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波：从高瞻案和张东岳案看价值取向（上）

最近，两个发生在北美地区的、与华人有关的案件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个案件发生在美国，即所谓的“人权斗士”高瞻女士的向中国非法出口军用产品而获暴利的非法出口案，另一个案件则发生在加拿大，是多伦多9岁的女童张东岳被绑架的案件。就两个案件的本身来看，它们当然毫无任何关联。但从社会舆论反映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体现了人们的某种价值取向。所以，作者认为有必要把这两个案件联系起来，做一番分析。

先谈高瞻案。高瞻女士的受审虽然仅仅发生在几天以前，但起因却是源于她于2000年向中国非法出口了80片美国禁运的军用电脑芯片。就这一非法出口事件的本身而言，它虽然是严重的违法事件，但很难说这在道义上是一件多么值得谴责的事情。因为非法出口所导致的后果，只是使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受损，但却使得另一个统治集团获益，在某种意义上，其性质类似于一个间谍案，间谍既可被当作罪犯，也可被看成是英雄。所以，高瞻女士的这一犯罪行为并不是人们道义谴责她的主因。扪心自问，如果笔者本人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一夜之间获利50多万而暴富，也有可能会动心的。

显然，人们所愤怒的，是她作为一个伪“人权斗士”的作秀和表演。自从高女士被中国当局判处10年徒刑后又立即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返回美国以来，她在做什么？如果真是象高瞻本人申辩的那样，她是一位真正的人权斗士，她是一位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学者，那么，在明明知道了美国当局在调查她的案子的时候，她该怎么办，该如何做，难道她自己居然不明白吗？

在笔者看来，高瞻女士最高尚的做法，也是最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在2001年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就立即坦诚自己有罪。既然她承认这一点，即美国对她这么有恩，而她却做过对不起美国的事情，那么，自己坦诚有罪，并主动把非法所得统统捐款出去，给美国政府，或者给某个人权运动的团体，这不是合情合理吗？一个人过去难免犯过错误，甚至犯过罪，但当您伤害过的对象却依然给于您巨大的爱心之时，难道把自己非法谋取的所得用来赎罪，还又有什么过分吗？显然，高瞻女士并没有选择这一上策。如果她当时这么做，大众舆论很可能会原谅她的，至少会表达对她的某种理解。

当然，选择以上的上策是需要勇气和爱心的，我们无法要求高瞻女士是一位超人，具有这样的人格力量。那么，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高瞻女士至少也可能选择以下中策：保持沉默。想想看，假如您作为一个罪犯，却由于公众的不知情而误把您当成了单纯的受害者，得到了您所不应该得到的同情。此时，您该怎么办？隐退江湖，等待正义的审判，并默默地祈祷上帝的饶恕，或许，这可算是个正常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的、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也是一个至少不会引起公众愤慨的选择。

但高瞻的选择是什么？她却俨然以一个受害者自居，利用媒体的曝光和公众的同情，从此摇身一变，成了“人权斗士”和“社会活动家”。也许，她还自鸣得意，以为做了一个“上策”的选择呢。可不是么？这位高瞻女士的这两年的一切活动，都在从事这种拙劣的表演：高瞻+冒号的文章，总是在各大网络的显著位置亮相，尽管其文字水平仅仅是通顺而已，尽管其观点的思想性和新颖性也和王丹之类的名人差不离，只不过是中学生的抒情水平而已，但网络编辑们却也要捏着鼻子，把她的文章往网上贴：因为点击率是网络的生命，而广大民众对这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的确也报有某种好奇心——高瞻女士正是利用了这种好奇心，把自己装扮成了“人权斗士”：除了前面所说的，勉为其难地撰写大量“檄文”以外，还频频地在反中共的各种活动中露面，甚至在受审的前几天（当时她肯定已经决定认罪了），还要成为一个人权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可想而知，高瞻这一自作聪明的表演所带来的后果：姑且不谈她是否真的追求过某种理念，只是以她这样戴罪之身，以这种心态和方式来追求，会带来什么客观的效果？这只能玷污了理念的神圣性，这只能又一次验证了人性的虚伪和邪恶：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人们的价值追求取向，应当是宁愿放弃具有较低价值的东西，而去追求更高的价值。高瞻女士之所以成为了目前舆论的众矢之的，就是因为她在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追求低价值（金钱，以及恳求对其罪恶的饶恕），而把自己装扮成追求更高价值（人权、自由）的“斗士”。这的确是一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讽刺剧。

（赵平波文，加国无忧网首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