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孤独死 失业的年轻人正在被逼入绝境
跟泡沫经济一起破碎的人生。
他最终也没能向世界发出求救。
2009年4月,北原学(化名)被发现孤独地死在出租屋内,尸体面目全非、瘦骨嶙峋,推测死因是饥饿,年仅39岁。在他零星的遗物中有一封已经封口贴好邮票、但没有寄出去的信,上面只有三个字,“帮帮我”。
这是一桩典型的孤独死案例。孤独死这个词近年来愈发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日本(专题)人口老龄化严重,无法妥善养老、孤独老死的情况更为严重。
当地时间2021年9月9日,日本东京,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铁路桥下。(IC photo 图)
可是39岁的北原正值壮年,为什么也会落得这样的地步?
带着这样的疑问,NHK电视台展开了针对“三十代”(指年龄在30到39岁的群体)的采访,制作了特别节目《说不出口的求助~如今的“三十代”到底怎么了》。时隔多年,当时的访谈内容被重新整理,又补充了后续报道,集结成了这本《三十不立》。
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没有钱,陷入困境的青年为什么无法开口求助?
跟泡沫经济一起破碎的人生
在人生的前半程,北原也曾过着平稳安定的正常生活。
节目组走访了北原的母校,校友们对他的印象都很正面:“体格健壮、很活跃的大好青年。”“很容易相处,不论学校内外,朋友很多。”“经常说笑话逗周围人笑,很受欢迎。”
1990年,刚毕业的北原赶上了日本泡沫经济最后的尾巴,一切看起来都还欣欣向荣。他顺利成为一家金融相关企业的正式员工,薪酬很不错,亲友们都以他为荣。但工作强度很大、指标难以完成,没过几年他就因为积劳成疾而不得不选择辞职。
这时候泡沫经济也破裂了。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加上年龄渐长,步入30岁大关的北原先生找不到稳定的正式工作,只能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各家居酒屋间轮流兼职打工。经济下行,这些店也自身难保,随时可能突然倒闭。
在这种不稳定的生活下,北原逐渐入不敷出。为了维持生活,他开始申请消费贷,拆东墙补西墙,利滚利,债务越背越多。根据遗物中的票据,2008年底,他平均每个月要偿还40万日元(约2万人民币(专题))的贷款,这远远超出了他仅14万日元的收入。
再后来,雷曼冲击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北原先生连餐饮服务业的工作都找不到了。就算他每天去职业介绍所也无济于 事。
但就算到了这种地步,北原先生也没有向任何亲朋好友坦白自己的窘境。他的父母亲已经过世,唯一的哥哥对弟弟的现状一无所知,“他知道,如果这些事情被我知道了会被我一通臭骂,所以很多事情都瞒着我吧”。
在过世前大概半个月,估计是饿得受不了了,北原曾给佳子女士打过一次求助电话。她是发小的母亲,小时候很亲密。但北原还是没说实话,谎称自己感冒了,想吃东西,希望佳子女士能帮忙准备个便 当。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佳子女士当时并没有觉察出异样,只觉得这孩子瘦了些,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到了吃不上饭的境地。
离世的时候,北原的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房租已经欠了好几个月,母亲留下来的两条狗早就放养成了流浪狗。冰箱里空空荡荡,他身上仅剩下9日元。
宁可流落街头也不愿开口求助
为什么北原至死都没有开口向他人求助?像这样39岁孤独死的情况是个案吗?节目组走访了当地NPO“流浪汉支援机构”,他们隔周的周五会在市中心的公园里免费分发食物。
在超过百人的领取队伍里,有不少二十多、三十岁的人。机构代表奥田先生说,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三十代”流浪汉正在急速增加。
能来的还算好的,至少愿意交流,有机会对其进行援助。比这更棘手的问题是“拒绝帮助、无论怎么呼吁也不来寻求帮助的年轻流浪汉非常多”。
节目组注意到了队伍里一个年轻人。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流浪汉。长相清秀、衣着整洁,胡子也剃得很干净。他叫入江幸平(化名),32岁,已经露宿街头一个月了。
跟北原先生一样,入江初入社会的时候也很顺利。高中毕业拿到厨师资格证书后就出来工作,入职两年就升为店长。但后来他跟领导意见不合发生摩擦,选择了辞职。
虽然经济明显变得不景气,但当时入江才二十多岁,有着强健的身体和热血的拼劲,哪怕只是靠着不稳定的派遣工作,也还是能维持正常生活。但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刚好30岁的入江成了被辞退的对象。
起初入江还比较乐观,觉得跟年轻时候一样,凑合着也能过。他钱包里有大把的网咖会员卡,2000日元(约人民币100元)就能安度整晚,还可以淋浴。
但不管怎么节省,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存款余额不足,露宿街头成为了唯一选择。
当地时间2021年1月9日,日本东京池袋区,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给需要的人分发免费食物。(@视觉中国 图)
他所有的行李就是一个运动包,里面有换洗的衣物、欠费的手机、没有钱的钱包,以及文具、印章之类的杂物。睡觉地点是住宅区里的公园,虽然环境差些但没有其他流浪汉来抢位置。
吃饭则是两天一个菠萝包,“掰成两半,慢慢品尝。如果不慢慢品尝,就没有吃过东西的感觉。充分活动上下颌才能有进食的实感。”
但在这样的窘境下,入江也还是不想被当作流浪汉。
他买面包的时候会把运动包放在店外,尽管里面有他所有身家。入江觉得,带着脏兮兮的行李包在店里走来走去,对其他客人的影响不太好。网咖也是轮换着去,免得被人认出来。连肚子都填不饱,也要隔十天去自助洗衣房洗衣服,每天去公园的厕所刮胡子。
当然,保持体面也有好处。有些24小时营业的餐馆,点杯100日元(约人民币5元)的咖啡就能放松地坐上好几个小时。衣着邋遢容易被店家询问,稍加掩饰就可以避免很多尴尬。
奥田先生从事流浪汉自立援助工作已经20多年,在长期深入接触后,他发现“三十代”的流浪汉与过去的援助对象有两大不同。
一是“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对于“坚持做自己”的执念非常深,像入江那样,食不果腹了也还是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陷入绝境也不愿向他人求助。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特点,“很容易陷入孤立状态”。
入江其实可以回老家找母亲寻求帮助,只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特别笃定地认为,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回家撒娇啃老,但三十多岁了就不能再给家里人添麻烦。
被问到有没有想过跟其他流浪汉抱团时,他也不假思索地否定了。“如果跟他们抱团取暖,我感觉自己会陷入这样的生活中,或者说,反倒会聚在一起(电视剧)互相舔舐伤口。当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我觉得一切就都完蛋了。”
应试教育带来的自我责任论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指出,年轻流浪汉身陷困境,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无法开口求助,正是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责任意识。
出生于战后经济腾飞时期的“三十代”,从小就被灌输“努力就会有收获”“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观念。那时候日本还没有普及素质教育,在残酷的应试教育逻辑里,成绩的好坏成败,被认为只跟个体的努力有关。
所以当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也只能自己来承担和负责。
今村从小听从父母接受高强度的应试教育,小学四年级开始补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他遵从父母意愿报考东京大学。落榜后,他又在父亲的鞭策下复读了两年,最后考上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
“考上好中学,然后考入顶尖大学,进入一流大公司——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觉得这是胜利者的必经之路。我也从父亲那里强烈感受到了他的这种期待。”今村如此说道。
可等到他毕业出来求职的时候,社会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入职的1996年,日本的有效招聘倍率(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是0.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3人没有工作。在泡沫经济破裂前的1990年,这个数字是1.4。
父辈们那种只要踏实工作就能获得美好生活的美好情境成了过去式,现实压向今村的是公司的“狼性竞争”“内卷”“KPI”。巨大的落差令他幻灭,“从未想过会无法再现”,今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最终,三十几岁这一代就算努力也没什么好事发生。没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就提出希望有人施以援手的话,会被批评说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准备升学考试时的自我责任论卷土重来。”平野启一郎总结道。
可怎么样才能算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呢?孤独死的北原、不与母亲联系的入江,并不是不够努力,反而是因为太想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因此陷入了绝境。
这种心态背后还存在一种虚假的乐观,就是以为工作只要去找就肯定会有。
日本首都大学的冈部卓教授驳斥了这种观点:“这是雇佣幻想。工作只要去找就会有,这只是单纯的希望罢了。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工作机会。到了30岁的年纪,找工作会更难。”
35岁被企业优化的故事在十年前的日本就已经发生。冈部教授表示,“三十代”是被正式雇佣推开的一代。
正式岗位僧多粥少,而兼职和派遣工作,雇主则会倾向于更年轻的“二十代”。“三十代”找不到稳定岗位,一旦频繁更换工作,只会陷入工资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不去分析客观因素,一味认为只要拼命努力就会有工作,就能找到工作,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而这些被抛弃的“三十代”,最终往往会有三个走向:脱社会(自我放弃,酗酒、自杀等);非社会(失去社会性,成为流浪汉等);反社会(犯罪等)。
经济危机后大量增长的年轻流浪汉属于第二类,如果状况持续不能好转,就可能转向第一类或者第三类,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同样是NHK电视台出品的特别节目《无缘社会》中指出,日本每年有三万两千人走上孤独死的道路,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基本断绝了与任何人联络。
虽然孤独死的案例绝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节目组复盘后发现,网络上对此讨论热度最高、焦虑情绪最严重的却是“三十代”,对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担忧,令他们开始设想自己也会成为“无缘预备役”。但到了现实里,同样是这批人,对自己的困境还是会缄口不言。
对于这些不愿开口求助的年轻人,进行流浪汉援助的奥田先尽其所能地予以帮助。几十年如一日,他会给遇到的流浪汉发放一张带有小额话费的电话卡,让对方有需求就打求助电话,尽管回电者寥寥无几。他会把无家可归的年轻流浪汉带回家里共同生活,培养对方重新自立的技能。
这些人迷路了,需要有人帮他们找回原来的路。奥田先生说“他们身边需要有人陪伴”,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援,更需要在心理上重建“生的希望”。他称之为“陪跑援助”,对被援助对象进行长期的联络和观察。
但这样的努力是否杯水车薪?
在节目播出四年之后,2013年,节目组回访奥田先生,在跟随夜巡的时候发现露宿街头的“三十代”似乎变少了。从数据上看,接受生活保护的人数在增加,最低保障让他们有了住所,但生活穷困潦倒的人实际上却并未减少。
换句话说,看不见是因为这些人躲起来了。如果只是从游荡街头变成宅在家中孤独死去,发出求助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所以奥田先生觉得,“跟以前相比,现在状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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