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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他对得住两个爱他的女人

1989年9月,93岁的茅以升病情时重时轻,一直不能完全恢复。咳嗽、气喘、痰涌一直伴随着他,咳嗽需要用吸痰器帮助吸出。因为吞咽困难,又重新插上了鼻饲管。几个子女一个都不来看他,只有小女儿茅玉麟始终陪护在他身边。这天,他突然对小女儿说:“我要走了。”茅玉麟以为父亲想要出院,一边热牛奶一边问:“你又要到哪儿去?”茅以升有点生气,责备地说:“唉,你还不懂,我的病好不了啦。”

说这话两个月后,躺在病床上的茅以升突然心律失常,血压过低。医生护士匆匆赶来,拿着各种抢救仪器轮番使用,站在旁边的茅玉麟心都碎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眼睁睁地看着心脏监视仪上的浪线,从乱跳的小蝌蚪,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绿线。

茅以升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心不甘、情不愿,到临终也没等来子女的谅解。

这一切,都源于茅以升背叛了他们的母亲戴传蕙。

戴传蕙与茅以升是结发夫妻,戴、茅两家是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就是这位姨妈撮合了这桩婚事。戴家在当地属于诗书人家,彼此联姻,也是门当户对。虽然仍脱不了那个时代包办婚姻的性质,但新婚之夜,揭去盖头,并未发生像鲁迅、郭沫若那样的嫌弃。茅以升固然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而戴传蕙知书识礼,生得秀丽端庄,温柔贤惠,也堪称妩媚动人。所以婚后生活,倒也琴瑟和谐,十分恩爱。

这一年,戴传蕙19岁,茅以升18岁。

茅以升自小就是那种学霸级的人物。他6岁入私塾,7岁读新式学堂。新婚不久即离家北上,回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16年,20岁的茅以升以全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随即参加了清华学堂招收留美官费生的考试,名列第一,获得了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学习的资格。一年后,茅以升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金质研究奖章。校方对此深感惊异,校长在向他颁发文凭时,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来康乃尔做研究生的,可以免试入学”。

随后,茅以升又用两年时间,拿到了卡耐基理工学院的工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以其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茅以升留学期间,戴传蕙独自带着大儿子在婆家生活。每逢佳节,家家团圆,户户笑语,戴传蕙却只能写信寄托相思。她曾在寄给丈夫的一幅照片背面题诗:“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何时才能依偎窗帘,擦干彼此相思的泪痕。

1920年茅以升结束了留美生涯回到国内,受聘为母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数年间天涯两隔的夫妻这才得以团聚,却也从此开启了戴传蕙动荡不定的一生。

从最初担任母校教授开始,茅以升以其出色的工作,很快受到各方重视,各种聘约纷至沓来,他的工作机构也频繁变动,先后出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北洋大学校长。

因为他是桥梁专家,他的工作范围并不局限于学校。1930年,他担任过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又出任浙江省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在自然条件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双层公路、铁路两用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1937年12月23日,钱塘江大桥在建成通车后不到三个月,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钱塘江大桥恢复通车。

在频繁的工作变动中,妻子戴传蕙率领儿女寸步不离,一家人先后搬家30余次。因为事务繁忙,茅以升从不过问家事,全由戴传蕙一力承担,租房退房,购置家具,孩子退学转学,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也是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氛围中,戴传蕙的神经开始出现状况。1934年,茅以升受命建造钱塘江大桥,一家人迁往杭州。开初,戴传蕙为丈夫能施展抱负感到高兴,但随着施工进程,戴传蕙获悉钱塘江水势的凶险后,她不免替丈夫担心,整日忧心忡忡。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时常传来有关险情的消息,使戴传蕙忧心如焚,焦虑失眠,竟至患上了忧郁症。

当时,茅以升忙于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十分繁忙,妻子生病,让他万分牵挂。好在亲友众多,有母亲和岳母轮流照顾,压力才稍感缓解。为给妻子治病,茅以升求医、拜佛,都未见效。但奇怪的是,一有客人来家,戴传蕙便立即恢复如常,平时出门在外也一如常人,唯独见到亲友就立刻犯病。直到钱塘江大桥建好,戴传蕙的病才不治而愈。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她是把自己同茅以升拴在了一起,吉凶祸福,休戚与共。

自从结婚那天起,戴传蕙就很自豪自己有个好夫君,和那个时代的多数女性一样,她放弃了自己作为独立女性的追求,而选择了做家庭的贤妻良母。

男主外,女主内。茅以升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桥梁事业上,戴传蕙则一门心思操持家务,生儿育女。

戴传蕙一直都把茅以升当作她的天,直到有一天,茅以升又做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天,戴传蕙才知道自己的天塌了。

这另一个女人叫权桂云,1925年生于苏州,父亲曾做过苏州某警察局局长,因患肺病早逝。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姐妹五人靠母亲替人帮工一手拉扯长大。权桂云性格温顺,容貌秀美,身材娇小,讲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居住南京,夫妻不在一处。有一天,50岁的茅以升经朋友介绍,与21岁的权桂云偶然相逢,立刻就被眼前的女子吸引住了。

如果只是单向动情还好,偏偏权桂云也喜欢上了茅以升。这凡间的男女,一旦互生情愫,有时会勇敢到不顾世俗的种种约束。尽管年龄悬殊,甚至伤害到一方的妻子儿女,两人也会不管不顾。

从此,茅以升在南京有个家,在上海也有个同居的妻子,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茅玉麟。权桂云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安于现状,不计较名分,从不提任何过高要求。这也使茅以升在最初的几年,与南京的妻子戴传蕙一如既往,相安无事。

1951年全国开展“忠诚老实运动”,茅以升见不能再隐瞒下去,于是主动坦白了他有外室的情况。

这一坦白犹如晴天霹雳。戴传蕙一直信任丈夫,认为谁家的丈夫出轨自己的丈夫也不会出轨。即便在和权桂云缠绵的日子,茅以升也从未嫌弃过结发妻子,始终与戴传蕙相敬如宾。直到茅以升将自己有外室的真相坦诚相告,戴传蕙才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戴传蕙毕竟是知书识礼的女性,她没有哭也没有闹,从小接受的教养让她把痛苦压抑在了心里,而没有采用撒泼的方式发泄。

不过从此后,戴传蕙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外孙女徐依协印象中,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虽然,戴传蕙从未对她的六个子女讲述自己的委屈,也绝口不提那个和丈夫相处的女人,但已经成人的子女们还是都知道了。这使得茅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有段时间,茅以升真是腹背受困。1950年代,茅以升作为党外人士,因为有人大常委的身份,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但政治运动一来,仍然免不了受到冲击。1957年,茅以升在会上发言,建议党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原本,这一建议并未列入右派言论。不料到了58年,他任职的铁道研究院,却发起了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为时达一个月之久。

事情的起因,是研究院一个名叫王翔的干部,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件事本来不关茅以升的事,但茅以升是党外人士,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岂不是大逆不道!

那个年代的逻辑就有这么怪,矛头就指向茅以升来了。并且再结合他过去说过的一些话,那内容可就丰富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前后多达500多张。人们来到茅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面墙上。这还不罢休,,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茅以升前后三次在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才检讨过关,宣布运动告一段落。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可就没有这么幸运,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

反右运动使茅以升心力交瘁,也使生性胆小、敏感的妻子非常恐慌。整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百般劝慰,总算挺了过来。但平静了不过几年,文革又来,戴传蕙这次终因惊恐,导致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

茅以升的长女茅于美说,母亲是因惊吓丧命的。1966年,茅以升在单位接受批斗。每天上班,进了大门颈子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别的罪名的黑牌子,然后在院内游走一番。造反派可以在任何时候批斗他。下班前,再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第二天再接着戴。戴传蕙每天送丈夫上班,总担心晚上回不来。当时街上正在抄家,戴传蕙就同茅以升商量,把居住的三间正房腾出来,两人去住厨房旁边的一间小屋子。所有家具、书籍连同家用物资,都开列清单准备上交。茅于美有次偷偷回家探望父母,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不少。

1967年1月13日,茅于美再次回家,母亲已于当天清晨遽然去世。她和闻讯赶来的四妹茅于燕,进入小屋,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已经冰冷了。两人不禁失声痛哭,跪在母亲床边,久久不能站立。

茅以升告诉两个女儿,12日晚上,她们的母亲还好好的,上海一个娘家的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就在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传来嘈杂喧嚣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敲开宿舍院的大门,呼啸而过。戴传蕙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惊恐万分,彻夜不能成眠。后来声音渐趋平静,保姆过来说是隔壁人家被抄,连被褥都抢走了。戴传蕙同邻居关系很好,想到寒冬腊月,邻居家怎么御寒,不免替邻居着急。茅以升见妻子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才使她睡着。清晨茅以升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老伴多睡一会儿,却发现戴传蕙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电话,等到救护车来,医生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

茅以升说到这儿,已经泪如雨下;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茅于美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也是父女俩与戴传蕙同住的最后一夜。戴传蕙享年72岁。

后来,茅以升把戴传蕙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珍藏身边。

此前,戴传蕙过70大寿时,曾这样评价茅以升:“你脾气好,从不吵架;你生活规律,做事有始有终;你好东西舍不得吃,要等烂了以后……

茅以升抢着说:“你克己待人,总把好东西给人;你每日操劳,力求家庭整洁;你善揣人心,知道我想要什么……”

这段记载在《蕙君年谱》中的文字,读来让人感动,恰是两人一生相濡以沫的写照。

戴传蕙走后,茅家姐妹下了干校,再下一代则要么知青插队要么去了兵团,一个团圆的大家庭,四处流散,难以再有团聚之乐了。到了70年代初,日本首相访华,指名要见茅以升,经周恩来过问,茅以升的处境才有了改善,又可以正常工作了。1977年,继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之后,茅以升又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随着政治的昌明,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好,各种头衔越来越多,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生步入这种境遇,可谓功成名就,美满幸福。然而晚年的茅以升,却因深陷家庭矛盾而不能解脱。

茅以升这辈子,如果不是娶了第二个妻子,基本堪称完人。他对两个妻子的做法,相比同时代的郭沫若、梅兰芳、鲁迅,有很大不同。他虽然背着妻子戴传蕙在外面娶了权桂云,但与戴传蕙依旧伉俪情深,相敬如宾,不离不弃。面对文革冲击,两人更是彼此牵挂,相依相守。直到戴传蕙病逝,茅以升给予结发妻子的,都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而居于外室的权桂云,带着女儿茅玉麟一直住在上海,不消说是有些委屈的。曾经,在“忠诚运动”之后,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茅以升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当时,权桂云才26岁,还可以再嫁,但权桂云选择了坚守,即便承受孤独,也宁肯等待。

站在权桂云的角度,作为女人也不容易。对于来自茅以升家庭的排斥,她始终默默承受,不求名分。这也让茅以升觉得对她负有责任,不能撒手不管。

在两难的处境中,茅以升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自两面的情感。可以说,两个女人都深爱着茅以升,茅以升也同样深爱着两个女人。

原以为,随着戴传蕙的离世,权桂云终于可以搬来与茅以升同住了。为此,20年来,权桂云一直悄悄地躲在一边,带着她和茅以升唯一的女儿,在遥远的异地想着丈夫,也绝不上门给他增添任何麻烦。当这一天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到来时,她从苏州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一次与自己的男人一起生活,第一次拥有了正常的家庭。然而迎接她和女儿的,却是不被接受。尽管权桂云尽心尽力料理家务,帮助戴传蕙的子女带孩子,仍然不被认可。不但自己遭受白眼,就连茅以升也不被子女谅解。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独处时,权桂云总会认为这都是她带来的纷扰,为此常常自责,郁郁寡欢,结想成病,仅仅相聚了八年,便在50岁时,匆匆离世。

短短八年,两个妻子先后病逝,让79岁的茅以升倍感伤痛。权桂云的死,对茅以升打击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二十多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

原本,权桂云的死,应该给这个家庭带来和解,茅以升也曾多次寻找机会,试图弥补过去留下的裂痕。然而事与愿违,几个子女始终不能原谅父亲有过外室的行为,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了母亲的痛苦,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表面看,茅以升晚年享有各种荣誉,在外面非常风光,但他内心的痛苦、孤独和挫折感却非常强烈。他本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茅以升不止一次疼痛不已。

面对子女对他的不谅解,茅以升不知如何才能摆平这一关系。直到他93岁病逝,他也没能求得子女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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