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做最坏打算？供销社，什么信号

墙内自媒体刘晓博说财经文章：最近几天，湖北日报一则“恢复重建供销社”的报道，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这则报道告诉我们：

1、因历史原因，在上一轮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后，基层社一度陷入低迷困境。

2、到2014年，湖北全省基层社数量仅696个，比最多的1984年1800个减少61%。根据中央和省委相关举措，2015年起，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以恢复基层社服务功能。

3、6年来，湖北省基层社逐年恢复元气。目前，基层社社员达到45.2万人，其中，农民社员人数5年增长5倍多，由2016年5.15万人增至2021年33.3万人。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近年来，各地都在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建制。

对于供销社，80后、90后、00后们比较陌生，但40后、50后、60后甚至70后，都印象比较深。

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物资供应的主渠道，甚至可能是唯一渠道。

那时候，民营经济已不复存在，个体经济也基本上消失了，在农村、小城镇，大家购买重要生活物资、生产物资只能通过供销社来进行。

除了“卖”，供销社还可以“收购”和“代卖”，也就是收购农产品，提供寄售服务等。

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也成为国家掌控经济的重要抓手。

既然是供销合作社，社员还有入股和分红机制，对此国家还出台过税收优惠政策。所以供销社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式。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个体经济、民营经济日益发达，再加上外资进入，各种小店铺、超市、大卖场不断涌现，供销社在农村、小城镇的垄断地位终结了，商业服务短缺时代结束了。

随着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供销社的短板日益凸显，比如：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不高，经营机制相对僵化，竞争意识淡薄等。

于是，供销社逐步淡出了大家的生活和视线。

其实，高层并没有放任供销社消失，先后在1995年、1999年、2009年、2015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深化和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文件，并在2002年实行“四项改造”，2006年实施“新网工程”，2018年部署专项改革试点……

那么为什么到了最近几年，供销社的改革、重建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猜测？

主要原因大概有三个：

第一，供销社的新一轮改革和重建力度比较大，超过了1995年到2009的那三轮。

第二，近年来高层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三，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方屡屡在一些核心产业、核心技术上封杀中国。

因此，坊间有人猜测：供销社的重建，跟未来要搞“国内大循环”有关，供销社是“自给自足”、“配给制”模式的标志。重建供销社，可能意味着在做“最坏打算”。

上述理解虽然不能说全错，但存在很大的偏颇。

首先，中国没有“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打算，而是一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最新重要会议也再次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

其次，未来要搞的是“双循环”，而不仅仅是“国内大循环”。

前两天，大会发言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再次强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

既然中国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未来发展经济的模式都没有改变，为什么要恢复、做大做强供销社？

这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理解。

中国有自己的基本国情，人口众多、地域差距大。虽然城镇化发展迅猛，但农村人口依然有5亿人。

中国的三农模式，给经济周期提供一个独特的安全垫：在经济高峰期，农民外出打工；经济低潮的时候，返乡农民仍然有事可干、有饭可吃，相当于拥有基本社保。

所以，农村、农业的稳定性、韧性非常重要。

而供销社体系的存在，可以增强农村、农业的稳定性、韧性。

想想看：如果农村的物资供、销、收购体系只有市场机制，而没有政府的“有形的手”，遇到天灾人祸，或者爆发战争的时候，一旦市场机制失效，农村的物资供应、安全稳定如何保证？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有了一个健全、高效、现代化的供销社，情况将完全不同。

所以，中央曾提出“要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

也就是说，供销合作社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在新时代供销社的功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业务范围更广。

比如开展了土地托管服务，并开创了多种模式。

创立了“供销社+金融”的模式，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如今的供销社，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一个个小商店、物资供应点，而是“实体店+网上服务”的立体模式，从农资、土地、金融、营销等多角度全面介入了乡村振兴。

根据公开资料，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27591亿元、日用品销售额14925亿元。

截至2020年末，全国供销社系统的连锁配送企业有6697家，拥有配送中心10802个，发展连锁、配送网点83.2万个。

可以想见，这83.2万个配送点对于中国5亿农民是多么重要。仅靠市场化的快递公司，是很难覆盖中国农村的。

上图：供销社系统主要企业。

供销社的改革、重建仍然在路上，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还有很多新业务需要开拓，很多新观念需要引入。

其当务之急，恐怕是改变传统的、旧有形象，重塑新时代的新形象，让80后到00后的新农村人感到亲切、时尚、有用。

延伸阅读：汲取农村资源的毛细血管--供销社

来源：加拿大国际广播

供销社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原是个会暴露年龄的话题。但是最近几年来，它在城里人不知不觉中卷土重来，目前数量已超过四万，基本覆盖中国大陆全部乡镇。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说，供销社在战争年代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指令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今天的全面恢复出自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但它是否能像过去那样挑起大梁，目前还很难说。

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照片：LI HONGYAN

赖小刚介绍说，供销社在人民公社解散后逐渐退出人们视野，但是整个系统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取消。1992年中国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它改头换面，变成了各种农业开发公司。供销社这个称呼渐渐被人淡忘。

2013年悄悄重出江湖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的长篇公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决定是有限度开放金融业，允许私人办银行。公报也提到要完善供销合作社体系，但是只有短短几句话，在供销社系统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赖小刚感叹说，撰写这份公报的人是高手，让大家看到的是最光鲜的一面。他分析说，习近平当时是想推进经济改革的。这份公报实际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市场自由化，另一个是回到供销社，属于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但是他当时把这篇公告细读数遍，竟也没有注意到关于供销合作社的那几句话。

但是供销系统人员注意到了。他们不声不响地开始恢复原先的面目，并在2015年股灾后加快了速度。赖小刚说，这场股灾是个转折点，习近平看到失控的危险，放弃了市场化和金融业改革。此后供销社越来越多。2018年9月习近平重提自力更生以后，关于供销社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这个系统进一步浮出水面。

赖小刚认为，恢复供销社系统是中共最后防线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可以像篦子一样细密，全国农村没有一户人家能逃过它的梳理。它是吸收农村资源、把统制经济甚至强制性经济最大化的基层组织。

中共最早成立的供销社可追溯到安源大罢工

赖小刚回顾说，1922年毛泽东等人领导安源大罢工时，就为解决罢工者的生活问题组织过供销社，资金由共产国际提供。1933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军事进攻的同时还进行经济封锁。当时负责苏区财政的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供销社的一整套设想，其主要特点是由党来领导，并和苏区的代耕互助联系在一起，全面控制农产品的销售和贸易。

赖小刚说，毛泽东其实很懂经济。他是第一个建立中央银行的人，一手建立了苏区的财政系统和后勤补给系统。现在的中共财政体系是由他在四十年代最后完成的。

第五次围剿使红军失去了中央苏区，但是苏维埃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1942年时，中共对根据地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和各种货物流通的控制已经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供销社是这个庞大体系的毛细血管。三年内战时期，供销社系统能从广大农村地区汲取资源，为数百万军队提供军需。

市场经济的产物被用作计划经济的工具

1950年7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原本各自为政的供销社系统被统一起来。五年后实行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变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从而把城市商业和农村供销系统连在一起。至此政府完全掌握了城市和农村的产品生产和销售。

1953年中国发生粮食短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供销社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赖小刚说，这种政策工具威力强大，一旦中央决策发生错误，后果是灾难性的。通常发生灾荒，第二年就会得到缓解。但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供销社系统完全控制农村资源。农民如果没有按规定数量交出粮食，公社干部就带着民兵去他们家里搜，连种子都不给人家留。供销社系统在这一时期被运用到极致。

赖小刚介绍说，早在十九世纪德国人和日本人就提出在农村建立供销社系统。农村经济不集中，许多必需品需要从城市购入。供销社可以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纽带。这本是市场经济自然生长出来的产物，但是被中共用作计划经济的工具。他分析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党的纪律。

供销社还能像过去一样发挥作用吗？

赖小刚说，供销社的整个组织框架还在，但是能否像过去一样有效运作，现在还是未知数。三年困难时期公社干部能去农民家里把粮食搜刮一空，是因为他们带着民兵，而那时的民兵手里是有枪的。另外，当时土改刚结束没几年，村里有影响的人物或是被枪毙或是被斗倒，对农民有震慑作用。

另外，赖小刚认为，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变了，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变了。党的供销社系统有能力和一个四十年来自然形成的商业供销网络竞争吗？另一个疑问是，过去靠党的纪律运作的供销社，在新环境下能把党的命令执行到什么程度呢？

2021年6月份，中国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红头文件，宣布从7月起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工作。这被视为供销社系统在农村的全面展开，也引发对中国是否将重返计划经济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