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发动1958年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至10月25日之间，毛泽东发动第二次台海危机。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驻守金门和马祖的中华民国国军发动榴弹炮突击，在四十四天内向金门射击炮弹近五十万发，并企图封锁海运线，围困金门。在炮战初期，国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但随著战事持续，逐渐恢复战力，双方多次战斗，互有胜负。9月22日，美国所支援的八吋大口径巨炮运抵金门，国军反击力量大增。美国还紧急运送AIM-9响尾蛇飞弹给中华民国空军，击退中国空军的进攻，导致解放军封锁金门的企图失败。10月初，解放军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停（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逐渐减少攻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单打双停”，直到1979年1月1日，与美国建交后，才结束对金门和马祖的炮击。

事实上，1955年夏至1958年夏，中国不断对台澎金马宣示主权，但台湾决不放弃对外岛的军事防卫。美国透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保卫台澎，美国总统还得到国会授权可以动用美军防卫台湾海峡“相关阵地及领域”。同时，1954年台海危机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开始，到1957年底暂停，因为美方将其代表调职，并建议以较低层级的代表继续会谈，中方予以拒绝。虽然美国在1958年7月中已经提名新大使，但中国仍不同意复会。美国企图透过大使级会谈说服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始终没有成功。中国坚持，除非美国同意撤出台澎金马，否则不愿讨论其他项目。1957年11月15日，周恩来声称，如果美军没有撤出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就是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地位。

1956年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雪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秘密演说，痛批前总书记斯大林。毛泽东认为赫鲁雪夫批判斯大林的行径是“修正主义”。为了恢复苏中团结，赫鲁雪夫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集社会主义国家开会。毛泽东亲自赴会；这是他一辈子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赫鲁雪夫在会议中号召社会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毛泽东却大唱反调，号召社会主义集团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他宣布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消灭西方帝国主义。到1958年秋天，中国和苏联为意识型态频频争吵，毛泽东给赫鲁雪夫出个难题：因为苏中还是正式的同盟国，赫鲁雪夫必须支持一个无关苏联战略利益的路线；可是毛的路线会导致核子战争，却是赫所不能接受的。

毛泽东要与赫鲁雪夫争夺共产世界的意识型态领导权，其战略目标是向全球输出中国式革命。毛泽东还刻意制造外部危机，以配合他在国内的意识型态运动。1958年夏天，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宣布中国式共产主义道路是独特的、优于苏联的。他甚至宣布中国经济可在三年内超越英国、七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把外交政策视为国内政策的延伸，他也在1958年夏天强调“革命外交”。1958年8月，毛泽东认为美国阴谋搞“两个中国”，因此决定解放金马。在展开炮击之前三周，毛泽东诱使赫鲁雪夫到北京访问，利用赫的访问给外界制造一个印象，即赫鲁雪夫支持他的新战事。事实上，在中苏会谈时，毛泽东暗中在沿海地区动员解放军部队，却根本没向赫鲁雪夫吐露他要解放外岛的意向。危机过后，赫鲁雪夫曾对毛泽东抱怨“如果你开火，你就要夺下这些岛屿；如果你认为不必要夺占这些岛屿，那就用不著开火。我实在不了解你这个政策。”

1963年，菲德尔・卡斯楚（左）与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AP）

在中苏会谈时，毛泽东暗中在沿海地区动员解放军部队，却根本没向赫鲁雪夫吐露他要解放外岛的意向。图为菲德尔・卡斯楚（左）与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资料照，AP）

毛泽东发动1958年台海危机的主要目的是挑战赫鲁雪夫“和平共处”政策以及赫在共产世界的领袖地位，台湾只是他的一个借口。。1958年4月，赫鲁雪夫提议和美国总统艾森豪进行苏美高峰会议，毛泽东对此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才是共产世界领袖，应该由他与艾森豪开会。毛泽东似乎认为，如果他把台湾海峡推向核子战争边缘，赫鲁雪夫必须在“和平共处”政策和苏中同盟关系之间做选择，他可以因此破坏苏美亲善。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成功了，中国对金马展开炮击后，苏联被迫为中国向美国发出核子威胁“如果美国要介入冲突，苏联将视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攻击苏联”，使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紧绷。但毛泽东拒绝赫鲁雪夫派“一个师的飞机”来中国帮忙，说“我们自己会解决问题”。中国对金马的行动事先对苏联没有任何交代，打乱了苏联对美外交，最终激怒赫鲁雪夫，引发苏中关系破裂，这是后来苏联取消对中国核援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7月中旬，中东形势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由，开始大量向福建沿海集中兵力，准备攻打金马。1958年8月6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备战状态”。8月18日至20日，蒋介石紧急巡视金马前线，他当时判断，毛泽东的目的“仍以战争胁制美国退出台湾海峡，清算中华民国，使其不仅进入联合国，而且成为五大国之一的春梦，故其计划仍以局部战争，掠取金门，马祖为主旨，但亦不恤引起大战，冒犯台湾之准备，而其关键全在我金门战斗之胜负，为唯一枢机耳。”

8月23日，解放军突然对金门进攻，炮击一日数万发。8月23日至9月18日，解放军持续火力封锁金门海运线，国军则针对解放军炮兵阵地展开反击。蒋介石立即要求美国“一，确保台湾海峡之安全，使台，澎对外岛之海运得以畅通。二，稳定金门马祖局势，阻止敌人疯狂侵略行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因此公开警告中国，若中国图谋夺取金门、马祖，美将视为威胁和平。8月24日，美国举行国家安全会议，军方认为如果有需要，美军可介入协助国军防守金门和马祖，防止解放军海上封锁。军方要求“为了有效防御这些岛屿，将要动用核子武器”但艾森豪还在犹豫。此后，第七舰队协助补给金马，突破解放军封锁，并与国军举行一连串联合演习。

9月4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认为“中共进攻金、马，即为进攻台、澎的前奏”。艾森豪同时决定，如果危机升高，要对中国动用核子武器。面对美国的核子威胁，中国撤退，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宣布北京的目标是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白宫立刻表示，美国驻华沙大使已经准备好恢复会谈。赫鲁雪夫这时却写信给艾森豪作核子威胁，艾森豪回信，决不在中国武力恫吓下后退。9月15日，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代表王炳南提出“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美国大使强调“美国对具有主权之盟友负有义务，今盟友领土遭受攻击，美决不能接受任何涉及让弃盟友领土之解决方案。”美国实际上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它的领土是台澎金马。中美双方连续会谈四次，毫无交集。

毛泽东（中）和周恩来（左）及林彪（右）（AP）

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宣布北京的目标是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白宫立刻表示，美国驻华沙大使已经准备好恢复会谈。图为毛泽东（中）和周恩来（左）及林彪（右）。（资料照，AP）

9月中旬，美军支援国军12门八吋炮到位后，国军取得火力上的优势，其影响所及，使中国在炮战上转为劣势，无法再以炮战封锁金门。中国因此开始改变策略，9月中，周恩来让香港新闻界要人曹聚仁向蒋经国传达中共希望国共和谈的五项条件。9月30日，蒋介石对此“甚叹共匪对中美离间之技俩奇妙而毒辣，寒心极矣。”同日，杜勒斯在记者会上表示，若台湾海峡能获致靠得住的停火，美国将赞成国军由外岛撤退一部份。10月1日，艾森豪表示中华民国将众多部队布防在金门不是好办法，但国军不能在敌军压境的状况下撤退。同日，蒋介石公开反对减少外岛驻军，他说中华民国并无接受美国建议的义务，国军仍要坚决死守金马。10月2日，蒋介石又召见美国大使，指责美国政府近日之言论实对金马国军打击重大，这是蒋介石对周恩来和艾森豪的回应。10月初，台海危机进入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外交政治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新阶段。毛泽东考虑到政治上已有收获，因此接连宣布“停火一周”、“停火两周”。

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突然来台湾与蒋介石磋商，他原本还想逼迫国军自金马撤离，没想到中国却在10月20日恢复对金门炮击，使杜勒斯骑虎难下。蒋介石当面要求杜勒斯“予我以原子重炮，毁灭其炮兵阵地。”两人交谈三日，杜勒斯与蒋介石各让一步，在台北发表历史性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杜勒斯因“金马与台澎防务有密切关联”而作公开协防承诺，同时警告中国不要再做出挑衅的动作；蒋介石则首次宣示“光复大陆主要武器为三民主义之实施，不凭藉武力为反攻复国之主要途迳”，实际上放弃武力反攻国策。

1956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的外交策略是让台湾、中国双方在外岛降低军事力量，他认为只要美国立场坚定，中国会改变看法。图为1956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资料照）

杜勒斯的外交策略是让台湾、中国双方在外岛降低军事力量，他认为只要美国立场坚定，中国会改变看法。果然，“联合公报”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国突然宣布对金门的滥轰狂炸将改为“单打、双停”。1958年的台海危机，从赫鲁雪夫访问北京开始，到杜勒斯访问台北结束，因为中华民国的坚定固守，迫使美国积极支援，导致中国“计穷力竭，破绽败露，自动停火”。事实上，毛泽东在衡量局势之后，不敢挑战美国协防金马的承诺，他对外宣称，担心杜勒斯逼蒋介石放弃外岛，切断台湾和大陆的牵连。对他来说，借由触发危机、再停止危机，既达成逼迫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的目标，又挑战了赫鲁雪夫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隔海分治，蒋介石虽在口头上还不放弃“反攻大陆”，其实内心非常清楚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而毛泽东发动两次台海危机却不敢真正攻打金马才是“两个中国”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作者汪浩：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