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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他吗 西安U型锁受害者的十年

北大街报话大楼上的钟又响了,还是那首《东方红》的曲子,声调之间拉得很长,空旷地回旋在医院上空。报话大楼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墙下的李建利4岁。《东方红》的曲子播放了几十年没变过,如今,李建利也61岁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康复床上,任凭两个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实习生,给他活动着手和腿脚。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说,对着两个实习生。两个年轻人,大约也就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他们仿佛在听他说,却又并不知道,也并不关心他说的是什么。

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点多。李健利,就是那个10年前被一把U型锁砸断了头骨,也砸断了平静人生的倒霉的中国人。

1 “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风风火火,说话大嗓门。那年她刚48岁。高大,爱体面,头发总是盘起来,穿大花朵的裙子。那个秋天的下午,丈夫头顶上汩汩冒出来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样磨过来的。说不成。”她说。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被抢救到深夜。他头顶左边的颅骨被蔡洋用U型锁打断,脑浆都冒了出来。万幸,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可那个心灵手巧,喜欢自己捣鼓车,喜欢和妻子一起去游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来了。

这十年的大部分时光,夫妻俩都是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度过的。

从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号病床,搬到43号,又搬进走廊尽头最偏僻的一间病房,他们把医院当成了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八年。

医院大门口,摆摊卖红薯的,打烧饼的,换了好几茬人了,早先的报刊亭也没有了。就他们夫妻俩,一直没离开过。到了2020年10月,医院要装修大楼了,万不得已,他们才办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两年,一直有警察“陪”着他们。最先是六个,后来成了四个,再后来留下两个年轻的小警察。白天他们就呆病房里,看手机,晚上支起铁床睡楼道里。有时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会开车拉她去。“说起来,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说。

两口子都觉得,警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防止记者来采访。另一个就是怕他们外出去上访。

事情刚发生那两年,来采访的媒体很多。一茬茬记者,契而不舍地来。王菊玲记得,有一次,来了位日本记者,可能是习惯,一说话就鞠躬,迅速地被警察识别了,“请”出去了。

还有一次,来了位美国记者,一个特别认真的姑娘。因为进不了病房,就守在医院门口,呆了两三天。王菊玲的姐姐来送饭,记者一直跟着她,想采访,直到她上了公交车。“我啥都没敢说。”姐姐后来告诉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轻警察劝她的话,“你这事情,影响这么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们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医药费有着落,这样下去也可以。

一开始,李建利的康复效果不错。慢慢能走路,还能慢慢挪着下楼。现在回想起来,王菊玲都觉得那是这十年最美好的时光了。常常,她安顿好丈夫,还能跑回家去,照顾一下刚出生的小孙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后的第二年,她催促着儿子结婚。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她担心准儿媳妇嫌弃这个家,就催儿子先把婚结了。2014年,他们抱上了孙子。孩子给病中的李建利,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他们当时新买的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游行”人群堵在劳动南路上,车窗玻璃烂了,车身也坑坑洼洼的。当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紧急送医院后,人群散去,车总算保了下来。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几百辆车被砸。后来政府组织免费修理这些被砸的车。车修好后,给了儿子。王菊玲把家里的小店,也交给儿子去做了。她一门心思照顾丈夫,靠着自己的坚强,撑起了这个家。

曾经健康灵活的李建利,至今不愿意接受要坐轮椅的现实。图:受访者提供

2 医疗费的单子快到190万了

2022年9月15日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着丈夫,一点点走到小区门口,在路边等6路公交车。

两年前,因医院装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还得去医院做康复。两年来,除了刮风下雨,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拉下。

也因为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王菊玲觉得丈夫的状态“还可以”,但她如今也越来越担心,毕竟李建利是颅脑损伤,后遗症也日渐明显。

去年有一次,他们从医院回来,她让李建利一个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买菜。不料菜刚拿到手里,电话响了,他打来的,路上有一个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过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没人扶。那一刻,她“特别伤心”。

自那以后,李建利又摔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公交车上。从此,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了,必须要她搀扶。不仅如此,因为当年的颅脑损伤导致神经受损,他每次要上厕所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好几次,他们在电梯里,或车上,都遭遇尴尬。

这么多年了,他思维还很清晰,但说话一直磕磕绊绊,一急,就说不出话来。

如今,王菊玲最担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续发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龄大了,她怕自己撑不住,迟早得给他找护工。

她也发愁往后的治疗怎么办?前些年,他们怕出了医院没人管,就一直住在医院,虽然医院常常催他们出院。

康复治疗很花钱。他们两口子早年都从集体企业下岗,如今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如果不是政府当年承诺管医疗费,他们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复费用。

她看着中心医院账单上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截止到最近,大约是190万元人民币了。

2022年9月14日这天,她接到区上政法委书记的电话,书记电话说第二天要来家里慰问他们。15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康复就回家等着,结果,只来了一位科长,没见到书记。

她说了自己的诉求。她希望政府能够一次性地给予补贴,解决这个问题。科长只是说,她的诉求“已经上报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换,这十年,书记都换了四茬了。新来的领导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事,我真怕以后没人管了。”王菊玲忧心地说。她也担心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加上记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释半天。“怕时间长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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