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桥事件与习近平治下的魔幻十年

四通桥抗议震动海内外，当局对这一事件迅速、彻底、充满荒诞意味的审查也像是中国过去十年的一个注脚。这十年来，人们很难不意识到威权统治的牢笼正在收紧，权力之任性魔幻应该也是海外华人越来越惧怕回国、更多人往国外跑的原因。

二十大召开前，有人突破了北京的高度戒备，在四通桥上挂出横幅，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是“独裁国贼”。跟中国隔着时差的我醒来时发现，朋友圈里好些人贴出与桥有关的照片或诗歌，也有人在转发陈奕迅的歌曲《孤勇者》。等我上推特了解到桥上发生了什么、人们在隐晦地表达何种情绪时，这首歌的链接已经被删除了。我有几个亲友转发了这首歌，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完全不知道这首歌为什么在朋友圈里爆红，对它被删更是感觉莫名其妙。

你觉得自己只是在听歌，监管者认为你在影射；想要保住帐号，你一定要多多了解当局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这种讽刺的现实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的那句“真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

习近平2012年11月作为新领导核心亮相的时候，给人一种清新、接地气的印象，第一夫人彭丽媛更是以其对艾滋病的关注与亲切温婉的形象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分。很多知识分子、商业精英和国际观察人士曾对他推动改革寄予过厚望。遗憾的是，这十年间荒诞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人们可以感觉到威权统治的笼子愈发收紧。以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为代表的部分知识精英甚至认为，习近平正在打造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权力之任性魔幻应该是海外华人越来越惧怕回国，更多人往国外跑的原因。

十年前，民众还有一些媒体可以信任，而现在——调查记者绝种，市场媒体噤声，外国记者被驱逐，外媒网站被封锁，再有冤情只剩下微博求助或亲自上访这两条路，但最终的结果可能都是被监控锁定，从此寸步难行。那时诞生不过数年的微博与微信上还没有这么多禁忌词，不会发个帖就“炸号”。如今我的微博上几乎每天都有互关好友炸号后“转世”；在微信上，我自己经历过一次微信帐户被彻底封禁，身处的几个媒体圈大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顿，再也没有人分享采访线索，没有人讨论新闻事件，就连过年抢红包也不再热情。

十年前，人们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中国领导人也曾鼓励人们追寻自己的创业梦想。在我心目中，北京曾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在三里屯的咖啡馆里，周围每个人好像都在谈几十亿的生意；与此同时，每一间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驴肉火烧店里的老板和客人们，也都相信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但在2017年，我们赴美定居一年后回到北京，揣着一长串餐馆的“心愿清单”打算挨个吃过去，却发现很多经营了多年的店铺都没了。作为北京整治“开墙打洞”举措的一部分，大批商户被驱逐，失去了生计的人也因此黯然离开。

证照齐全的“低端”创业者抗议无门，其他私营企业——不管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同样作为“二等公民”受到严格的审查和监督。随着监管机构发出一纸《意见》，一度被估值为1000亿美元的教培行业立刻遭到整治；科技企业受监管重创，曾经高调的企业家开始悄悄退场。每一间关闭的店铺，每一个空荡荡的教室和写字楼，背后是无数人破碎的梦想和逾期的房贷。可以确定的是，私企跟党走的既定路线在二十大后不会改变，未知的则是原本应于10月19日发布的第三季度GDP数据究竟是多少。

十年前，中国高校的师生们恐怕都没有想到，老师说什么都有可能被打上政治化的标签并被举报。我一些在中国高校执教的朋友说，他们私下总结出了一系列预防被学生举报的方案，包括上课时完全紧贴教案，不讲有争议的内容；不在微信等聊天工具上与学生私聊，尤其是不能在私聊中讲述自己不成熟的观点，以免被断章取义。与之相对，在知乎等问答网站上，“如何有效举报老师反动言论”这样的话题也屡见不鲜。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十年前，很多人不会想到现在的中国会保守得密不透风。在电视上，不可以露乳沟、不可以露文身，也不可以有丑闻。“厅局风”在年轻男性中蔚然成风，女性则被要求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为改善中国的生育率做贡献。

文化趋于保守的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在关闭。英语教育被弱化；发放护照数量减少；当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恢复了现场实地会议时，中国的学者仍然难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这只是因为新冠疫情吗？还是说新冠疫情令人窒息的封控政策只是威权日益强大和集中的结果？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中国民众对这十年个人生活和国家前景的态度——毕竟现在连最爱聊政治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谨言慎行了。但现实是人们在偷偷“润”出去。十年间，中国寻求庇护者人数逐年增加，许多外资和外国人选择离开。而对在美华人来说，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开明的中国曾经被视为一条退路，但这条路也越来越窄。我的一个好朋友说，原先觉得孩子可以作为美籍华人去中国读大学，但对她来说，现在让孩子回中国深造几乎不可能是备选项，她和一些华人朋友已经在计划着来年暑假送孩子去已经全面解封的台湾游学。

上个月我在一个中国的购物网站上下了一单，只用了一天一夜，这批货就从中国运抵洛杉矶机场（之后又用了七天它们才到达我家那就是后话了）。在我看来，中国惊人的物流速度足以证明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工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高科技的软硬件。这十年来，对勤劳的中国民众来说，是享受科技进步的红利更多，还是被这个科技进步的监控国家束缚更多？而在下一个十年，科技和勤劳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吗？

上周本专栏关于李文亮医生的文章刊出后，一位署名为Songtao的读者来信分享了他因为疫情而失去了什么，他写道：“18年底绕着整个地球飞了一圈回国办婚礼度蜜月，之后就想着拖到20年复活节再回去看看吧。结果发生了这件事就没能回去，爷爷5月初去世了…本来一个晚上就能赶回去的但因为隔离，机票也卖空了，所以老爷子住了几周的院，也没能回去见一面。在那之后又是2年多了…还是会在梦里哭醒。疫苗打了3针，新冠也得过又好了，工作都换了两份…活得其实还算挺好的，但是家人朋友就只能活在手机屏幕里，和电子宠物一样。看了四通桥发生的事情，有心在微信说点什么，居然舍不得号，也是挺替自己可笑。”

这段文字让我想到我的一位微信频繁被销号又“转世”的朋友说，“它们封是它们的权力，而我说是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