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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斯人”“是人”,没意义也不懂孟子

到底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这段时间围绕这个问题,网友和媒体争的难舍难分,大部分人都坚信,他们学的是“斯人”。人教社则对此回应,他们一直用的是“是人”,一些专家学者也持“是人”说,并做痛心疾首状,将此现象斥为群体盲目、群体失忆云云。

说下我的记忆和观点,人教社一直印的是“是人”,这是确定的。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有错吗?也没错,因为“斯”和“是”都是“这”的意思,意思一样,读音相近,何必纠结于此,乃至演化出智学优越感?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考试时答“斯人”“是人”都是可以得分的,否则我一直写的“斯人”,早就被扣分了,我那位严苛的初中语文老师也肯定会把我骂个半死。我小学时最早接触孟子,背的课外读物写的就是斯人,教室墙上挂的名言警句,写的也是斯人。更遑论无数名人引用此句时,用的皆是斯人。

而且,也有网友翻出自己的教材,如北京版初中语文和武汉版大学语文,赫然写着“斯人”。要知道,教材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教版。

人教版和部分“是人”论者的论据来源是,多数古籍用的是“是人”,如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汉·赵歧 注),但问题在于,四库全书刻于清乾隆时期,本身就是一场文化修改统一运动,明代朱元璋删节孟子,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淡化删除,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明清的刻本,显然不能作为原版孟子看待。

再往前追溯,宋代朱熹版孟子,汉代版孟子,就一定遵从了战国孟子原文吗?这里需要说一下汉代的今古文经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四书五经是重点焚毁书籍,原版孟子大都损毁。为了保存儒家经典,秦汉儒生通过口耳相传的记忆方式,将孟子等书背了下来。

既然是通过这种方式,出现偏差谬误是难免的。如果相信现在上亿人出现了“记忆偏差”或者“曼德拉效应”,那么当年隐秘传诵孟子的儒生,为什么不会出现“记忆偏差”呢?

秦灭亡后,汉代儒生将自己的记忆内容,用隶书默写下来,是为“今文经”。但战国原版的儒家经典,少数也被抢救了下来。如孔子后人就将部分孔子著作砌在夹墙中,侥幸逃过一切,但也由于藏得过于隐秘,这批原版孔子几十年后才重见天日,被称为“古文经”。一对比,很多今文经和古文经是有出入的。

但汉武帝独尊儒术,用的却是今文经。一个原因在于,今文经本身靠记忆流传,可以根据统治需要,进行更改和调整,也更便于掌握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直到清代,今古文经之争再度兴起,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古籍的准确性,或者主张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比如学者戴震经过考证,汉代儒学家杨雄实为扬雄,但此前古籍均写为“杨”字,也就是说,古籍也可能是错的,甚至将错误流传了千百年。

康有为、梁启超更进一步认为,古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孟子的“微言大义”,反而是西方国家真正学到了孔孟之道,成为“大同之世”。他们认为,孟子中蕴藏着民权、议院、平等等思想,这些思想被西方所学习发扬。

传统儒家观念根深蒂固的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踏上不列颠岛后,原本满腹狐疑的他亲眼看到英国当时的议会、福利、教育制度后,大为感慨到:“此三代之治也”。

另一位外交官杨宜治出使西方后,也认为“西洋开国晚,故尚存中古之风。近人论西法制造,多合诸子。余谓西国政教,大都合于《孟子》。”

梁启超引用孟子的用人之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他认为,这是孟子认为用人不能光凭君王好恶,要尊重民意。

梁启超还认为,中国古代只是表面尊崇孔孟之道,实际并未贯彻实行,他认为“行孟子之言者,谁乎?今日欧美诸国是也。美国远在西半球,而欧洲之民襁负归之。所谓为政于天下者,非耶?”他觉得,美国真正实行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所以才能“为政天下”。

另一位福建巡抚徐继畲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选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夏商周)之遗志”。

不可否认,当时他们对欧美的观察理解,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这种对孟子思想的挖掘和阐释,而非争论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是人”,才是真正对孟子的学习和运用。

期待有一天考古学家能够找到战国版孟子,这样斯人是人之争顿会消弭。在此之前为同义一字争论不休,而忽视孟子思想的真正含义,则是舍本逐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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