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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 二舅治不好做题家外甥的精神残疾

近日,“二舅”突然火了起来,神奇的是这位二舅虽然身体残疾,但是却长着一副巧手什么都能修。不但会做木匠活、给村民修理家用电器,最神奇的是还能治好他外甥的精神内耗。

“内耗”一词意味着,名为“衣戈猜想”的Up本人内心中存在结构性矛盾。那么究竟是什么结构性的矛盾,才能让作者内耗?二舅只是一个会手艺活的农民,可以说他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和“衣戈猜想”简直是云泥之别。Up主对二舅的同情并不奇怪,因为人类的共情是容易向下兼容的,在怜悯的同时往往也带着优越感,假设国民老公王思聪倒霉了,王家上演一出现代版《红楼梦》,而破产后的王公子却怡然自得。这时Up恐怕会说资本活该咎由自取,而不是说“撕葱giegie的淡然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带着优越感的怜悯不如自己的,嫉妒比自己社会地位更高的,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焦虑、矛盾心态,是部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特有的心理状态。底层会彻底麻木,因为生存的压力让他们对所有苦难逆来顺受;而“王思聪们”站在金字塔顶俯瞰世界,人间的苦痛他们也往往无法体会。

由于东亚模式不同于欧美市民社会的发展路径,导致中国的中产阶级往往是保守和具有依附性的。这种依附性在体制内人员的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因此他们更多时候是顺从现有秩序,并不具备多强的独立自主性。

因此Up见到二舅这么惨的人居然还能逆来顺受,与过往的苦难和解,他的“内耗”神奇消失也不难理解。网上有网友造梗鲁迅经典著作《故乡》为“回家三天,闰土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也暗含对Up这种廉价同情的不满。二舅可能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但Up主作为中产阶级的精神残疾确实难以治愈的。

这位名为“衣戈猜想”的Up主可能治不好他的精神残疾,但迎合b站流量“戈韭菜”的能力却是杠杠的。论在b站收割流量,“遇事不决怪米帝”和“无脑吹捧前30年”是时下最流行的两大法宝。

作为帝都中学历史老师,却说二舅家房屋修建时间比美国建国还早,可能这位Up主是学中国近现代史毕业的吧,对外国史不太了解,毕竟外国史往往不是考试重点,当年学习过程中可能没怎么复习过可以理解。建议这位小up向连岳、翟山鹰、司马南等前辈学习美国的罪恶发家史,早日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分离。

有趣的是,作者借二舅之口宣扬前三十年的“公平”,然而那个时代真的公平么?

前三十年自称消灭了阶级,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通过户口制度建立起的城乡二元体制就把中国农民禁锢锁死在乡村之中,如果农民没有介绍信或是证明就进城办事,那么被当做“盲流”抓去从事挖沙采石等繁重工作的可能。

工人和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单拿医疗来说,20%的城市人口拿走了75%的公共卫生开支,而80%的农村人口只能够分享25%的医疗开支,“城市老爷部”是那个时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真实写照,这也不得不让梁漱溟发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感慨。在那个时代,农民想实现身份跃迁的途径并不多,除了高考、从军、婚姻和招工外,实现从“在地头计工分”到“吃商品粮”的跨越非常之难。

农民除了要应对沉重的农业劳作外,还要在农闲时候做民工参与地方建设,这种近似徭役的征发给与农民的回报恐怕仅仅是几个工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是那个时代征发民工参与地方建设的真实写照。

粮禀足而知礼节,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你知道妇女的贞操值多少钱么?在50年前,北京西北一隅的张家口山村中,每到隔壁“煤都”大同的国营煤矿发工资时,张家口的年轻妇女便成群结队跑到大同煤矿上陪矿工睡觉,而她们的酬劳仅有两斤粮票。每到矿上发工资时节便是大同公安繁忙的时候,因为要一波一波的抓这些张家口的“女盲流”和“女流氓”。

为了二斤粮票陪陌生男人睡觉,为了防止收容遣送躲避警察抓捕,如今这些“女盲流”、“女流氓”或尚存人世、或已化为黄土,她们和二舅年龄相仿,在“环北京贫困带”的角落里默默无闻、无人知晓,当她们谈及心酸往事时,是否也能和过去做友好和解呢?

她们和生存在北京、在中学里当历史老师的Up主不一样,她们不是治好了自己的内耗,而是和二舅一样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没得选,早已在生活的强奸下麻木成一具行尸走肉。不知道Up主听到这些辛酸往事时,能不能治好他的“精神内耗”呢?

不知道作为农民工的二舅,有没有遭受过城里人的白眼?有没有受过国营商店店员的鄙夷?有没有遭受过城管队员的驱赶?我只知道,二舅他老人家在短片里一句话没说。而作为他的后辈,一个体制内吃皇粮的,你却把他的苦痛麻木作为你精神疗愈的良药,你有何面目再见你的二舅?我真是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关于二叔的命运的不幸,Up用因病未能继续上学来概括,并用隔壁村考上大学的老头作为光荣榜样,并且还要酸一句“这个老头当年学习还没有二舅好”。精神残疾的Up主无意识暴露出自己的做题家思维,试图靠着做题来实现阶级地位的提升和人生自我实现。小镇做题家总以为,考试是最公平的制度,并且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应该通过考试来分配。

首先考试制度永远是一门少数人得利的游戏,即使规则和过程再公平,那么改变了少数人获胜的游戏结果么?并没有吧,考试制度没有改变多数失败者的生存现状。假如二舅身体健康、学习优异,最终二舅成功考上大学吃上了商品粮,那么二舅的成功就意味着二大爷、二叔和二婶的人生悲剧,因为他们考不上大学无法实现阶级跃迁。

考试制度仅仅是军功爵制度的温和变体,他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单赛道零和游戏,而非参与者的合作多赢,这并不是普惠社会大众的优良制度。那么如何才能改变二舅的命运?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兜底。

二舅成长于一个极度贫困的村落,在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均GDP只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相上下,甚至落后于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这是二舅一切不幸的根源。毫无疑问,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也确确实实能享受到这40年来的发展的红利。

曾经的村民进入城市变成市民,曾经的荒野变成繁华的都市,曾经的落后的中国不再被世界所耻笑,人均GDP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即使再闭塞的村庄如今也做到“三通”,即通路通水通电。

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产业链的迁移解决了前三十年始终无法很好解决的就业问题,并提供给普通人更加优质的岗位,优质的岗位带来更高的收入,这才使得普通人过上了比他们父母辈更高品质的生活。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发生在40年内,这是令世界为之赞叹的奇迹。

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和公共财政支出的提升,公共开支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兜底机制的建立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改革开放后,医保、社保、社会救济和保障房等的社会保障逐渐建立。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扶贫,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了绝对贫困的“清零”,让许许多多时代贫困的家庭摆脱苦海,这是当代最伟大的公共政策。

农民从过去被征收农业税、养儿防老、自费看病的窘境到种粮补贴、国家发放一定养老金和享受新农合报销,中国很大也并不富裕,这些扶持对比西方福利国家这些虽不够看,但从零到一的跨越,则是“享受”2000年秦制下负福利待遇的中国农民不敢想象的。

世纪之交,一位基层官吏在上书总理时曾发出“农民真苦,农民真累,农民真危险”的“三农”感慨,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时代东风下,中产阶级做题家在村里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却治不好他的精神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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