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女工为何宁肯认卖淫罪 也不愿被控

美国一直被经济学家和媒体用数据和文化分析刻画成“工作狂”的社会，一周五天8小时工作制、病假等福利，很多人会觉得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条件，然而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战斗成果。而这一切，同北美华人也息息相关。在这个美国劳工节（Labor Day），我想在心声时间分享几期美国的工人权利、工会和华人有关的故事。

中国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超过 2.9 亿工人——从缺乏工作机会的农村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华人也同样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移居美国。这些移民工人通常最终进入建筑、工厂和服务业——比如零售、酒店和餐馆。

虽然这类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移民工人的工资基本上低于当地同工，有时甚至连最低工资都拿不到。没有公民身份或城市户口，他们缺乏劳动法保护。从 19 世纪一直持续到今天，华人移民工人一直在组织行动争取更好的报酬、更人性化的工作条件以及当地同行所拥有的其他权利。

实际上，一部美国华人史，不仅是移民的故事，更是工人运动的历程。

在中太平洋铁路作业的中国劳工。图片来自Alfred A. Hart 照片集/斯坦福大学北美中国铁路工人项目

历史上的华人罢工

关心美国华人历史的听众可能记得，155年前，1867年，成千上万中国铁路工人举行了百年内最大的罢工。这些移民工大多来自广东，正在寒冷的山上辛苦建造当时全美最大的工程，却被支付低于白人的工资，他们一改华人温顺的刻板印象进行罢工要求同工同酬、缩短工作日和改善条件。虽然最终他们的薪酬从未与当时在建立另一条铁路的白人平等， 但有证据表明虐待有所减轻，也就是说罢工失败也有利于整体劳工运动的进步。

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孤立。提起奶奶辈的女性移民，我们很多人脑海中可能会呈现出非常辛酸、沉默、甚至忍辱负重的形象。谁能想到，华人女性也曾经走上街头，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劳工运动呢？在著名的亚裔政治网站East Wind上和NBC等主流新闻报道中，上世纪7-80年代的一段历史格外动人。

1970 年代后期，十分之四的华人家庭有成员在服装行业工作。到 1980 年，430 家商店雇用了 25,000 名中国服装工人，女性占劳动力的 80% 以上。这一时期对许多中国女性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其中 85% 已婚，这是她们第一次被允许集体走出家门谋生。在此之前，大多已婚女性不被丈夫允许外出。

然而，初入服装厂的她们依然在被不公平对待着，每天工作超过10 小时，但经常拿不到最低工资时薪，而是根据制作和缝制的衣服数量而定工资。另外承包商拒绝执行制造商和工会已经商定的条款。相反，他们威胁要取消假期和其他福利。地铁、杂货店和家中充斥着工人们在日常对话中的愤怒和抵制。这些工人们很快就联合起来，在广播电台、电话银行发表讲话，在街上散发传单，组织和动员工友参加罢工。

女制衣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图片来自康奈尔大学 Kheel中心ILGWU馆藏。

6月24日，几乎全员为女性的两万多名服装工人参加了罢工。这群只会一些英语的第一代移民和刚工作几年的女性的韧性和智慧最终让每个制造商都同意签署工会关于增加工资和福利的承诺。

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研究与教育中心高级研究员的Katie Quan说，这是美国亚裔女性移民参与的最重大的集体行动。它让工会更加关注亚裔美国工人的权力并激发了华人社区内的阶级意识。

当时组织罢工的ILGWU（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成员继续共同创立了亚太裔美国劳工联盟（APALA），这是亚太裔美国工人成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而这次史无前例的罢工改变了华裔美国人社区的动态。

Quan还写道：“在罢工之前，很多服装厂的中国雇主认为他们可以依靠那些看重民族团结的工人来支持他们，他们可能还认为，传统环境中的女性工人不会与中国男人抗争。但是1982 年的罢工非常清楚地表明，面临劳工问题时，中国工人（无论男女）都会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行事，就像他们在工厂里争取更高的计件工资或有其他纠纷时所做的那样。”

而罢工并不是劳工运动的唯一手段，工会作为保护所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是通过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的过程来实现公平和安全的工作条件目标的。集体谈判协议的合同(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定义了工会成员为其雇主工作的条款，往往涵盖工作时间、培训要求、健康和安全措施、员工权利和责任以及工资、福利和其他形式的员工薪酬等方面。

而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工会会员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20年的一份Gallop民意调查发现，65% 的公众表示他们支持工会。不过这个问题两极分化严重，其中共和党人只有 45%表示支持，而民主党这一比例高达83%。

不过，工会是寻求保护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集体利益的组织。而这不限于我们经常听到的工程师、教师、护士，还包括卡车司机、煤矿工人、甚至警察这些我们听上去也许更支持共和党，或者说反对工会存在的人。

说了这么多历史抗争和全美局势，让我们来看看当下的例子。

INT175：纽约市+湾区家庭护理人员（Home Care Workers）的权利

在我们经常想象的高知高收入人群外，华人社区有大批工薪甚至低收入阶级群体，而他们中很多人是护工。

纽约市议会正试图通过 INT175 以结束家庭护理人员的 24 小时轮班制。目前，家庭护理人员只要在 3 餐中获得 5 小时的睡眠和每餐 1 小时的休息时间就可以被分配 24 小时轮班。更可怕的是，这意味着尽管很多护理人员需要全天照顾病人，也就是护工因为顾客的需求经常 24 小时轮班工作，但只能获得 13 小时的报酬。另外，目前的法律要求在当前护理人员休息期间，不得为被护理人员分配另一位护工。

这种非人性的工作要求不仅极具损害着华人护工的身体，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一些护工的工资损失超过 25万美元。

包括INT175在内的一系列工人运动的目标是将 24 小时工作日分为两个 12 小时轮班，允许护理人员休息并获得他们目前没有得到报酬的工作时间的报酬。而这也有利于被照顾的人，因为他们将能够得到更好的全天候照顾。工人们目前也在为加班时的工资损失而斗争。

A8281：纽约市按摩工人（Massage Workers）的权利

为移民按摩工政治代表权、劳工权利呼吁的组织红莺歌支持A8281法案的宣传图。

在纽约，无照按摩工作实际上比卖淫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无照按摩指控，宁可撒谎承认卖淫罪也不承认无照的按摩工的例子并不罕见。Red Canary Song（红莺歌）、NY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纽约分部） 和其他移民权利组织已经起草了一项法案，将无照按摩工作非罪化保护亚裔按摩工人的权利。

纽约市的华人和其他亚裔移民拥有的按摩院经常因无照按摩工作而被警方搜查。亚裔按摩院之所以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一个“所有亚裔按摩工作者都是性工作者”的种族主义假设，如果警察不能指控他们从事性工作，他们会想办法以其他原因逮捕他们，然后通过强制认罪协议起诉他们。无论按摩工作者是否确实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或者是否从事任何类型的性工作，对亚裔女性的迷恋仍然存在并推动了警察的暴力行为。

将按摩工作非罪化将减少或消除使亚裔按摩工作者面临警察暴力或被停业风险的警察突袭，并减少按摩工作者因为压力接受卖淫的轻罪指控而不是无照的重罪指控。

非罪化和合法化的区别以及性工作本身的非罪化心声时间第二期有讲过，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分享我们合作的致力于为移民按摩工政治代表权、劳工权利呼吁的组织成员带来的故事。

零工经济（Gig Economy）

你有从滴滴、Lyft 或优步搭车吗？吃过美团、Grubhub 或 Doordash 带给你的外卖吗？让叮咚买菜、饭团、Weee、Instacart给你送过菜吗？如果你对其中任何一个说“是”，那么你已经与为零工经济工作的独立承包商进行了互动——零工占中国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而在美国，大约 36% 的工人是零工经济的一部分，其扩张速度是美国总劳动力的 3 倍。

与全职员工不同，零工没有退休金、健康保险或任何福利。许多人工作时间长、遭遇暴力、甚至在工作中死亡。零工工人没有像传统工人那样多的劳动法来保护他们，因为没有最低工资要求、工伤保护或限制他们能工作多久，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从廉价劳动力中受益的大公司剥削。

作为回应，零工工人正在组织争取更人道的劳动条件和与传统工人相同的保护。国际外卖工人联盟（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Delivery Workers, IADW）主要组织华人外卖移民工人。在更非正式的范围内，中国的零工工人实际上是在抖音上组织起来的。

IADW是Justice for App Workers联盟的一员。

当前的劳工趋势

最近，“躺平（quiet quitting）”这个词在英文社交媒体上走红。“躺平”指的是很多事情，但基本意思和在中文语境类似，也就是员工不做超出预期的工作不争取加薪升职，更深层面上，意味着拒绝自己的身份与工作表现挂钩。这些员工并没有辞职，而是恶意合规（committing malicious compliance），以强调他们之前从事的额外无偿劳动。这以前被称为“按部就班工作（work-to-rule）”，并且多年来一直被教师工会等许多工会实践。

的确，“躺平”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赢得更好劳工权利的手段。这不是拒绝不公平的工作条件，而是对过度劳累和报酬不足的三心二意的回应。相比较之下，扣留劳动力和组织罢工是员工可以用来抵抗资本主义不可容忍条件的更有效的工具。比如，星巴克、亚马逊、缺德舅和苹果公司成功的工会运动已经将权力转向劳工。

同理，大家在英文新闻和社交媒体看到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等其他工作场所的趋势并不一定表明工人权利的增加。

首先，大多数关于大辞职的讨论都没有提到自 2020 年以来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数百万工人死亡和残疾。同样，“躺平”不应被误认为是工人胜利的现象。劳工权利不是被动地赢得的，躺平仍然需要满足对工作的最低限度的期望。

世界各地的移民、零工和家庭护理人员继续为更好的工作条件、工资和福利而奋斗。我们希望这些正在进行的斗争能够启发听众，鼓励更多打工人看向社会化的组织和集体行动的方向，而不是像“躺平”这样的个人主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