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或一个时代”：10年剧变 习近平“再毛化”

北京故宫旁商店里出售的带有习近平与毛泽东肖像的旅游纪念品。（2016年9月9日）

中共20大开幕前，台湾12名政治学者合作新书《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习近平执政十周年的检视》，剖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前两任10年间如何凭借其人格特质，扭转中国政经情势，呈现“再毛化”(Re-Maoization)的逆势走向。书中警告，当前美中对抗的烈度、广度跟深度都已超越昔日美苏冷战。.

中共19届7中全会周三(10月12日)已经落幕。据新华社报道，会后公报全文两千余字，除大篇幅赞扬习近平过去5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有效应对国际局势及清零防疫等成就外，更一再凸显习近平作为全党核心的地位。

七中全会公报曝光 分析指习续任可能性高

公报称，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两个确立意指“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则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公报发表后，不少分析指出，这些表述可能在20大上被修进党章，且即将赢得第三任的习近平也可望牢牢掌握党内的话语权。由于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一直未浮上台面，外界臆测习近平未来10年恐继续主政。

台湾学界新书 检视习10年执政

在此背景下，专精所谓“匪情研究”的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集结12名政治学者出版新书《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习近平执政十周年的检视》，以习近平的人格特质为基础，探索他10年来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执政模式，以及该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美中关系及台湾问题带来的剧烈变化。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文东拍摄)

作者之一、位于台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在新书发表会上剖析，中国政坛历经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后，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来的主政期，无不力图“拨乱反正”毛泽东的左倾和极权思潮，因此，数十年间，中国政治权力逐渐分化，经济及社会渐趋松绑，且精英甄拔也渐制度化，迈向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的道路。

在此趋势下，吴玉山不讳言，10年前，学界普遍预期习近平上任后将是“弱主”，但不料习近平竟是逆转情势，紧缩党国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彷佛重返毛泽东时代。

吴玉山说:“我叫它‘再毛化’，就是习近平似乎出现了一个返祖(atavism)现象，在他的统治底下，第一，权力反向地集中了，这个跟邓、江、胡是相反的趋势。第二，制度化开始倒退。第三，党国对于社会控制开始不断地加强。”

所谓返祖现象，意指生物体身上出现了祖先才有但现代人已消失的生理特征，代表一种不太常见的“退化”现象。

习近平人格特质影响决策

问题是，习近平的剧变从何而来?

也是作者之一、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寇建文于新书发表会上指出，这或与习近平早年经历形塑的人格特质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于文革时期因父亲习仲勋遭批斗而下乡成为知青，这段生活历练让他培养出简朴、厌恶腐败、隐忍自信、念旧情、除恶必尽、崇尚强势领导和集体主义等心理特质，都反映在他现在的执政风格上。

以新冠疫情为例，寇建文分析，习近平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将病毒视为党国敌人，必须以专政手段对付，没有让步空间。

因此，在他的集体主义思维下，封控等民主国家难以容忍的手段，在他看来，不过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习近平上任后，藉打贪打击异己，重用与他交好的昔日部属。对此，寇建文认为，和他念旧的个性及出身“文革世代”对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共同记忆有关。

习近平主政影响最大之处，就是将从胡锦涛时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龙治水”的分权态势，改由他一人集权。

寇建文,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寇建文说:“习近平他的政治认知，最核心的，政治是冲突，他没有安全感。这个当然跟他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系，因为他被抄过家，他缺乏安全感，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去分享权力。”

“举国体制”笼罩中国社会经济

除政治权力缺乏分配外，习近平个人特质而衍生的集体主义与举国体制治理模式，也冲击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诸多面向。

其他作者，包括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所副教授王韵在新书发表会上表示，从2013年的“七不讲”到2021年第三份历史决议中的“十个明确”， 习近平一党一人专政下，中国人在言论、公民权利及公平受审的空间渐遭箝制。

王韵在书中写道，习式治理强调其延续自毛泽东时代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亦即，权力跟资源要无条件集中给党国选定的少数群体使用，其他人就得识大体、顾大局，牺牲自己的权益成就党的伟大事业。

在企业治理面，这种逻辑反映在习近平追求的“国进民退”上，例如，昔日龙头民企，如滴滴出行、蚂蚁金服一一遭整改。又例如，在社会文化面，从禁止娘炮到限制青少年打网游时间，人人都可能成为政治整肃的对象。

王韵还说，习近平近年来针对宗教、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乃至维权律师、网络公知、非政府组织及互联网企业等一连串的打压，与毛泽东时期的“反国际(理性)主义”不谋而合。他打著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实则是要个人放弃理想，为党国服务。

危机事件扭转中国经改议程

在经济领域，位于新北市的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弘远则于新书发表会上分析，习近平执政之初，其实曾透过经济结构改革及管制资本等手段来挽救泡沫经济，但几年来从地方债务、股市熔断到资金外逃、美中贸易战等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事件，造成他必须修正经济改革议程。于是，他转而以行政手段强势介入市场，并频繁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来进行经济治理。

以中国当前低迷的经济情势，习近平若是在民主国家寻求连任，势必陷入苦战，但张弘远说，经济失利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领导权威，反而给了中共的党国体制深化维稳的借口。

位于台北的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弘远(照片提供:张弘远)

张弘远说:“如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国面临各式各样的危机，更需要巩固领导中心以及新的举国体制的头，我们很难、也不会想像到，中国经济万一崩溃，习近平会因此而(被)究责下台。”

习近平对台战略清晰“统一时间表”隐现

针对难解的两岸议题，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所特聘教授王信贤认为，习近平历次的涉台讲话仍以“和统”为主轴，但对内，他将台湾问题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扣连，对外则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王信贤说，台湾问题被镶嵌在这“两个大局”间，可以看出，中共表述也已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包括对台湾以战逼和的“北平模式”及“统一后的规划”等用语，都影射出中共主观的“统一时间表”，台湾方面必须谨慎应对。

美中对抗烈度恐甚于美苏冷战

针对外交领域，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主任张登及则在书中指出，自2013年中国高调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就不再只是一面旗帜，而是具强烈“象征性、总结性和指导性”的框架和指南。

中国的战狼外交作风让美国及其盟友相当不安，且习近平近年开始大幅提升“顶层设计”，即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强调斗争意识，并把政权安全放到首位，一系列举措更急剧升高了中国与西方阵营间的敌对感。

美中情势日益紧绷下，新冠疫情及俄乌战争再添乱象，台大政治系的张登及认为，当前美中对抗的烈度、广度及深度，均已超过昔日美苏冷战，原因之一是全球普及的社群媒体，让各国人士的生活都已受到美中对抗波及。

拜登10月12日发表长达4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时表示，相对于衰落中的俄罗斯，他更忧心中国“结合威权治理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举动，美国未来几年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是“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

拜登的表态呼应了许多分析人士的担忧，但台北学者寇建文认为，习近平至今未安排接班人，虽有利于他继续独揽大权，却恐让未来5-10年内的中国权斗变成更加难料的“零和游戏”，也就是，习近平和可能的接班梯队间权力争夺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