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人：俄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

8.19政变：苏联解体前，克格勃垂死一搏

1991年8月24日夜，一台莫斯科市政府派出的大吊车来到卢比扬卡的克格勃大楼前，在围观人群一片欢呼声中，用套索吊住捷尔任斯基塑像的脖子，将其从底座上吊起，拖到美术馆附近的空地上。

对于这一幕，无论是6年前被老同志们选为这一超级大国和超级大党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还是克格勃掌门人克留奇科夫，都是此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尽管苏联的上层人事斗争始终蒙在一层厚厚的迷雾之中，但任何一个克里姆林宫学者都不难根据公开报道的蛛丝马迹断定，克留奇科夫属于戈尔巴乔夫的“红人”：克留奇科夫是第一个从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局长的位置被提拔为克格勃主席的，而选择提拔他的人正是这位年轻的戈尔巴乔夫。

在之前的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而第一总局领导此前还从未有过陪同苏联首脑一起访问西方国家的殊荣。

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走马上任时，接手的是世界最大的特殊机构。这一机构拥有近50万工作人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20余万克格勃边防军）、掌握了党和政府的通讯（6万通讯部队）、掌管了苏联领导层的保卫、休憩、日常消费，并负责运行战时指挥场所。克格勃既是苏联对外搜集情报、对敌国进行颠覆破坏的手臂，也是监视国内一切不稳定因素的眼睛。

它一年有35亿卢布的预算，而且开支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一把手，而当政治局随着戈尔巴乔夫主导改革的深入，越来越被架空之时，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与其说它是一个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更为确切。

比起苏联军方、外交部、军工复合体等独霸一方的势力，克格勃拥有一个它们都没有的独门优势——信息。尽管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克格勃实际上可以以“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内一切人、一切机构进行窃听和监视，并可以伸出触角，从世界各处的茅屋和官邸搜集情报。

因此，克格勃首脑就仿佛是一只安坐巨网中央的蜘蛛，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他这里汇集，并由其取舍、加工后送给一把手等情报消费者。这一权力看似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是惊人的。比如，当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各自的部门为禁脔，并对他人的领域一无所知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却可以凭借掌管信息管道的优势，对国防和外交都有发言权。

在戈尔巴乔夫还“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苏联政治局未设常委），他曾经和另外一名同僚找到安德罗波夫，想要看国家预算资料，遭到了后者的回绝：“那可不行！你们问得太多了，你们无权知道。”

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戈尔巴乔夫一直将克格勃视为他改革的支柱。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就改革方案做报告时，特别提及：“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安全机关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重大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制止种种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祖国神圣的边界。”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政策的一脉相承。这是因为，克格勃不仅可以为他的改革提供必要的铁腕支持，也可以通过经济和工业情报的搜集与窃取，为苏联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是亲自把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很少假手秘书。

当“新思维”“改革”“公开性”等名词响彻东欧之时，克留奇科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以适应新形势，比如在克格勃历史上首次在自己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增加在新闻媒体的曝光率、拍摄对外宣传电影等。

不过，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克留奇科夫这位安德罗波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手栽培的人物，骨子里始终是一个“契卡分子”——始终抱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在看待世界。

比如，安德罗波夫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坚信，美国里根当局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核袭击，并将搜集该方面情报列为最优先事项，举行了代号为“瑞安”（即俄语“核导弹袭击”首字母的缩写）的全球性行动。

安德罗波夫

尽管驻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对这一臆测普遍不相信，却无人敢拿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开玩笑，不得不根据上级制定的情报搜集范围，揣摩上层喜好搜集甚至编造相关情报，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安德罗波夫对战略局势的判断。

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此时对美国决策层已缺乏渗透，拿不到高质量决策情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的情报工作越来越陷入阴谋论的老路，现实感越来越差。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毫不客气地将莫斯科对里根政策的解释描述为“偏执狂式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英美当局向苏联暗示并不存在核打击的打算，这一预测更显得异想天开。但克留奇科夫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始终醉心于“瑞安”行动。

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指责西方在出口给苏联的粮食中做手脚，“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又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对苏联兴起学习现代管理方式热，克留奇科夫也十分警觉，他马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

克留奇科夫对国内改革派恨得咬牙切齿，他眼中最大的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曾长期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了。

雅科夫列夫

戈尔巴乔夫自然没有相信这一鬼话。但克留奇科夫继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攻击雅科夫列夫是外国间谍，以至于后来机关内的工作人员都在窃笑。

克留奇科夫在找不到把柄的情况下，口不择言，表示从来没有见过雅科夫列夫对卫国战争的胜利表示喜悦，因此身份很可疑。但实际情况是，雅科夫列夫在苏德战争中，作为海军步兵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在战后作为残废军人瘸了一条腿回家。而克留奇科夫在二战时，一直在后方做共青团的工作，从未上过火线。

当后者拼命攻击前者不够爱国时，这一反差是极为讽刺的。

当这样一位人物被举到高位、并深获倚重之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已经是建立在危险的流沙之上。

克留奇科夫从自己的立场和爱憎出发，利用对情报的垄断，大大缩小了上层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他甚至并不需要造假，只需通过对情报原材料进行取舍和组合，即“告诉部分真相”，就能如提线木偶一般操纵情报消费者的判断。

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克格勃不断向戈尔巴乔夫送去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反对独立的情报。但却不提这些反对者都是苏联官方组织起来的，参加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讲俄语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数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独立的大量材料，却故意避而不提。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克格勃此时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气息非常浓厚的组织。

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军官承认：

“为了取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的头上就万事大吉’的原则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苏联体制问题，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长于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环境，对西方社会很熟悉，在被渗透对象中活动起来如鱼得水；而苏联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长于封闭体制，只能通过课本来认识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国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又实行严格的军衔制，等级森严的官僚制进一步阻绝了上层不想听到的信息，使上层对大势更加闭目塞听。

1990年秋，在民主派计划一次群众游行的前夕，克留奇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示威者计划冲进克里姆林宫，用专门的钩子和绳子登上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城墙（须知围墙高8-12米）。戈尔巴乔夫居然相信了这一类似于中世纪攻城战的臆想，在游行前调动了军队入城，最终也未能阻止游行，反而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声望。

在苏联存续的最后岁月，随着多年来蛰伏于苏联体制内的危机全面显露，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通过对社会恢复强力管制，来挽救苏联。

而戈尔巴乔夫迟迟不愿动手，使克留奇科夫觉得他“软弱”——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术语中，这是一个对领导人物的致命评价。加上西方传来的情报显示，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威望正在逐步降低，更使克留奇科夫觉得“彼可取而代之”。

1990年12月8日，克留奇科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召见了其心腹，命令他们准备一个关于宣布紧急状态时，为保持国家“稳定”需要采取措施的报告。

1991年7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新的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并计划在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以后，在8月20日签署该联盟条约。

叶利钦和哈萨克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都警告过戈尔巴乔夫，说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保守派高官都是不可靠的。戈尔巴乔夫答应签订联盟条约后撤换其中几个人。叶利钦还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担心有人会对他们的谈话进行窃听。

这一估计很准确，他们会谈的那间房间确实已经被克留奇科夫下令安装了窃听器——早在数月前，戈尔巴乔夫这位苏联总统，就成了克格勃的“第110号目标”，被克留奇科夫下令严密监视。

1991年8月19日早上七点，家住莫斯科的娜塔莎像往常一样在早餐结束以后按照往常一样打开电视。结果，无论发现播到哪个频道都在播着相同的内容：经典的芭蕾舞剧四小天鹅。

《天鹅湖》是在苏联国家元首去世后才播放的节目。这样的事情也有先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先后三位苏共总书记去世。天鹅湖不得不说在当时的苏联是象征的悲伤。看似是她自己家的电视出了问题。确实如此，此时苏联正在发生一场惊天巨变

“八一九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已经是众所周知。这一场政变是以戈尔巴乔夫拒绝赋予政变者合法性、叶利钦大出风头、政变者束手就擒的喜剧结果告终。

亚佐夫后来对检察官承认，他当时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说：“您想想，克格勃部队、克格勃本身，还有苏军部队联合在一起，还有谁可以打得过他们呢？”即以为只要坦克一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就会出现类似于1981年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宣布军管后的肃杀局面。

克留奇科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群彻头彻尾由苏维埃体制培养的灰色官僚既不了解手下，也不了解人民，更不了解政变。

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心在8月20日凌晨3时派遣阿尔法小组等多支武装力量攻打叶利钦所在的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到了凌晨1点时，没有一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当总攻时间凌晨3时到来时，没有发动任何进攻。无数军官要么是不情愿，上头不拨不动；要么就是坚信上头不是真想攻打白宫，还有的是一心阻挠该计划。

克格勃第九局下属的阿尔法小组本来是属于克格勃主席指挥的特种部队，连他们也拒绝执行命令。

因与克留奇科夫结怨而被解职的前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在“八一九事件”当天，在自己所居住的克格勃高干公寓巧遇一位女士。那位女士是另一位克格勃将军的女儿，正推着婴儿车从大厅经过。当她认出卡卢金时，顿时珠泪盈眶：“卡卢金先生，您无论如何得做点什么！现在的局势真是难以置信。他们想要唤回旧制度。做点什么吧！”

卡卢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如果连克格勃将军的女儿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政变，那正是说明苏联人民是多么反对回到过去，这正是希望所在。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足够的个人力量和头脑，以及监禁数十万人、处决其中的很多人并迫使其余的人劳动改造所需要的性格。”

克留奇科夫束手就擒，和自己许多前任一样，落到了被专政对象的境地。

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抱怨：“（盘问时）没有律师参与，这是对诉讼法律最粗暴的破坏。”“第一次受审完全是一种反常事件，它刺伤我的心灵，侮辱我的人格和尊严，简直不把我当人看，破坏了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你弯腰屈服，使你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

克留奇科夫似乎忘记了，克格勃在根据他的指令，对苏联人民代表、苏联国家元首等社会活动家进行监视和窃听时，不仅违反了现行法律，而且也违反了克格勃本身的工作条例。

被监听对象不仅包括了鲍里斯·叶利钦、亚历山大·鲁茨科依等民主派，还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甚至还包括了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这样完全和政治不沾边的人物。

克留奇科夫还忠实贯彻了“怀疑一切”的领袖格言，对同为政变领导人的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等人也进行了窃听，并要求将内容全部向他本人汇报。

“八一九事件”后，克格勃名声扫地，在全苏联成为反动势力的象征。

1991年12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这项法律正式废除了苏联克格勃。

或许这一切，在叶利钦跳上坦克的那天，已经注定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