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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背负骂名43年 为何沉冤得雪后选择了自杀?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在一处1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在向一位病床上的老人宣读一份决定:

“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并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当沉冤终于昭雪,老人浑浊的双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历史的错勘之下,她曾是公认的“汉奸”,以43年的“戴罪”之身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当平反这一天到来时,关露已76岁。

这一天,她等了太久,直至垂垂老矣,身心俱残。

7个月后,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下了大剂量安眠药……

作家萧红临死前,留下绝笔: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而当关露永远地阖上双眼之时,曾萦绕于她内心的,是否也是这一份“不甘,不甘”?

2007年,《人民文学》给予了麦家的小说《风声(电视剧)》这样的授奖词:

“《风声》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它探索人的高度;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

两年后,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周迅饰演的顾晓梦更是成就了一个红色经典形象。

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图片选自电影《风声》

影片的最后,顾晓梦以一段独白道出了万千“地下工作者”拳拳的报国之心:“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后来,麦家在央视栏目《重访》中披露,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联女诗人,后又成功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

顾晓梦曾在那条墨绿色旗袍的边线上留下摩斯密码,却成为关露宿命的谶语:“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如果没有成为一名“间谍”,关露大概是上海滩可以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关露

但在命运的转弯处,她被带到了一条崎岖险峻之途,令其蹈死不顾的,是她毕生追求的信仰。

1907年,关露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饱读诗书,为她取名胡寿楣。

9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以纤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母亲却为两个女儿在清静的小院里开辟出了读书一隅,并陪她们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两个孩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不仅如此,母亲还教育女儿立身处世之道:女性一定要实现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才能在时代的风浪中撑住自己的命运之船。

但因积劳成疾,母亲于1923年抱恨离世。

那一年,关露16岁,妹妹14岁。

母亲去世后,关露带着妹妹寄居在二姨家。而二姨认为女孩子的最终归宿就是嫁人结婚,相夫教子。

不久,二姨便给关露介绍了一名银行经理。

但关露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某天清晨,她带着妹妹,逃离了二姨家。

离开二姨家后,关露和妹妹辗转来到了上海,暂居于老乡阎佩芳家,并重拾学业。

1928年,关露考入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现南京大学文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

读书期间,她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关露而言,那是一种来自思想和灵魂上的荡涤与洗礼。

于是,她以笔代戈,既以锋利之言针砭时弊,又以切切之语为底层人民呐喊。

关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后,又相继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响颇大,遂有人将她和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作品中,她表达了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担忧,也努力去唤醒女性的自我解放。

在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中,她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

不久,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年仅25岁的关露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中坚分子。她用如椽之笔,为中国共产党在乱世中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红色之声。

她参与创作的电影歌曲《春天里》,燃起了无数爱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斗志。

由关露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春天里》

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时人亲切地称之为“民族之妻”。

一二八事变爆发以后,关露跟随丁玲一起去前线慰问抗日战士。

当时的十九路军英勇捍卫国土,用筋骨血肉抵御外敌侵略,于是,她将十九路军慷慨悲壮的义勇事迹写进了散文诗《悲剧之夜》中。

后来,她又深入工人之中,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等方式接近工人姐妹,唤醒工人沉睡的思想。

她声称:“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之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拉开序幕。不久,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外围地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上海成为一座“孤岛”。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埋首于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的最后修改,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者是中共南方局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他带来了一份叶剑英的密电:速去香港(专题)找廖承志!

关露以为组织会让她去香港开展文学工作,但没想到当她见到廖承志后,真正的任务是“接触汪伪特务组织76号的负责人李士群,并对其进行策反行动。”

李士群(右一)

关于李士群,关露早就听闻过他的骇人传言。

李士群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时,被敌人逮捕,在被国民党用各种手段折磨后变节。抗战时期,他再度叛变,成为了日伪汉奸。

上级原本要将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交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来策反。因为胡绣枫夫妇曾在李士群落难时,收留了他的妻儿,李士群始终铭记这份恩情:

“今天你们夫妻这么照顾我的妻儿,以后若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李士群,我必为二位赴汤蹈火!”

但当时胡绣枫已深入到国民党上层,一时难以抽身,便推荐了姐姐关露。

关露从前是以文人的身份战斗,从未接触过“间谍”工作。但想到危若累卵的国家,她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去一行,等待她的,不仅是险象环生的“魔窟”,还有名节“有亏”的考验。

潘汉年

关露的上线潘汉年脸色凝重地告诉她:“关露同志,比牺牲更难的,是毁掉自己的名誉。”

同时潘汉年也嘱咐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关露主动联系了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在表明自己是胡绣枫的姐姐后,以想找工作谋生的理由,希望李士群可以伸出援手。

76号特务组织的总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极思菲尔路76号

此前,李士群曾邀请关露对“76号”进行文学宣传,但当时的关露不耻于他的行为,予以了拒绝。

此次忽然“求助”,心机深沉的李士群知道关露“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他无法揣摩出关露的真实目的,便婉拒道:“我们这儿可没有你能做的工作,不过你以后可以多来玩。走吧,带你参观一下。”

随后,关露跟着他来到阴暗逼仄的牢房,那里面关押着的都是满身血污和伤痕累累的囚犯。

第一次见到“人间地狱”的模样,关露不禁毛骨悚然。

在那之后,李士群时常邀请关露到“76号”,但都不与她见面。接待关露的是他的妻子叶吉卿,两人也逐渐成为了闺中密友:逛街,唱歌,跳舞……看起来优哉游哉的生活,却加重了关露的心理负担。

叶吉卿

一位爱国的女诗人,竟与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76号”为伍。

曾经的同事和好友,都以一种鄙夷仇视的目光看待她。而关露也担心现在的身份会牵连故旧,便主动疏离了亲朋好友。

李士群在关露与妻子接触的过程中,也渐渐察觉了她的动机。有一次,关露来到“76号”后,李士群出现了。

关露趁四下无人时问李士群:“‘老朋友’想要见见你。”

李士群听罢,愣怔须臾,随之沉默不语,其实在他的内心对共产党犹有好感,此前也曾私下联系过党组织,透露过合作的意愿。

半晌之后,他眉头舒展,狠狠掐灭了烟头:“‘老朋友’如果愿意要我,我是很愿意帮忙的。”

1942年,在关露的积极协调下,李士群与“老朋友”潘汉年成功会面。

由于李士群的情报,很多乡村躲过了日本(专题)的“清乡”计划;新四军要越过封锁线时,是李士群调开了伪军来进行掩护;同时,他还保护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策反李士群,关露功不可没。她不辱使命,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红色间谍”。

● 关露

但在上海,有人耻笑她善于伪装,有人当街大骂她是“汉奸”,左联的负责人甚至公开宣布,不会再让关露参加左联的任何会议和活动。

这些无疑都为关露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她修书一封给妹妹:我想回到妈妈的身边。

信中的“妈妈”,是指当时的红色圣地延安。

然而,她的请求并没有获得批准:“妈妈”不要你回来,她要你在那边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露有极强的使命感。即便“时时可死”,但她在收到上级的指令后,继续忍辱负重,秘密“卧底”。

1942年春,潘汉年给关露下达了进入《女声》杂志社的任务。

《女声》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即情报部)合办的一份中文杂志,读者主要面向中国女性,其目的是进行文化侵略。

组织上希望关露借助自己知名女诗人的身份,打入这家杂志社内部,与日共取得联系,并且在暗处宣传反战爱国主义文章。

关露再次临危受命,把自己装扮成了一名醉心于风花雪月、不问时事政治的文艺女青年,并在工作中,与杂志社的负责人佐藤俊子结为了好友,以其来掩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关露

潜伏在杂志社期间,关露作为一名编辑,积极搜集日方的相关情报,并利用职务之便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先进思潮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然而,她的爱国之举无法昭彰于天下,在上海民众看来,关露作为日本人豢养的“汉奸”,理所当然是人民的公敌。

尤其是在1943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关露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年,日本举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想要召集一批文人到东京参加会议,借机让他们发表拥护帝国主义的言论,并给每个人拍照登报,以示表彰。

佐藤俊子将这项“荣誉”给了关露。

关露深知,一旦参加,“汉奸”之名将被彻底坐实。她想为自己保住最后一丝尊严,但潘汉年却让她抓住这次机会,拟将一封信交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帮助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重新与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

冈野进

关露接到潘汉年的指示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前往。

在日本期间,她将搜集到情报的日记本,藏在编辑部办公室卫生间澡盆的下面。与此同时,关露成功地将信送到了秋田教授的手中,完成了潘汉年交给她的任务。

很快,关露在日本东京的发言和照片传回了国内。

当时的《时事新报》这样记载了关露的“日本之行”:“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面对同胞们义愤填膺地控诉与讨伐,关露犹如万箭穿心。

同时,她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毙。

李士群病逝登报,图源:《档案》

李士群的猝亡,让关露不寒而栗。她深知,比起侵略者,国人更痛恨汉奸。

虽然当初走上“红色特工”之路时,她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她怕的却是背着“汉奸”的罪名,被悄无声息地暗杀。

昔日,她执笔为文,写下了众多令人动容的爱国诗篇,也为无数志士仁人带去前行的勇气与希望。

人们曾经有多崇敬她,后来就有多痛恨她。

关露无言,在默默承受这些排山倒海的愤怒情绪之余,只期盼着抗日胜利。到那时,她便可以光明正大地站立于阳光之下。

但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到来之际,却是她灾难的开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开始“肃奸”。

关露,首当其冲。

她被国民党列为“汉奸文人”,向其发出了“逮捕令”。

幸好在上级的特别安排下,关露被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

关露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以为终于苦尽甘来。她重新拿起了笔,准备将积压在心中的情感诉诸纸端。

当她打算将一些诗作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时,报社的社长却建议她:“您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用关露这个笔名。外界不知道你的身份,如果你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一刻,关露才清醒过来,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有关她的那些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

在很多人眼中,关露不是英雄,而是“汉奸”。

与被“污名化”的遭遇相比,对她造成更大打击的是,不久,她收到了恋人王炳南的绝交信。

王炳南

王炳南和关露相识于抗战前。当关露以伪装者的身份战斗在敌营时,王炳南成为了她生命中的那道光。

但抗战结束后,王炳南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秘书。当他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恋情并计划与关露结婚时,却被否决,理由是如果他们两人结合,将不利于党的形象,更会影响他在党组织的工作。

于是,王炳南对关露据实相告。

因此,那封绝交信,犹如楚河汉界,彻底划清了他和关露的界限。

她犹记得在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前,她去与王炳南告别。王炳南赠给她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背后写下卿卿之语:“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她也将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

那张照片她一直小心珍藏,却不知那本诗集是否还在君侧。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在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促成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在奉调回国后,他受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炳南(右二)与周总理一同出席活动

王炳南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而彼时的关露,却因为过去的问题遭到了隔离审查。

曾九死一生,但仰赖他的慰藉,她走过那些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岁月。

然时势造化,殊途难同。他已是国家的栋梁,她却沦落为人民的“罪人”。

她无法再与其比翼齐飞,只能孤鸿独栖。

随后,关露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关露想就这样走完余生,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接踵而至的劫难已向她张开了巨大的罗网。

1955年,潘汉年被怀疑为“内奸”,被捕入狱。关露作为他的下线,受到了牵连,被关进监狱两年。

但牢狱之灾并没有结束。

1967年,关露60岁。因潘汉年一案又起波澜,关露再次入狱。

这一次,她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的时间。

先后两次入狱,她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她曾经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秀笔,竟然要用来“编造”自己“莫须有”的罪名。

关露撰写的交代材料

身陷囹圄的关露,未死于敌人之手,却受辱于自己曾拼命守护的同胞。

以前,无论处于怎样的危机中,关露都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电视剧)。她爱干净,爱读书,即便多年来遭受“千夫所指”,她也不曾对生活和理想失去信仰。

可是两次入狱,彻底摧毁了关露。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关露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被释放出狱后一直独自生活在10平方米的蜗居。

关露

1980年,74岁的关露患上了脑血栓,不仅全身瘫痪,还忘记了过去的很多事情。

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落墨成章,抒写满腔的赤诚与襟抱。

偶尔,她将头探出10平米小屋的窗口,无神地盯着外面的世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她彻底洗刷了“罪名”。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彼时,距离潘汉年去世已经5年有余。

潘汉年同志的纪念铜像,2001年在上海建成

关露曾为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写下过充满希望的歌词: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关露所求的春天,却迟来了整整43年。

大半生时光,关露都带着精神的枷锁行役于世。

当她服下安眠药时,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一张王炳南的照片。

照片的背后是关露题上去的两行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在文化部为关露举办的追悼会现场,白发苍苍的王炳南默立于人群的后面,神情沉郁哀戚。

寄出那封绝交信后,两人再见已是生死的距离。

他有些颤抖地从口袋中拿出一支笔——那是她送给他的墨绿色派克笔,在签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不是成为“红色特工”,关露也许与王炳南一样,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外交家,或者笔耕不辍,以作家的美誉走完一生。

但残酷的人生向来拒绝假设。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作家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北京西山广场纪念碑

也许历史的悲剧能向时间去索要一个公正的答案,但是,那些潜入大海、埋于荒丘、沉默于无言的幽咽之下的呢,谁又能给出不辨自清的答案?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曾在《秋之将至》中写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

自然的兴衰、人类的荣辱、不绝的忧患在这亘古如斯的大地往复,它承载一切,亦见证一切。

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一段碑文: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这也是对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关露曾在狱中写的《秋夜》里表达过这样的心声:“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逝川之水,流而不绝,但一切不能化为尘埃的,终将成为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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