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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环外 住着中国最不怕死的一群人

李大姐是四川人,今年47岁。

1999年,她经熟人介绍,从老家来到北京,进入松堂关怀医院工作。

23年来,她照顾过上百位临终者,有正值壮年的癌症患者,也有年事已高的临终老人,看护时间最短的不到半个月,最长的能有8、9年。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李大姐需要24小时无间断地陪护在病人身边,每一秒都可能和“死亡”打照面。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在如此压抑而沉闷的氛围中日复一日地工作?临终医院里的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而24小时过后,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对“衰老”和“死亡”的狭隘理解,也终于揭开了蒙在“临终关怀医院”上的黑色面纱——

或许,令人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们对死亡的固有想象。

以下是我在松堂24小时的观察——

01.临终医院?真“晦气”吗?

凌晨4点,松堂关怀医院已经开启新的一天。

深秋清冷的天气、车辆寥寥的公路让这座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医院更显寂静。

在三楼病房见到李大姐时,她刚整理好床铺。因为要全天候在病房内“待命”,所以松堂的护工没有单独的宿舍,而是和临终者同住。

他们遵循着“反常”的生物钟,在几乎不存在个人隐私空间的状态下生活。

但在决定当护工那刻,李大姐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么多年来,也早就习以为常。

李大姐照顾杨奶奶

她目前看护着一对老夫妻——蔡爷爷和杨奶奶。每天早晨在打理自己前,李大姐需要先给老两口洗漱。

蔡爷爷74岁,5年前突发脑梗,幸好治疗及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但从那之后,他的右手就无法灵活使用,腿脚也越来越不利索。

杨奶奶在上半年意外摔倒,导致大腿胫骨粉碎性骨折,由于身体状况的限制,医生不建议立刻手术。

自此,奶奶的活动空间就被框定在一张单人床上,两位老人在家的生活也变成一团乱麻。

“没有子女照顾吗?”

有的。

两位老人的独生女蔡阿姨会定期上门探望他们,但她的小外孙女刚上幼儿园,需要人帮着带,蔡阿姨没有足够精力兼顾老人和小孩的生活。

家里也试着给老人请钟点工,但钟点工能做的事同样很有限,清洁完屋子、衣服、做完午饭就已经尽了这份工作的职责。

因此,吃了上顿没下顿、没人帮忙及时注射胰岛素的状况在两位老人的家中频频发生。

生活的失序在外貌上也有很大体现。

蔡爷爷说,那段时间自己的头发长到能盖住脸,“都看不出人样了”。

家庭无力承担繁重的看护工作,成为全家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李大姐陪蔡爷爷聊天

于是一个月多前,两位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进入松堂关怀医院。不舍和纠结肯定会有,但这个选择至少能让老人体面地度过晚年。

其实,像蔡爷爷和杨奶奶这类生活很难自理,但神智清醒、没有重症,甚至有时还能借助轮椅活动的老人不是孤例,不过这类人群在医院也绝非多数,他们只占三成。

大多数临终者的情况更为复杂,年龄跨度也很广。

几个月前,李大姐曾照顾过一位40多岁的女性,刘女士(化名)。

刘女士是癌症患者,脑部长了难以摘除的肿瘤,早年间和丈夫离婚,有一个20来岁的孩子。她平时不爱讲话,但很清楚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

某个夜里,刘女士突发高烧、离开了人世。因为走得匆忙,她没能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和孩子好好告别”成了她在生命尽头未遂的心愿。

松堂关怀医院的某间病房

而在医院的一楼走廊深处,有一个清静的小房间,里面摆放着十张婴儿床。

这是松堂的婴幼儿病房,里面收治过的孩子最大不过三四岁,最小只有几个月。

很难想象,这么年幼的生命会和“临终者”这个称呼联系在一起(电视剧)。

走到房间最里侧,你会听见重重的呼吸。

发出声音的人是一个脑积水的小男孩,他的头相比普通小朋友膨大了几圈,这是脑积水的典型病征。

但如果你向他招手,或者和他讲话,他并不是毫无反应,他会摆动小手回应。

他是能感知到外界的鲜活生命,这一点和任何普通小朋友无异。

被送进松堂的孩子大多像他一样,天真、可爱,却有着难以治愈的先天缺陷。

朱朱也是,他刚出生几个月就被送到这里,现在已经一岁半了。

乍一看他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但因为脑梗,他的脑袋始终只能倒向一边,随着年纪增长,这种状况会更严重、更明显。

他的本名其实不是朱朱,准确来说,朱朱没有名字,他在登记簿上的姓名是“王某之子”

松堂关怀医院的婴幼儿房

早晨8点,医院后面开进一辆殡仪车。又一条生命即将完成告别仪式,去往另一个世界。

而这样的场景,在松堂太过平常。

李大姐仍在3楼病房里工作,走廊一侧的某间病房里,时不时会传来临终者疼痛的呻吟。

松堂这天的早晨,无疑是灰暗的。

衰老的不可阻抗,病痛和死亡的无差别攻击,让人喘不过气。

直到阳光点亮病房里的玫瑰假花,才显出一抹颜色。

02.看见TA姓名

“哥哥姐姐,你们要吃果丹皮吗?”

这是彬彬逢人就说的话。

上午9点,医院集中活动的时间,彬彬穿着一件绿色外套,在一楼活动室外徘徊。

她背着大挎包,包里放满“奇珍异宝”,随手就能掏出一个绿色系眼镜框搭配外套。

护士姐姐看见她,叫她进活动室玩。彬彬接过护士递来的话筒,在大家面前大大方方地唱着《同一首歌》,尽管她只会循环前四句。

唱歌之外,彬彬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和不同的人搭话,换不同的衣服。每天都能“日行两万步”。

她很快乐、也很纯真,生活得无忧无虑,和小朋友一样。

但其实她的生理年龄已经38岁。

彬彬在活动室外

彬彬11岁时,她的妈妈突然走失,而彬彬对世界的认知也从此停滞。

后来,爷爷奶奶一直照顾着彬彬。两位老人离世后,叔叔、婶婶又接过看护彬彬的接力棒,直到他们也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才把彬彬送到松堂。

直到现在,叔叔、婶婶还是会经常来看彬彬,给她带零食、水果和新衣服,松堂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深知彬彬的喜好,时不时会送给她一些帽子和小配饰。

彬彬是精彩的,是被爱包围的。

在松堂的很多“临终者”也一样,他们有姓名、有个性,绝非一群苍白无望的行将就木之人。

中午12点,医院大堂举办了一场小小的生日会,生日会主角是89岁的武奶奶。她脸上的皱纹很引人注目,像“猫咪胡须”。

陪伴在武奶奶身边的是她的亲人,儿媳妇在现场掏出口琴,吹了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围坐在武奶奶四周的,是她在松堂医院的三个好姐妹。

这“四朵金花”在院子里活动时,喜欢坐在一起聊天。不过,虽说是“聊天”,但其实大家的交流方式就是“各说各话”。

在她们的世界里,比回答更要紧的,是有一个舒适轻松的环境去表达自我。

“猫咪奶奶”武奶奶

分蛋糕时,一个奶奶行色匆匆地从大厅经过,她穿着一条红紫格子纹的裙子,端着洗脸盆快步往浴室赶。

她是花花,每天中午都要洗个澡才舒坦,问她今年几岁,她会回答“刚满18”。花花肚子很大,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里面装着宝宝,有时装了2个,有时装了5个。

“花花为什么这样说”是大家心里的一个谜。

这些可爱又独具特色的“人物小传”,松堂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

即便是“已逝者”的故事,他们也如数家珍。

李大姐曾谈起她照顾的第一个病人,一位60岁的盲人孙大爷(化名),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

孙大爷心脏出了问题,送他来医院的人是单位的同事。

在松堂生活的三个月,他不想依赖导尿管,大小便会让人扶去卫生间。会自己去打饭,只是吃完后需要人帮忙刷碗。

他尽力维持独立和体面的生活,直到不得不卧床那天。

李大姐当时24岁,虽然有36岁的年龄差,但他俩沟通一直都很愉快。

和孙大爷相处的时间里,李大姐印象最深的是两人出去散步的日常。

当时松堂还在玉蜓桥附近,医院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鸟市。每当孙大爷说想出去溜达溜达,李大姐就会牵着他到那边去转悠,买点小零食。

最后,孙大爷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医院帮忙安排了后事。

医院凉亭

“挺心疼的,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憋着话没说。”

时隔多年,李大姐仍然记得那时的感受,“像失去朋友一样的心情”。

这种伤感并不会因为经历次数多而减淡。

护工、护士、医生、药师包括志愿者依然需要在一次次的讲述、宽慰和告解会中将负面情绪排解出去。

而“记住”,则是疏导完悲伤情绪后的重要命题。

在松堂,有一本志愿者整理的相册,里面的人物,都是曾在松堂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临终者。

或许生者无法阻挡他人死亡的进程,但只要在脑海中留存关于“逝者”的记忆,他们就会成为生命长河中一颗始终闪烁的星星。

我们可以这样坚信。

03.关于死亡 关于微光

下午15点,松堂院子里的喷泉,闪烁着波光。

还能活动的病人下楼到院子围坐在一起,听听音乐,做做保健操,和周围的人聊聊天,大爷们可以在院子里找护工大叔舒舒服服地剃个头。

临终者最常发生的问题之一,是感觉自己不被理解也没有人可依靠,会很孤独。

因此下午聚在一起的两三个小时,是让大家保持身心愉悦,维持社交关系网的重要时间。

也是这时你会发现,在临终者之间,“死亡”呈现出复杂的“众生相”,而不是统一的可怖模样。

松堂下午集中活动

蔡爷爷很开心,跟伙伴们大谈邓丽君的一生。

聊历史、诉说他年轻时当采购员的经历,是他来到松堂后最重要的消遣之一。大家也很捧场,虽然听了很多次,但每次都还是能当成头一回来听。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要高高兴兴地走完”。

对于死亡,蔡爷爷的态度很乐观。

陈奶奶也现身了。

松堂院墙上有一条标语是“我要活到120岁”,她是整个医院最接近目标的人。

她今年104岁,头发花白但腿脚依然好用,甚至还能帮80岁的老人推轮椅。

她已经活过了一整个世纪,对于“死亡”已经没有恐惧,只有坦然。

杨奶奶依然会难过,不是为“临终”难过,是为自己卧病在床,不能“体面地活”而难过。

她时常讲起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唱点小曲儿,教大家说上海话,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

李大姐会握着她的手宽慰说,“别难过,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杨奶奶总会回答,“这是开心的泪水”,幼年的时光是她记忆中的金子

彬彬换了一条花裙子、一件小洋装外套,朱朱坐在婴儿车里,打量着周围的人。

对他们来说,“生命”“死亡”或许只是朦胧不清、难以理解的词汇,最重要的只有当下的快乐。

有两个大爷相谈甚欢,护士告诉我左边的大爷过去是在清华任教的老师,右边的大爷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被救回后进入关怀医院,和“清华老师”成为挚友。

对于“死亡”,两位大爷或许有更为独到的理解和反思。

陈奶奶和朱朱的“世纪同框”

而对李大姐和松堂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份工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们逐渐认识到“死亡是一个自然发生、难以逆转的生命进程”

这和我们长久以来,对死亡的既定叙事相悖。

我们的文化总是在排斥死亡、恐惧死亡,费尽心思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中,寻找延长生命的更好方式,放弃治疗有时被看作是懦弱的选择。

哪怕代价是让老人、病人承受更多不必要的痛苦,让“生”的体验大打折扣。

正如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中描述的那样——

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但实际上对临终者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强制逆转死亡的进程”,而是“尊重生(电视剧)命易逝”,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照顾。

这也是松堂关怀医院贯穿始终的理念——

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是延长生命的最好方法。

至少让生命最后一段旅途在爱、诗歌和温暖中度过。

那么,承认“生命有期限”“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对生者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想起某社交平台曾发起一个话题是#写给天堂的你的一封信#

参与话题讨论的人们纷纷发布信件,去纪念亲人、爱人、友人,包括陪伴了自己一程的小动物们。

书信讲述着TA的一生,写信人和TA之间那些闪光的回忆,以及希望TA在天堂能开开心心,常来梦里看看……

好像在书写的过程中,那些没来得及说出的告别,都有了寄托和出口。

而由此衍生的,还有一批#天堂回信#,其中一封是匿名网友以小狗的口吻写给了伤心的主人,书信内容是——

亲爱的主人:

我是小狗

我很爱你

所以当我发现

你不爱自己的时候

我很难过

爱你的小狗

图源微博 @小狗的口袋

所以,或许看见并走近“死亡”,并不是剥夺人们悲伤的权利,而是创造一个情绪的出口,提供相互疗愈的树洞。

不再执着于对生的无止尽追求,而是去思考死的坦然和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体验感。

而当人们真正开始接受“死亡”,才能更好地珍惜“活着”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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