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伊朗式的反极权社会运动

副标题：近因探讨

一、被镣铐的无声中国

三年来，中共以“防疫”之名在整个中国⼤搞封城、封口、挪腾⼈的“⽇常⽣ 活恐怖主义”， “弱民”、“贫民”、“疲民”之术⽤到登峰造极，其本质是进⾏⼤规 模服从训练，为习近平“复辟” 帝制登上独裁专制的“皇帝”宝座扫除障碍。⾼压 下的中国，民不聊⽣，百业凋敝，万马齐喑，民企闭户，外企跑路，中产尽 铲，⽆产倒悬。天怒⼈怨，⼈神共愤之际，尽管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 规模都较⼩，并很快被中共⽡解，未能形成雷霆万钧之势。

彭载⾈四通桥壮举，道义薄云天，从历史经验来说，本会是⽕⼭爆发的引 爆点，尽管⼈们不断冲破禁锢以各种⽅式传播彭载⾈的壮举及其所揭⽰的真 理，但依然没有出现⼤规模的反极权运动。 ⼆⼗⼤开幕式的调⼦更是把改⾰开放积累的⽂明成果彻底清零，把百年来 中国⼏代⼈追求民主⾃由的艰苦卓绝奋⽃之路打回原点。这本是已经睁眼看过 世界精彩的国⼈的承压极限，本可以是压⼒锅⽯破天惊拼死⼀爆的时刻，但依 然没有产⽣如伊朗般撼动独裁基⽯的⼤规模抗议⾏动。

镣铐中国，何以⽆声？

故国梦断，⼭河破碎之际，避⾛他乡的有识之⼠与海外民主运动的各个阵 营扛起了反极权争⾃由求宪政的⼤旗，在提出策论的同时，对国内死⽔⽆澜的 状况感到“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甚⾄把中国⼈当做⼀个整体辱骂为“奴才惯了 “活该”。为了⾃由中国之奋⽃有成效，我们必须去深刻省察⽆法产⽣⼤规模抗 争的复杂远因与近因，才能争取、聚合国内外更多的民主⼒量，才能见招拆 招，功不唐捐。

二、作为远因之结果的近因

其⼀，社会抗争的领导、组织⼒量被彻底⽡解。纵观近现代史上⼤⼤⼩⼩ 的社会抗争运动，青年学⽣、知识分⼦、社会精英都是领导与组织⼒量。在今 年 4、5 ⽉份开始的对上海展开的最为严厉的封控期间，学⽣被严厉禁⾜于单⼈ 3-4 平⽶或 4 ⼈ 10 多平⽶的宿舍促狭空间⾥，“牢饭”由志愿者送上门，上厕所 都要换牌⼦。对学⽣⽣理、思想、意志的摧残之酷，史⽆前例！以⾄于不断有 上海⾼校教师⼤声疾呼“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服刑，因为就是囚犯也有放风时 间。学⽣们在逼仄的空间⾥连呼吸都困难！”知识分⼦与社会精英也被禁⾜家 中，在⼀⽇两次披星戴⽉的核（酸）试验、⽇夜抢团购⾷物、以及不准松懈的 在线⼯作（包括加码的政治会议）中早就耗尽了精⽓神。

其⼆，社会抗争的成员⼒量⽆法整合。封控期间，所有被禁⾜家中的市民 成为原⼦化个体，⾷物购买与核酸试验被要求以楼栋为单元进⾏，每个⼈编队 于⼀个楼栋编码（正如叶普盖尼⾦反乌托邦作品《我们》中揭⽰的情形），被⽹ 格化为⽆数碎⽚。⽽且，“⼀⼈阳，全楼栋进⽅舱”的连坐制让市民既不敢也不 愿异动——怕连累邻居。再有，封控伊始，每⼀个楼栋中的中共基层党员都被 组织赋予监控使命，作为封控单元的⼀个楼栋的微信聊天群都⽆法产⽣“妄议” 语⾔，更别说⾏动。 其三，抗争的动员机制被⽹络监控彻底破坏。⼀般的社会动员都需要通过信 息传递来进⾏成员招募、⾏动规划以及实施⾏动。物理空间被封控、隔绝的同 时，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微信等社交媒介平台的封控也不断升级。各种号 召抗议、表达抗议的声⾳⼏乎是“见光死”。⽐如，笔者的朋友——⼀名在沪上 颇有影响⼒的宪法学教授，撰⽂表⽰封控是严重违法⾏为，很快⽂章被 404， 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声⾳。包括为学⽣“减刑”（让学⽣可以在校园活动）呐喊 的微博帖⼦也是秒删。现代传播技术的使⽤是道⾼⼀尺、魔⾼⼀丈，当整个社 会在信息⽹络⾥被分割、隔绝，⽆法守望相助时，控制者的信息⽹络与⼈⼒⽹ 络却是⾼度整合的、更技⾼⼀筹的。（附带说明，美国思考中国问题的逻辑还是 太正常，认为青年失业率是中国⾯临的危机。独裁者之所以是独裁者，他根本 不按逻辑出牌——⼤量⽆业、失业青年被招募为⽹监专门删帖，其余的也许将 送往既定的侵台战场上。分化社会团结，解决青年就业，为称霸野⼼输送炮 灰，⼀举三得，他乐在其中！）

其四，“数字极权主义”将抗争⾏动的物理空间幽灵化。这些年在产、学、 研、政界吵得极热的⼤数据、⼈⼯智能、元宇宙等概念，还没来得及运⽤到造 福社会、民⽣上（⼀直这么⿎吹的），率先成为控制社会的完美⼿段。当极权主 义与数字技术联盟时，其邪恶性远超纳粹时代，且难以识别。⾏程码、核酸码 就是⼀个个如影随形的监控器与电⼦镣铐！每个⼈同时就是⼀座“移动的监 狱”。数字时代之前的社会监控，监控所处的地点与时间是相对固定的，⼈是移 动的，⼈们总能够在监控不可见及的时空找到⾏动的机会；之前的监狱是固定 的、针对特定⼈的，现在的监狱是与⼈⼀起流动的、并针对所有⼈的。在解封 后⽆死⾓的监控下，被封控早已被耗尽⼼⼒的⼈们，再难以产⽣⾏动。

其五，⽅舱——作为集中营象征符号，成为⾼悬于⼈们头上的达摩克⾥斯 剑，“也许明天就轮到⾃⼰”的恐惧感，摧毁了⼈们的精神与意识世界。封控之 初，⽅舱是征⽤学校、体育馆、医院等设施，是临时场所。其恶劣的条件，以 及被强⾏带往不知何处的执⾏状况，让⼈们在恐惧中⽇夜警惕，把家庭作为严 防死守的单元，又谈何社会抗争？近⽇，各⼤城市启动了天⽂数字招标的“⽅ 舱”隔离点固化建筑项⽬，这⽆疑是在建“集中营”——把固化⽅舱作为⼀种精神 与⼼理恐吓符号，将进⼀步培养顺民，把法西斯统治“常态化”“合法化” “长期 化”。说来黯然，如果制度不改，将来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将难以产⽣社会抗 争运动。

其六，不同城市采取差异化封控，分化、⽡解了抗争的团结性：通过长期 （尤其是乱政⼗年）的信息封闭洗脑和奴化教育，中国社会已分化为三类⼈— —蠢⼈，坏⼈，有独⽴思考与判断能⼒的⼈。蠢⼈，就是只接受官⽅信息来源 与渠道的⼈，占中国⼈⼜的绝⼤多数，⽂化程度不⾼者占⼤多数，是⽑左、民 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主要分布在乡镇、⼆三四线城市，这⼀类⼈又 分为沉默的⼤多数与“民间战狼”——前者只是默默⽣活，⽆⼒影响社会，后者 成为数字极权主义统治的拥趸与基础。

坏⼈，又可以称为骑墙派，精致的利⼰主义者，“平庸的恶”的艾希曼。他 们什么都明⽩，知道极权社会的恶，但装糊涂，附逆谄媚。他们貌似忠厚，却 坏到⾻⼦，时刻准备为极权者献投名状。各种社会阶层都有这样的⼈，也是极 权控制的基础。

有独⽴思考能⼒者主要是中产阶级——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多元信息来源 与渠道，持有更包容、开放的现代观念，主要分布在北上⼴深这类⼤都市中， 他们更有反抗精神、愿望与能⼒，更妨碍“皇帝”登基。因此，中共对这些城市 进⾏极端残酷、严厉的封控（上海 2500 万⼈近 2/3 ⼈⼜是⾼学历专业技术⼈ 员，两个⽉⾜不出户，被⾷物短缺、不减的在线劳动强度与半夜三更做核酸折 腾到暗⽆天⽇），摧毁了这些⼈的个⼈⽣活理想与公共理想。这也就意味着变⾰⼒量的中坚——中产阶级被铲跪。⾄此，中共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原理运⽤ 到登峰造极——随时封，随时放；⼀阵紧，⼀阵松；长⼀阵，短⼀阵。⽣活、 ⼯作被⽆数次、⽆规律中断、且随时需要重新调整⽣活、⼯作以及⼼理秩序的 上海⼈，饱受蹂躏、磋磨、疲于奔命的上海⼈，不得不“感恩”——我受不了 了，你痛快给我⼀⼑吧！我已经缴械服从了，你放过我吧！这种惨烈⽆道的酷刑，前⽆古⼈，后⽆来者，是中共“伟⼤”“光荣”“正确”的发明！

对成都等⼀些相对重要的省会城市封控就“⼈道”了些——⼀家每天可以出 去⼀个⼈买⽣活⽤品（上海是任何⼈任何时间都不准出⼊家门），且封控时间为 ⼀两周，分区块轮流封控（⽽⾮全城）。即便⽣活不⽅便，怨⾔四起，尤其地震 不准出门避难的措施引起公愤，但由于⼈们体会到的⽣活、⼯作秩序的中断是 相对温和的，基本采取配合的态度，认为配合国家防疫政策是光荣的，甚⾄对 于那些有固定⼯资的⼈群来说，封控等于休了“⼀个黄⾦假”且还可尽享官⽅送 上门的免费“爱⼼蔬菜”。由此，上海⼈被嘲笑不懂得休假享受，不懂得对政府 提供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活感恩，过于矫情，⽆病呻吟。

中共对⼀些⼆三四线城市（民族地区另当别论）⼀般封控两三天，这些城 市的市民普遍感觉兴奋，“排队做核酸挺好玩”，“别的城市⽃轮到了，也该轮到 我们了“（似乎是⼀种被重视的荣誉），他们⽆法对上海这种城市在和平年代、 在最富庶繁荣的地⽅却挨饿⽆法有共情能⼒。封控对这些城市制造了“嘉年华” 的⼼理效果——⼈们从平庸、按部就班的⽣活中短暂超脱出来过⼀会⼉“超常” ⽣活，参与“戏剧性奇观”与“仪式性”活动，会产⽣愉悦感、兴奋感，并把创造 这种狂欢效果的⼈当做伟⼈——对⼤多数⼈来说，这种“超常”⽣活的获得是千 载难逢的。

始作俑者，断⽆后乎？如此阴险⽼道的下三滥分裂⼈群之术，⾮⼗恶不赦 的坏⼈是想不到的！独裁者从来不缺乏拥趸，法西斯主义有着⼴泛的群众基 础。在这种分裂中，⼤多数省份、地区、城市（除了有独⽴判断⼒的⼈，有悲 悯情怀的宗教⼈⼠）都在看其他城市的笑话，都在炫耀⾃⼰的配合、感恩以及 即便有困难也能够克服的勇敢。这样的被⽤⼼险恶的独裁者操控、分化的社 会，又怎么可能产⽣⼤规模的社会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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