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倒逼，中国未来会有一场豪赌？

全世界有很多观光圣地，是早已败亡的帝国遗迹。我带子女在意大利观光一周，感触甚深。罗马是帝国首都，统治的疆域从不列颠尼亚横跨到巴比伦。威尼斯城曾统治的疆域，则涵盖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克罗埃西亚、希腊、塞浦路斯、蒙地内哥罗与斯洛维尼亚。

在这祥和之城与永恒之城的诸多古迹中漫步，令人灵感大发，却也不免心生感伤。一如历史学家吉朋所说，“我坐在帝都废墟中默想”，我凭吊之馀，不禁也开始思考其他帝国的衰颓。

帝国之争引发冲突

我的祖辈与父母见证大英帝国衰落，而墨索里尼、希特勒、裕仁所建的帝国更草草收场。我身处列宁与斯大林所建苏联帝国衰败的年代。有人赞同“帝国时代已终结”的妄念，但所有历史其实都是帝国史。当今世界是由美国与中国两个帝国主导，但仍有一些“前帝国”继续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包括俄罗斯帝国残存的俄罗斯联邦，波斯帝国遗留下来的伊朗，也有人说欧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

引起冲突的并非不同的“文明”，而是帝国，并且经常是疆界的冲突。孩提时期老师教授的世界大战，似乎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竞逐，之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帝国之间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冲突才会是全球性，而非仅局限于欧洲。

二战结束后随即进入“冷战”。我们视此为美国与苏联两个假装不是帝国的帝国所进行的角力。但冲突的区域大致可定位为“去殖民化”的过程，象征欧洲帝国的瓦解。

“冷战”期间冲突不断。发生在越南、中东或南部非洲的冲突，表面上彼此之间并无关联，但美、苏两大强权都深深介入其中，提供武器及金钱，将局部性冲突扩大且拉长为代理人战争。

这些重大冲突是20世纪的主要现象，持续改变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但在当前的时代，这些冲突的重要性已经消退。1991-2018年，也就是介于“第一次冷战”到“第二次冷战”的这段时期，许多经济学者与决策官员已经对战争失去兴趣。由于其间只发生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例如波士尼亚、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地，于是我们都忘记一件大事：战争其实是通膨、倒债最持久的推手。

大规模战争会同时摧毁生产能力，干扰贸易，破坏财政与货币政策稳定。利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来比较跨国冲突的死亡人数与国际通膨数据，可发现全球“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经历的时间，正是全球冲突下降的时间，亦即1970年代初期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

战争效应打击经济

俄乌战争提醒世人，由超权国家发动的战争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多大冲击。俄乌战争之所以够看，是因为俄罗斯仍拥有够强的力量。如果不是美、欧及其他国家对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财务、军事及科技援助，俄罗斯可能已经把整个乌克兰拿下。以死伤人数及付出成本来衡量，这的确是一场大战。

战争对经济造成的打击不喻自明。经济学家往往视战争为“外生震撼”，一般都把战争排除在模型之外。但从历史学家的立场来看，战争并非“外生”，而是历史过程之中的“主要内生推动力”，是“一切事物之父”。

两项普遍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第一，在通膨预期史上，战争扮演非常明显的角色。依据英格兰银行溯及到17世纪的资料显示，短期通膨预期的顶峰都与战争有关，包括1709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57年开始的美洲七年战争，1800年拿破仑战役，1917年一次世界大战，及1940年二次大战。

第二，战争往往导致利率史出现断层。从14世纪“黑死病”结束之后，出现名目与实质利率下降的长期“超级周期”，但几次重大断层几乎都与战争有关，尤其是一些使资本存量遭到摧毁，以及需要靠大印钞票来挹注负债的战争。

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影响，与世界大战类似。疫情引发供给面震撼，美国及多国政府采取慷慨的移转支付，各国央行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因此2020年政府赤字及货币供给成长率都超大，规模不下于大战时期。遗憾的是2021年多国犯下重大政策错误。尽管社会与经济活动已逐渐恢复正常，但美国拜登政府再度动支1.9兆美元刺激经济，联准会（Fed）也维持超宽松政策，并认为通膨只是“过渡性”现象，结果却大错特错。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加上欧、美制裁俄罗斯，带动粮食及能源飙涨，更对通膨势头火上浇油。

强权国家再起冲突，使决策官员备感头痛。目前通膨势头之所以比1970年代相对缓和，是因现在工会式微，使“工资─物价上升漩涡”的风险较低。但必须注意的是现在与1970年代有许多重要的差异，使当前情势比1970年代更令人担忧。

首先，2020年第2季到2021年第2季期间，美国货币供给成长率比1970年代任何时期都高。即使货币流通速度已经回升，但货币供给年增率仍达二位数字。再者，几乎所有OECD国家的生产力成长率都比50年前低，人口老化严重，对工作年龄人口的依赖率大幅升高。

金融市场益发脆弱

当今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因此也益发脆弱。1970年代的年金基金根本就没有“负债驱动投资（LDI）”这种东西。2020年3月疫情初爆之际，美国公债市场的脆弱度与今年9月底的英国债市差不了多少。

现在还有污染问题、气候变迁。当前美国政治稳定度似乎比“水门事件”时更差。最近一份民调询问美国民众：“你认为美国民主政治有崩溃危险，还是不这么认为？”，结果69%的共和党受访者及69%的民主党受访者回答“肯定”。

俄乌战争持续的时间比1973年时的中东战争更长（八个月比19天）。截至目前，“二次冷战”迄未出现“低荡”（détente）信号，情况恰恰相反；短期内美中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对抗的风险不可小觑。

最后，虽然目前媒体对伊朗情势的关注焦点在于“女性抗议”，但更严峻的则是恢复“核子协定”的努力宣告失败，如此伊朗政府可能更快就制造出核武，使中东爆发战争的机率升高，因为以色列政府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

当前国际情势愈来愈像1940年代，一些区域性冲突凝聚成类似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局面；参战军队人数较少，动用诸多无人武器，以更强力、更精准的炸弹。

更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拜登─贺锦丽政府最近提出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作者群（假定是由国安顾问苏利文领导）指出，“我们不会寻求冲突或新冷战”，但接下来却勾勒出一套如假包换的“冷战战略”。他们表示，“后冷战时代确定已经结束，主要强权之间正竞相塑造下一次冷战的型态”。换言之，“二次冷战”已经开始，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与五年前川普提出的版本多所雷同，其中充满了“强权竞争”相关文字。新版之中，“竞争（competition）”这个字眼共出现44次，而川普的版本中则只有25次。

管制成了战略资产

拜登针对俄罗斯的计划究竟目的何在？表面上看，美国决心“支持乌克兰为自由而战”，但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削弱俄罗斯未来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这也正是拜登政府为何几乎没有为协调停火做出任何努力。白宫似乎想要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虽然我猜测11月国会期中选举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拜登政府容许俄乌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一直不是非常明显，但最近苏利文的演说中提供了答案。他说，“在出口管制方面，我们必须回到长久存在的前提，就是在某些关键性科技领域对竞争对手维持‘相对’优势。我们之前维持‘浮动标准’作法，也就是我们仅需要领先两代就好。但这不符合当前的战略环境。基于某些科技的基本性质，例如先进的逻辑与记忆芯片，我们必须尽可能扩大领先幅度”。

以下才是关键点。苏利文宣称，制裁俄罗斯的行动，已“证明科技出口管制不只是一种预防性工具，而能作为美国及盟国的一种新战略资产”。换言之，在美国领导下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就像对中国展示：我们也能够对你这样做。

重要在于美国未等到共军犯台，就已这样做。美国最新的管制措施已经限制先进的绘图处理器销往中国（这些是用于人工智慧领域的芯片）。华府也限制中国的超级电脑使用美国芯片及专业能力，及限制中国引进芯片制造科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拉高中国大陆的运算成本，削弱政府与民间企业运用人工智慧的能力。简言之，拜登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

金融时报评论员鲁斯指出，“新管制措施并不局限于美国高阶芯片出口，还延伸到任何使用美国设备所制造的芯片；这涵盖几乎所有中国以外的高阶芯片出口厂商，无论台湾、韩国或荷兰的厂商。这项禁令也延伸到‘美国人员’，包括持有绿卡者以及美国公民”。美国宣布这些措施之后最不寻常之处，就是媒体鲜少对此发表评论。鲁斯表示，“一个超级强权已对一个强权国家宣战，却没有人注意及此”。

美对中国制裁危险

我最近访问《芯片战》（Chip War）一书作者克里斯．米勒，提到美国的管制措施是否可能重犯1939-1941年间对日本所犯的错误。当年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性的经济制裁，结果使日本宁愿豪赌一把。米勒认为这是错误的类比，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较具针对性，但我并不如此笃定。今天美国切断中国高阶芯片的来源，就如同1941年美国切断日本的油源，因此拜登此举尤其危险。

（作者弗格森是彭博专栏作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