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长住回声室 “中国公知”没落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索娜编译报道：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前总理赵紫阳的高级顾问鲍彤最近在他 90 岁生日几天后去世。小说《莲花》的作者张丽嘉在《南华早报》中撰文分析，认为今时今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再难以扮演鲍彤在 1980 年代类似的角色，能够享有言论自由的空间，为政府出谋献策。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被减弱，也将阻碍中国的崛起。

2004年，广州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南方人物周刊》公布了“50位公共知识分子”榜单，当中包括知名学者、作家、记者和艺术家等，其中许多人都呼吁中共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和自由化。

《南方人物周刊》称，中国正处于“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出面发声的时候”。这份名单及后广为流传，并普及了“公知”一词。公知的声望迅速上升，但它的光芒也很快就消退了。

两个月后，强硬派解放日报发文批判这批公共知识分子，指他们离间了知识分子和党，还声称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传入的。随后这篇文章也被人民日报转载。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公共知识分子或类似的人。孔子也许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孔子不仅向外广传他的哲学，而且还向不同的政治家提供建议。在中国古代，这类学者都会为达官贵人乃至皇帝出谋献策。

但在当代中国，这类知识分子却由为国家服务转向为市场服务。 近几十年来，在中共严格的社会控制和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空间被大大缩小。 现在，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铁腕统治下，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推动国家进步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会。 正正是通过这类公共知识分子，才为中国引入了现代思想，帮助结束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可惜随著中共的极权领导人毛泽东上台后，就开始将知识分子置于社会暖底层，迫害了很多知识分子。

直到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由于急需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开始出现政治讨论的空间，一些知识分子（如鲍彤）也渐渐抬头，甚至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顾问，再次为政府出谋献策。

当然，这种话语权也不一定完全自由，这班公共知识分子也时时受到监视和抵制。 在经历1989 年天安门镇压后，这班自由派知识分子更被指控是支持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因此，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这种政治讨论的空间又被缩小了。

随著中国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引发起国内民族主义热潮，加上2008 中国还在当年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全球金融危机，并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新的讨论焦点，知识分子们开始集中思考让如何中国更强大、赶上西方。而面对国内问题，知识分子们也变得不再那么挑剔，因为公众也不太愿意看到对祖国的负面评论。

与此同时，微博等社媒平台的出现，也为公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表意见的平台。但这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交流知识和意见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平台。

公知一词通常是指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乐于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些媒体人实际上难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自居，并在媒体马戏团中茁壮成长。例如，受欢迎的电视和网络名人司马南就以其反西方的评论和视频吸引了数百万粉丝。

随著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一心一意地只为赚钱、推销自己而去攻击对手，公共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了公信力。今时今日，“公知”已在中国成为贬义词，令公众纷纷加入声讨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可以找到许多被谴责的公知名单。其中包括电视记者柴静，他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揭示了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音乐人兼脱口秀主持人高晓松；作家方方在 Covid-19 大流行开始时，发表了关于在武汉生活的日记。

自从习近平上任后，便一路收紧对社会和政治控制。 中国官员在 2013 年收到了一份被称为“9 号文件”的简报，指出七个将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危险趋势，包括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这发出了一个重要讯号，即中共将加强对公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进行镇压，”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塞巴斯蒂安·韦格说。

随著习近平对公知的打压，会为国家提出新方向的声音也将会减少。最高领导人也会如同生活在一个回声室中，难以听取意见，纠正政策错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减弱，将会阻碍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