从老家搬到西班牙，拥有西班牙护照，并借此在英国正式脱欧之前搬来这里。我知道至少有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专门招募这样有欧盟护照的南美清洁工，将他们派遣到各大办公楼。毕竟相比本地劳工，他们对薪资的要求低很多。

何塞就是其中一位这样背景的清洁工，他的老家在哥伦比亚南部的城市卡利，来英国之前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住了 20 年。戴着一副眼镜的他约莫 50 多岁，皮肤黝黑，脸上总是笑盈盈的，见到人就会友好地说一声“hola”。

南美人和他人打交道都是天生八级水平的“自然熟”。他们很快就能和陌生人交上朋友，也会大方地介绍自己。

“你知道卡利吗？那里天气好、吃得好，还是‘莎莎舞首都’。”何塞站在厕所外和我说道，边说边灵活地用脚打出了“莎莎舞”的节奏。“你下次去旅游可以住我亲戚家，他们会照顾你。”何塞微笑着告诉我，并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他们就是这样的热情好客，这也是我喜欢和他们打交道的原因。

有一天，何塞问我周末是否有空，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我一口答应。

以当地七棵老榆树命名的“七姐妹”在伦敦的北部，离我家不远，但那个周末却是我第一次知道那里有一个“小哥伦比亚”。

每周末，操着清晰易懂的西班牙口音的南美人会和家人朋友在同乡开的餐厅里聚会，全程没有菜单、不说英语，也不需要客气。熟客入座后会向身旁走过的人大声喊些什么，算是点单了。淹没在客人堆里的服务员不得不指着大盘肉向所有人嚷道“a dónde, a dónde（送到哪桌）”。

何塞就带我去了这么一家老乡餐厅。门面装修很朴素，只挂了一个大大的卡片，上面有一些大盘的菜和一个 ￡7 的价格标识，在人来人往的七姐妹大街上很不起眼。但打开大门，热闹的气氛就扑面而来。

进了餐厅的何塞马上切换到了“八卦”模式，非常把我当朋友地说道：“你知道六楼的办公室吗？有一天大清早我去打扫浴室，居然撞见了一男一女。”对一般办公楼里的人，何塞和同事的口风都很紧，不会随便说话。显然，他现在是进入了周末状态。他喝了一口我已忘了名字的特色饮料，继续道：“我愣了一下，只能不断道歉，然后说‘请继续’。女的是 big boss！”

同时他也小声的提醒我：“在这里千万不要大声谈什么‘narcos，narcos’（当时，奈飞的同名连续剧正火爆）。要是你是哥伦比亚人，听到别人老是说什么毒品和narcos，你会怎么想？”

在另一幢办公楼做清洁工的丹尼斯是巴拉圭人，看上去 40 几岁。我对他说，丹尼斯听上去不像传统的西班牙语名字，他说：“对，但丹尼斯在巴拉圭很流行。”

丹尼斯以前在搬场公司做过。南美清洁工一般都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他们也不会介意一直在那些在“成功人士”看来没什么出息的行当间游走。对他们而言，工作只是他们生活的途径，一切“放轻松”。

我有时会和丹尼斯“吐槽”工作上的压力。“我很能理解啊。我以前也一样。”他和我说，“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做完工，去喝一杯 tequila，然后忘记一切。”他又继续道：“我妈妈和我说。除非你做老板，否则到哪里都一样。”

圣诞节对南美清洁工而言是大事。当年西班牙殖民者为了“驯服”拉丁美洲，将罗马天主教严格地移植到了这片新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今的南美人在宗教信仰上比欧洲人更虔诚。由于是外派劳工，清洁工无法参加所服务公司的圣诞节派对。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好兴致，这可是一年一度让他们展示舞姿的好机会。

何塞和他的同事每年都会在他们位于地下车库旁的休息室里庆祝。女同事负责在家里烹饪大盘大盘的美食，当天带来公司；男同事则负责准备酒水。

同样来自哥伦比亚的约翰在工作之外是一名 DJ，在大波特兰街上的拉丁酒吧里每月有驻场打碟夜，圣诞派对的音乐自然由他负责。“约翰，请来点‘莎莎’舞曲。”大家叫道。约翰边吃鸡翅边说“马上”，随后快步走到他的电脑前，找到了马克·安东尼的歌曲。

“圣诞快乐！”所有人一起喊道，接着便很自如地在小小的房间里集体扭起了屁股。

“你也来吧。”胖胖的胡安一把拉起好奇旁观的我。

“可是我不会。”我尴尬地说道。

胡安看看我，摆了摆手。“放轻松啦！你跟着我就行。欢迎来到我们的派对。”

我和何塞

我一走进扎西天坑（Cenote Zaci）的大门，就看到一个微胖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印有“必胜客”图案的文化衫，必恭必正地坐在一张棕色小桌后面，桌上放了一台计算机和一本读到一半的书。

“这里是扎西天坑吗？我想游泳。”我用西班牙语问道。

年轻人立马眼睛一亮，开始很努力地用西班牙语进行“长篇“回答，语速很快、信息量似乎很大，把我一下子说懵了。

“一张票，谢谢。”我尴尬地忽略了他的热情言论，付了 30 墨西哥比索，径直向溶洞走去。

“嗨，我叫丹尼尔。”年轻人“誓不罢休”地在我身后朝我大喝道。我笑了笑，没有停步。

在没有人的天坑里自称“蛙泳霸王”一小时后，我从溶洞走了上来，丹尼尔竟然在石阶顶端等着我。

“嘿，游得怎么样？”他切换到了英语，随手指向不远处、在一个小卖部后面的小平房，“那里有厕所，可以去擦干，一个比索。”丹尼尔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和一股天真的热情，丝毫没有被我的“冷漠”所影响。

“我要问问，他一大早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边收拾边默想，接着就走出了简陋的厕所，去找丹尼尔。

那是2018年的夏天，我在墨西哥尤卡坦省的小镇巴亚多里斯。

“丹尼尔，你早上和我说了什么呀？我的西班牙语不是很好，对不起。”我走到丹尼尔的桌前，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想和他用英语聊聊。

“哎，没关系，放轻松啦！”丹尼尔的眼睛又亮了，接着快速地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台相机和一个录音笔，“你喜欢我们玛雅的天坑，我已经很开心啦！”

住在这片半岛的玛雅人自古就把天坑里的水作为圣水供奉，玛雅金字塔基本都造于天坑附近。扎西天坑位于巴亚多里斯市区，附近并没有金字塔，但这里的一切美极了：一汪碧绿的池水静静地存在于旋转的石阶和优雅的瀑布之下。

丹尼尔黑发黑眼，皮肤黝黑，看上去有玛雅人的血统。

丹尼尔擦了擦头上的汗，开始用英语解释：“我叫丹尼尔，我正在收集全球各地游客的照片，想收集地越多越好。我想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能和你拍一张合照吗？”

我为自己之前的“粗鲁”感到了小小的羞愧。“那当然呀。我是中国人。”

看到我同意了之后，丹尼尔兴奋极了，马上环顾了一下四周，寻找“完美”的拍摄地。

“那就站在天坑围墙边吧，希望能把天坑拍进去，试试。”他朝我们的左前方指到，“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游客，简直太棒啦！”

“咔嚓”之后，丹尼尔又把他的录音笔递给了我，问道：“能把你的名字发音录到这个录音笔吗？”我点了点头。

拍完照后，我和丹尼尔继续聊了会。丹尼尔 23 岁，在巴亚多里斯攻读旅游管理专业，在天坑作售票员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但即将离开。

由于在墨西哥的所有景点，本地人与国际游客所要支付的门票价格不同，所以每到一处，游客都会被询问“你从哪里来”。于是，丹尼尔萌生了与不同国籍的游客合照的念头。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办一个摄影展”，他边给我看我们俩的照片边说道。

墨西哥之旅的两年后，我对丹尼尔进行过一次邮件采访。当时，他已经是一间餐厅的经理，并兼职担任中学生的英文家教。他对我说，他在天坑工作时共收集了来自 35 个国家的游客的 21 张照片。

“我还在继续我的‘世界公民’摄影项目，希望可以收集到来自全球所有国家的游客的照片。”丹尼尔在邮件中写道。

“虽然我可能无法亲自拜访全球所有国家，但是通过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交流、和他们合照、并聆听他们的故事，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地球上文化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