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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去年发生在古巴的是艺术家革命?

塔尼亚·布鲁格拉

去年7月发生了什么及为什么发生

去年10月10日,我们一群人去一个朋友家参加私人音乐会。在路上,我们被便衣拦住怒骂然后被带上警车。后来一些艺术家以绝食来抗议此事。绝食的最后一天,警察假扮医生闯入家里,用疫情的借口带走了所有人。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人们开始在网上抗议,因为政府好久没有这样直接地展示自己的权力意志了。当一条拍摄艺术家们被警方像动物一样对待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后,不同的人开始组织一些自发的游行:来自视觉艺术、戏剧和各个文化领域的都有。11月27日,所有人来到文化部门口,要求政府尊重艺术家,要求独立的艺术创作被承认而非被定罪,要求释放我们在狱中的朋友,也要求政府不再在国家电视上对独立创作的艺术家进行污名化。这些诉求成为了后来的《27N宣言》。(《27N宣言》全文,由2021年5月7日“与此同时”报道。)

11月27日那天前前后后来了500多人。政府派来官员与我们谈判,但是第二天,同一个官员依旧在电视上诋毁我们,完全篡改了我们想要对话的意图——这是我们的诉求。所有这一切都在网上被激烈讨论,大家都在看着。在2021年7月11日,人们受够了,因为我们当时正在经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而政府从来都要求民众作出让步,没有任何回报,也没表现出任何改进。然而在新闻里,完全又是另一番现实。7月11日,大家开始非常自发地走上街头,一夜之间整个国家崛起,这个事件被称为“11J”。这在古巴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古巴的处境非常非常危险,也非常脆弱,因为政府应对这一切的结论竟然是抓人。他们从法律条文里找出一些细节来逮捕了约850个平民,宣称他们的行为是暴力游行。然而事实是只有两三家商店被袭击了,但是难道有850个人袭击了那两三家店?根本不可能。法律不再用以保护公民,而是保护政府。

对于古巴政府来说,COVID-19是救星。因为疫情,我们一段时间内晚上九点就宵禁了,但是7月11日之后,他们把一个省的宵禁调到了下午1点。巧合的是,这是那天有最多人上街的那个省,而并非是有最多的新冠病例的省。另一个例子是,当时虽然古巴有很多防疫措施,但是当你和其他一百个人聚在一起排队买面包或者别的食物的时候,就没有问题;而当你要和朋友们会面、商议行动和项目的时候,那就必须遵守10人以上不得聚集的规定。有一次一些行动主义者一起开会,没有超过10人,也遵守了社交距离,但他们却派遣那一带所有的警力来驱散我们,宣称我们会传播病毒。现在政府运行的方式非常机会主义,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

古巴现在经济非常萎靡,因为旅游业是国家和政府的主要收入,而现在旅游业停滞。在古巴,很多人每天都在死去,他们死去是因为政府的糟糕管理,或因为得不到某种药,或因为找不到救护车。更加荒诞的是,你还会看到在街上有人售卖国外向古巴捐赠的防疫物资来换取现金,这太令人不安了。与此同时,政府竟然还在利用病毒防疫来为服务于自己的名声和利益,让人难过。我不理解为什么政治这么僵化。为什么政治不能融入21世纪,不能现代化?为什么权力不能被共享只能被少数人独享。对我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今天都失效了。

塔尼亚·布鲁格拉,《无题(哈瓦那,2000)》,2000年.

谁的革命?

他们利用当下的局面来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35号法令,这是一则控制互联网的行政命令。现在如果在网上发布任何“违背革命原则”的内容是有可能进监狱的。他们经常说“违背革命原则”,但是他们从来不解释革命的原则是什么。这个说法虚无缥缈,完全可操控,所以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

古巴革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种商标,而不是真的革命。今天,所谓“革命的原则”已经不复存在。政府中有严重的腐败,透明度也是大问题,另外,看在上帝的份上竟然连医疗和教育都出了大问题。我们还有种族歧视,阶级歧视。革命在古巴已经结束了,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幻觉已经破灭了。一些艺术家翻出一首革命前的诗,由古巴国家级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创作,诗歌里面提到了社会中所缺失的一切,因此我们需要革命。现在读这首诗仿佛是在写今天的政府:饥饿、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政府腐败,这些都存在,乃至更糟。从7月11日流出的图像我们甚至看到了在革命前都不会发生的情景:警察瞄准或者殴打手无寸铁的公民。当和平示威的人被置牢中的时候,那些伪装成平民殴打平民的士兵却逍遥法外。

这一次可以被称为“艺术家革命”,因为艺术家是最先面对不再运转的体制的那群人,他们要求国家机构各尽其责。另外,他们为公众展示了一些公民和示威的资源和方法,这些资源和方法后来在7月11日被用上。

我认为古巴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因为艺术家已经抗争了六十年了。过去很多年以来,古巴政府对艺术家进行审查、驱逐和监禁,但是慢慢地,艺术家们最终开始有所意识,变得“热血”起来。大家经常会忘记很重要的一点:发生在那些被审查的艺术家身上的事——无论他们是谁,看起来很遥远,不太会在现实中降临在自己身上;但实际上终究那些事同样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终于,人们开始对不公正有所反应。政府想做的,其实是麻醉我们与不公正的关系,他们让我们面对公正问题只会无感。这一点是完全反社会主义的。

政府希望掌控艺术家,因为他们自己的资源有限,也没有什么信誉,所以艺术家慢慢地开始创作独立的项目。他们搞独立的画廊、独立的艺术学校、独立的音乐流派、独立的家庭演出、独立的电影。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的项目INSTAR即将参加卡塞尔文献奖,这是全世界视觉艺术最重要的展览之一。Alejandro Alonso在鹿特丹电影节上获奖,这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奖项之一。这些作品都是独立制作的。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们开始敢于团结起来发出反对的声音。

塔尼亚·布鲁格拉,《塔特林细语#5》,2008年.

艺术家的责任是坚持

审查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有自我审查的面向,也会利用一个艺术家在社群中制造恐惧然后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归咎于她/他。这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在所有艺术家身上。另外,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悖论:大家总是觉得你是个“自由斗士”然后古巴以外的人会非常喜欢这一点;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一个“自由斗士”的,有时候你在古巴国内会遇到麻烦,在国外照样遇到麻烦。

我找到的解决方案,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并且教育身边的人。有时候他们会说,“她的时机不对”,或者“现在还没到时候”去创作批判性的作品。我觉得所有的时机都是完美的时机:如果你忠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对的时候。因为搞艺术不是人气大赛,要等到所有人都同意以后再行动。你行动了是因为你感受到的东西让你坐立不安,不做不行。忠于自己内心的行为不是投机。

有一次哈瓦那双年展跟所有艺术家说:因为塔尼亚的关系,藏家不会来了,你们不能卖作品了。首先,我并不认识任何藏家,我一些作品出售给了某几家美术馆,但是我确实不是商业艺术家。其次,政府总是把矛头指向一个容易辨认的人物,并且让他背所有的锅。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其他艺术家能够理智,并且理解:是一整个体系在运作这种孤立的手法。他们惩罚那个不害怕的人,并且使她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们知道不害怕是会传染的。

此外,艺术家也需要更加负责。如果你做的是那样的事情,你必须坚持到底,不能中途退缩了。这时常会发生在那些做社会和政治批判的艺术家身上,他们会因为很多原因中途退缩。他们要小心,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从一位有立场的艺术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远远多于两年的艺术课程,也比一件摆在面前的艺术品,或者一个政治演讲,都要多。

塔尼亚·布鲁格拉发表在社交网站上的图片

我们作为艺术家应该是自由的,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做的创作并不讨论社会问题,没问题,那你就坚持这样做。如果你想要画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或者做精美的花卉图像研究,非常好,但是不要让政府利用你。这可能解释了艺术界中存在的某种对立,做政治艺术的人好像和那些假装不在意政治的人不太处得来,因为那些说自己不在意政治的人,他们最终是在任由政府利用他们。如果你不想搞政治性的创作,那你就应该坚持不触政治。

而如果你想要谈政治,那就坚持谈。这的确不易,实践很艰难。你会无数次问自己,质疑自己的决定。但是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能够承受的话会使作品更加强有力,那就去做,并且做到底,不要在中途停下商榷,不要在中途改变你作品的含义,不要假装你作品不具有最初创作时的那个意义。因为这样会造成很不好的效应,会让人泄气。

“艺术改变世界”?

INSTAR(全名为“汉娜·阿伦特国家艺术行动主义学院”,National Artivism Institute Hannah Arendt)是一个想要专注于公民教育的艺术空间,并且通过这样来试探艺术是否可以改变世界。“艺术改变世界”这个说法总是会出现,它很美好,大家都在讨论,但是我们是真的想要证明这件事。

我们现在进行中的主要是几项工作。首先,我们向独立的艺术制作、电影、戏剧、写作等提供支持。其次,我们有一个驻留项目。另外,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面向,是复原独立艺术的历史。因为政府想要树立官方叙事,假装独立的艺术创作都不存在。但是当你开始挖掘你会发现,那些独立实践构成的替代性艺术史的脉络非常清晰。我们通过对过往的独立艺术实践的研究来创造一种集体历史。我们现在在把活动、采访、档案都更新到我们的脸书页面上。我们研究的第三部分是为公民参与提供工具,为那些想要公开发言的人提供资源。INSTAR也是一个动词,意微着去“激发”,去“搅动”。

目前INSTAR也受到了政府的攻击。我们的一些成员有警察守在他们的门外,还有的被恐吓过、身体上被恶劣对待过。我们和整个古巴一样,都位于艰难的处境中。

我们刚创立INSTAR的时候就考虑资金来源的问题,因为太容易受到政府攻击了。如果项目有国外的资金,那么有一种诋毁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因此我们决定众筹,这在当时的古巴是不常见的。有的人捐了1块,有的人捐了200块,总共有916人参与了众筹。众筹也像是一剂强心针,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项目是否被需要。因为有时候当你做社会性项目的时候经常会对自己的公众基础有点想当然。我们众筹的结果显示,大家感到一种相关性,他们属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也属于他们,这种归属感特别重要。我们把所有众筹中捐款人的名字列在INSTAR的墙上,有时候一个人走进来他们会发现,那不是我吗?我觉得这挺棒的。

在众筹之后,每当我卖出作品,钱款就会流向这个项目,用以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运作开销,以及其他费用。一开始INSTAR不太为人所知,但是慢慢地,我们也开始收到艺术项目、美术馆和展览的邀请,这其中收到的钱,也会立即成为项目的经费。这有点像资源回收。

我们也认为这个项目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其原则和规则,都给出了一种示例:机构可以有不一样的运作。虽然这不是一个国家机构,但是还是一个小小的机构,因为INSTAR与它所服务的人群有日常的互动,这些人群是艺术家和公民。我觉得伦理生态非常重要,因为当你知道一个机构本可以有伦理地运作的时候,你也会要求其他的机构这样做。

另一个集体性长期项目“行动艺术学校”(Cátedra Arte de Conducta)存在了七年,从2002年到2009年。INSTAR有点像是这个旧项目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专注于艺术家,为他们提供有关社会参与艺术的资源和理解。有点像是一个社会参与式艺术或者政治性艺术的学校,但是当时这些词汇都还没出现。我们对艺术实践发出质询,也对艺术的有用无用发出质询,后来我们提出“有用的艺术”(Arte Útil)。第二部分则更加面向公民,并且专注于行动主义本身,或者说作为行动主义的艺术。

INSTAR的活动,本文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没有人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也没有人可以永远地改变世界。你可能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只是短暂地,或者说改变了一小群人。没有关系,因为社会进程都是缓慢的。我们必须调整对结果的时间感和预期。有时候在社会实践艺术中,你不会看到结果,因为结果发生在别处。有时候你项目中的某个人,在项目发生两年之后,在其他地方,突然感受到了什么,你不会看见,甚至不会听说。社会实践艺术和传统的艺术作品的不同在于,当观众站在一件实体艺术作品的前面,可以与它有一对一的关系和实时的反应。但是社会实践艺术中,你哪怕制造了一些激烈的实时反应,但那不是这类艺术的主要工作。社会实践艺术发生在第一反应之后。

打个比方,我们这群艺术家在11月27日那天走出去。我和很多古巴人都认为,那天的回响发生在第二年的7月11日,那是几乎8个月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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