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良知爱哭泣等词汇 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昨天晚上，贵州贵阳通报三荔高速重大交通事故情况 并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

此次事故涉事车辆车牌号为贵A75868，为贵州黔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车辆，系抗疫转运征用车辆，核载49人。

27人已经遇难。还有20名伤者正在医院救治。

一个人的去世，会被媒体广泛报道，比如上周去世的电影大师戈达尔。一群人的遇难，更应该被我们的民众所关注。

这种处境，让人想到戈达尔的一部科幻电影《阿尔法城》。电影中的城市治理值得我们当下很多反思。

未来之城？

电影讲述一个名叫阿尔法城的未来之城。城市以“静默、逻辑、安全、谨慎”为宗旨。

一台超级计算机阿尔法60，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受到它的控制。

人们被要求不能有爱欲和情感。也不能流泪和悲伤。

一切要符合它制定的政策和逻辑，违反它的都将被枪决。

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密探雷米被授命将阿尔法城超级计算机的设计者万布翰博士带出这个城市，在寻找博士和在阿尔法城期间，雷米和万布翰的女儿娜达莎认识，并爱上了她。

雷米在城里的调查和行为被超级计算机知道，并被认为威胁城市，所以将雷米判处死刑。

雷米逃了出来，找到教授并杀死了教授，破坏了超级计算机系统，受到超级计算机思想和行为控制的人们面临失去指导和肉体的痛苦。雷米带着娜达莎驾车逃离阿尔法城。

这部1965年的影片在半个世纪前就预测了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和高科技可能对人类精神和思想的控制，提出一种被控制状态下人类的生存状况设想，半个世纪后来看，一点也不过时而且具有警醒意义。

这让我们想到，在当前科技发展趋势下，如果不好好地利用和管理科技，人类是否也有可能受奴役于计算机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而人作为人的生存意义又何在？

在影片的开头,戈达尔用了一个画面直接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人们推倒坦克,白鸽从手中飞向天空。

在影片中还展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一个游泳馆里,士兵荷枪实弹对着一些排队的被杀者,被杀者在跳板上被子弹扫落水中,那些高层的统治者像看马戏一样鼓掌叫好。他们被杀的理由是在他们老婆死的时候哭了,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逻辑”。

这显然是一种统治者的逻辑,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理直气壮,杀完之后在游泳池玩花样游泳,戈达尔在这里很直接的讽刺了当时的政治体制。其实任何政治集团在杀人之前都会创造一套自己的逻辑,并定以法律的形式。

阿尔法城里面的居民与外界隔绝,在蒙蔽中无知的生活。女人们都被编了号码烙在身体上,男人们在街上充当密探,他们麻木、无知,我们不知这些人是怎样会变成这样的。

他们把字典当作《圣经》,禁用日常的词汇创造新词,不知道良心、爱为何物。阿尔法城的每个房间都放着一本《圣经》,但这部《圣经》却是一部字典,但是里面一些日的日常词汇被人为的删掉了,例如良心、爱、哭泣、温柔等,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词汇。那里人们的信仰是被统治者强行制造的。

“一座城市的基石应该是逻辑还是眼泪？这里依照一架机器制定的逻辑运转，实则最为荒诞。就像有的地方每天念叨核心价值观，但大概已经没人记得“良知”两字怎么写。人们在剧院里被杀死，有救的就送去方舱。没有爱的人像一架失灵的电脑。关于影像的也关于政治的寓言。和当下的互文多到令我发指。”一位豆瓣网友如此评论。

人的异化

四十年前戈达尔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科技越发达,文明越进步,其结果在某些方面却越与人相背离,这种无法摆脱的悖反依然困惑着现代的人们。

计算机的诞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部影片的产生应该跟世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自计算机发明以来,这种技术以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己经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

影片中的机器具有了人的智慧,这让人们惊叹之后带给人更多的是恐慌,人类逃避不掉的是人与机器的关系。

在阿尔法城里,阿尔法城的教授坐在满是机器的房间得意地说我们加快了文明,每秒万公里……我们掌握了科学,太好了。科学狂人信仰自己,并陶醉在其中。

工具、机器发明之初是为了帮助人类战胜自然,然而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被自己所创造的机器所控制。

阿尔法城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极端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空间环境里讨论政治方便了许多。跟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类似,帕索里尼虚构二战的意大利,戈达尔是把情景设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在那个科技高度发达的阿尔法城,政治是怎样的状况,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独裁、蒙蔽。

永远的斗士

戈达尔对制度化的东西是不屑的,比如他觉得“大学是一个充斥着病态人种的畸形场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反政治的。或者说,他是以政治来反政治的。

在他另一部电影《筋疲力尽》中，米歇尔是一个反英雄式的悲剧人物。当他明白了女友已出卖他却不愿逃命。他饮弹后躺在大街上发出的那声“真讨厌”,让人想起萨特的某些作品。这便是黑色的存在主义的荒谬感。

《筋疲力尽》这部新浪潮运动宣言式的电影是戈达尔唯一卖座的影片。他接着的另一部重要影片《卡宾枪手》在上演15天之内只有区区18名观众。

同样是政治题材的《中国姑娘》,是一部更有趣的电影。戈达尔坚持不全用专业演员,而选择了一些巴黎大学的学生。具有前瞻性的是,在《中国姑娘》杀青一年后,法国便发生了“五月学潮”,提及了人人要面对的制度化的东西。

戈达尔慷慨陈词:“是我们自己发明了有问题就有答案的这个制度的,而我则宁愿选择由文学和声音组合的影像制度。”

自1967年拍摄《中国姑娘》以来,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与当时法国学生运动领导人让一比埃·高兰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他信奉前苏联早期“电影眼睛派”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影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同时,“为了摄制革命电影,首先应该对电影进行革命”。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戈达尔和他的小组拍摄了一系列的“政治影片”。其中包括《真理》、《东风》、《意大利的斗争》、《直至胜利》以及《一切顺利》等等。1970年代,戈达尔不幸遭遇车祸,曾一度中断拍片,移居瑞士。直到1980年才重回法国拍片,作品主要有《故事》、《芳名卡门》等。

他是自“新浪潮”出现至今,最彻底、最强有力的革新代表人物。到最后,这场提倡“作者导演”的革命最终只剩下他一个永远在标新立异的斗士。

对戈达尔来说,没有什么没被他探索过。

阿拉贡甚至说:“今天的艺术就是让一吕克·戈达尔的艺术,因为除了戈达尔就再也无人能够更好地描写混乱的社会了。”

戈达尔用他的电影发展了电影思想和电影语言的全新的表现形式。戈达尔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社会学的、语言学的、心理学的甚至胚胎学的,他对政治有敏感的天性(戈达尔在大学时读的是人类学,其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否则他是不会对古拉格群岛的恐怖政治那样义愤填膺,虽然他公开表示“所有的事情都与政治有关,甚至包括煮一个蛋”,但他的电影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批判性的。

《阿尔法城》里，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幕对话，发生在被阿尔法60控制的女主角的觉醒时刻。

“有些我很喜欢的字都消失了。”女主角说。

“什么字？”男主问。

“知更鸟、垂泪、秋光、温柔，有些字即使我没有读过或者看过，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女主角回答。

“什么字？”男主问。

“良知。”女主角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