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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 二舅是“小镇做题家”最后安慰

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有效缓冲,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现了无大型危机增长——当衰退和失业在城市中发生,很多人可以暂时回老家过渡。与经济层面二元结构伴随的,是一种特有的精神二元结构,乡村底层的“农民二舅”与城市顶端的“二代小周”。

正是亿万像二舅这样的底层劳动大众,以一种特有的低人力成本、高不公容忍度的方式,补贴着转型期由于制度建设滞后而产生的高制度成本(小周们是制度的“成本中心”),并保证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危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肯定或歌颂二舅的苦难和隐忍的人生,我们只是在描述一个客观社会现象,一个繁华的经济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种具有明显城乡差异的集体心理和大众精神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二舅”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河床上以苦难沉淀的精神顽石。所谓顽石,是指不朽,是指数目庞大,是指五千年了都风化不掉。当然,也不是全指冥顽不化的阿Q精神,而是作为一种最底层的精神寄托,承载着无数普通人“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心灵生存秘笈——也是这个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幸存者的成功诀窍。绝非只有今天才有,这种精神化石古老而又顽固。

当二舅们以乐观的心态迎接人生的不幸和苦难时,社会的另一极——“小周”们,却在以同样快乐的心态炫耀生活的幸运和富足。这看上去像一个平行宇宙,在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同时上演,仿佛不是一个时空,但谁也无法说谁比谁更快乐。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这却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中国转型期特有的二元精神结构。由此,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发现,那就是:

依靠这种二元精神结构形成的异质性效用函数,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完成了乡村对城市的“价值补贴”;这种补贴更加直观的表现,是大量从乡土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以没有怨言的辛苦低报酬劳作创造的剩余,补贴“小周”这样的富足并占有大量资源的特有群体。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小周这样的群体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制度成本的制造者,与二舅们相比他们不创造任何价值,却在扭曲着制度运行,侵蚀了要素分配的市场化力量,让寻租、腐败、权贵圈子、关系资本等成为价值分配的主导。

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十年的反腐,本质上是一种降低制度成本的国家努力,可以提高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反腐并非高质量增长的充分条件,还需要同时在制度变迁上做出更多的结构性努力。如果仅从人的层面反腐,国家治理现代化没有跟上,反腐不仅很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而会因为官员缺乏灰色激励而拉低经济增速。小周们所在的地方平台,虽然是一个创造债务的通道,但至少承担了“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可以短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但长期内不过是制度成本的递延与公共信用的透支。

二舅特有的精神满足感,或过低负边际效用定价(高痛苦容忍度)的效用函数结构,让这种“不公平”的价值补贴和再分配在长期内成为可能。至少“二舅”这一代人的时间可以。然而这种补贴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二舅”的精神底蕴是古老朴素的,被传统锁定的,是中国五千年儒法统制下底层大众朴素的老庄皈依。若非如此,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无论如何,活下去,并热爱生活,与自己以及设身处地的大环境妥协,是一种几千年进化出来的精神本能。它非常坚硬而顽固,所以我称其为“一块顽石”。

这种二元精神结构形成的异质性效用函数,给以单一代表性代理人效用函数为基准的主流经济学带来了难题。因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在序数效用论下无法对异质性的两个代表性代理人的效用值进行比较。对于小周,20万元一斤的银毫和1200一条的香烟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可能都比不上二舅苦累劳作之余的一袋粗烟,饥渴交加时的一个馒头和一碗白水。而这种二元分裂在经济转型中又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在GDP高速增长但贫富结构日益极化的转型过程中,保证社会稳定与集体心理平衡的是GHP(幸福增加值),那么二舅一直保持较高的满足感知度就可以弥合这种收入和财富极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危机。

在当前,“二舅”这样生活经历的普通百姓其实何止千万。我们无法说该赞美还是批判,抑或是自责。因为客观的事实是,正是由他们和小周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支撑着中国高制度成本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成就着中国低成本、高速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其中,正是二舅这种精神结构形成了社会宏观层面的超稳定平衡。

但同时我们也伤感的看到,也是这种精神结构阻碍了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因为“二舅”并没有向顶层设计者施加因个人权利诉求产生的现代化压力。他不懂这个动态过程,也没有像中产和知识分子那样对现代化产生热望。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精神富足感,他对小周的世界不是完全不懂,而是觉得毫无关系,永远无法触达。

若人生的目标就是抵达二舅这种内在的妥协与平和,我们又何必自以为是的去打扰他们好不容易形成闭环的精神世界。而我们贸然这样去做的目的在潜意识里可能就只有一个:面对小周这个群体的崛起,作为一个绝望的“小镇做题家”,在精神层面出现了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危机,二舅是最后的心理安慰。(本文作者:赵建,原题目《从“二舅”和“小周”看中国转型期特有的二元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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