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斯人”“是人”，没意义也不懂孟子

到底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这段时间围绕这个问题，网友和媒体争的难舍难分，大部分人都坚信，他们学的是“斯人”。人教社则对此回应，他们一直用的是“是人”，一些专家学者也持“是人”说，并做痛心疾首状，将此现象斥为群体盲目、群体失忆云云。

说下我的记忆和观点，人教社一直印的是“是人”，这是确定的。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有错吗？也没错，因为“斯”和“是”都是“这”的意思，意思一样，读音相近，何必纠结于此，乃至演化出智学优越感？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考试时答“斯人”“是人”都是可以得分的，否则我一直写的“斯人”，早就被扣分了，我那位严苛的初中语文老师也肯定会把我骂个半死。我小学时最早接触孟子，背的课外读物写的就是斯人，教室墙上挂的名言警句，写的也是斯人。更遑论无数名人引用此句时，用的皆是斯人。

而且，也有网友翻出自己的教材，如北京版初中语文和武汉版大学语文，赫然写着“斯人”。要知道，教材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教版。

人教版和部分“是人”论者的论据来源是，多数古籍用的是“是人”，如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汉·赵歧 注），但问题在于，四库全书刻于清乾隆时期，本身就是一场文化修改统一运动，明代朱元璋删节孟子，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淡化删除，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明清的刻本，显然不能作为原版孟子看待。

再往前追溯，宋代朱熹版孟子，汉代版孟子，就一定遵从了战国孟子原文吗？这里需要说一下汉代的今古文经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四书五经是重点焚毁书籍，原版孟子大都损毁。为了保存儒家经典，秦汉儒生通过口耳相传的记忆方式，将孟子等书背了下来。

既然是通过这种方式，出现偏差谬误是难免的。如果相信现在上亿人出现了“记忆偏差”或者“曼德拉效应”，那么当年隐秘传诵孟子的儒生，为什么不会出现“记忆偏差”呢？

秦灭亡后，汉代儒生将自己的记忆内容，用隶书默写下来，是为“今文经”。但战国原版的儒家经典，少数也被抢救了下来。如孔子后人就将部分孔子著作砌在夹墙中，侥幸逃过一切，但也由于藏得过于隐秘，这批原版孔子几十年后才重见天日，被称为“古文经”。一对比，很多今文经和古文经是有出入的。

但汉武帝独尊儒术，用的却是今文经。一个原因在于，今文经本身靠记忆流传，可以根据统治需要，进行更改和调整，也更便于掌握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直到清代，今古文经之争再度兴起，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古籍的准确性，或者主张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比如学者戴震经过考证，汉代儒学家杨雄实为扬雄，但此前古籍均写为“杨”字，也就是说，古籍也可能是错的，甚至将错误流传了千百年。

康有为、梁启超更进一步认为，古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孟子的“微言大义”，反而是西方国家真正学到了孔孟之道，成为“大同之世”。他们认为，孟子中蕴藏着民权、议院、平等等思想，这些思想被西方所学习发扬。

传统儒家观念根深蒂固的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踏上不列颠岛后，原本满腹狐疑的他亲眼看到英国当时的议会、福利、教育制度后，大为感慨到：“此三代之治也”。

另一位外交官杨宜治出使西方后，也认为“西洋开国晚，故尚存中古之风。近人论西法制造，多合诸子。余谓西国政教，大都合于《孟子》。”

梁启超引用孟子的用人之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他认为，这是孟子认为用人不能光凭君王好恶，要尊重民意。

梁启超还认为，中国古代只是表面尊崇孔孟之道，实际并未贯彻实行，他认为“行孟子之言者，谁乎？今日欧美诸国是也。美国远在西半球，而欧洲之民襁负归之。所谓为政于天下者，非耶？”他觉得，美国真正实行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所以才能“为政天下”。

另一位福建巡抚徐继畲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选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夏商周）之遗志”。

不可否认，当时他们对欧美的观察理解，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这种对孟子思想的挖掘和阐释，而非争论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是人”，才是真正对孟子的学习和运用。

期待有一天考古学家能够找到战国版孟子，这样斯人是人之争顿会消弭。在此之前为同义一字争论不休，而忽视孟子思想的真正含义，则是舍本逐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