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环保人士示威活动越来越奇怪?

上周五上午11点刚过，两名年轻的气候抗议者进入了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一个房间，她们打开两罐亨氏番茄汤，泼在文森特·梵高最著名的画作之一《向日葵》上，然后把手粘在墙上。

“什么更有价值，艺术还是生活？你是更关心保护一幅画，还是更关心保护我们的星球？”一名抗议者喊道。旨在阻止英国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活动组织“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说，抗议者是该组织的成员。

此前，世界各地还出现过一轮将自己粘在名画上的抗议潮；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国又发生了几起引起争议的抗议事件。据《独立报》报道，上周六，来自动物反抗组织的抗议者在英国高档食品商店哈罗德和维特罗斯的地板上倒牛奶，呼吁“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停止石油”活动人士还在阿斯顿马丁汽车展厅喷上了橙色油漆。伦敦警察厅发布了一份声明，称正在动用“全部权力”应对伦敦正在进行的气候抗议活动。

《向日葵》和迄今为止的多数活动一样，没有造成多少伤害。英国国家美术馆在一份声明中说：“画框受到了一些轻微的损坏，但这幅画没有受到伤害。”截至英国时间周五下午晚些时候，这幅画已经重新展出。

这些抗议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气候抗议活动一致，这些抗议活动以越来越意想不到的方式扰乱了正常生活。

几年前，来自气候组织“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的活动人士爬上伦敦一辆通勤列车的车顶，阻止人们上班，并导致通勤者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扭打。上周，气候抗议者封锁了华盛顿特区的高速公路，敦促拜登(专题)总统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另一个名为“轮胎灭火器”的组织在英国和纽约(专题)一直在给SUV轮胎放气，他们认为SUV耗油量大，对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有害。今年4月，来自20个国家的1000名科学家采取协调行动，如封锁道路、警戒基础设施、喷洒油漆和张贴巨大的气候信息。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研究抗议运动的社会学教授达纳·费舍尔（Dana Fisher）对《华盛顿邮报》说，这种发展是“战术创新”的一种形式，抗议者尝试新的策略以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现在的这些抗议走向越来越奇怪，而且似乎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在网上，许多人的反应是厌恶和愤怒。一些人开玩笑说，抗议者针对《向日葵》只是因为它是一幅“油”画。随着策略升级，抗议者可能会失去原本可能同情他们事业的人。费舍尔说：“做这些都是为了引起注意。可是它能实现什么终极目标？”

吸引眼球vs.引人厌恶

科学家的协调抗议活动。

媒体已经习惯了特定类型的行动主义，曾经引人注目的游行或静坐活动很快就会被视为旧闻。费舍尔解释说，气候抗议者一开始是把自己粘在艺术品上，这一做法最初在新闻上引起了小轰动。现在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已经冷却下来，他们开始转向至少在表面上破坏艺术品，试图吸引更多的目光。

国家美术馆发生的这件事确实成为了英国报纸和欧洲各地的头条新闻；“泼蕃茄酱事件”发生时，当天YouTube上有关该事件的一段视频已被观看1330万次。至少对参与其中的活动人士来说，抗议活动在网上疯传可能被视为一次成功。由于地缘政治、经济和名人新闻此起彼伏而永远出不了头的气候问题，因此总算登上了新闻头条。

但是费舍尔说，除了引起关注外，这些活动很难影响到民众。“研究表明，这种策略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有些人无法通勤上班，或者有些人认为不可替代的艺术品正在受到损害，他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对气候运动敬而远之，即使不是永久的。”

什么是有效的抗议

埃里克·舒曼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抗议和集体行动的心理学。他说，诸如和平集会和符合社会规范的请愿等抗议活动，更能有效地从可能同情该事业的人那里获得支持。

但是，他补充说，如果目标是改变那些可能对这一事业持矛盾态度的人的政策支持，那么更多破坏性的抗议——如公民不服从、罢工和抵制——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

“（反对者）不一定会支持，但是，通过造成某种破坏，你基本上是在给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出某种改变或支持某种改变，这样破坏就会消失。”

加州(专题)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戴维·S·迈耶（David S . Meyer）研究社会运动及其与制度政治的关系。他说，有效的抗议由广泛的行动组成。

“当你回顾过去成功的运动时，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战术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一种资产，因为它为当局提供了不同的人来处理让步、妥协或谈判。它为旁观者提供了不同的吸引力。”

他说，总是很难把一场激进运动的成功归因于一种特定的抗议方式。

“如果罗莎·帕克斯没有在那之前的十几年里一直在组织活动，她那天是不会坐下来的，”他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持续了一年的公交车抵制运动，伴随着她的抗议，其他人同时向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

研究表明，要使非暴力反抗有效，抗议者需要有明确、积极和建设性的意图，否则他们可能被视为普通的煽动者和社会的讨厌鬼。他们需要保持目标明确的形象，同时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获得政策制定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