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来信：一场选择自由的革命正席卷伊朗

上周，我的一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冲我大喊，“罗莎那可，罗莎那可，安保部队把你的几个学生给抓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几天过去了，我依然不知道那些学生怎么了。她们都是学法律的，其中一位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每天晚上我都在忧虑中入睡，她们在哪儿呢——在紧闭间吗？在受折磨吗？她们的家人又经历了什么？

作为身在伊朗的女性和大学教授，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当前的伊朗政权真的觉得受到它统治的人民的威胁。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大学教育已经被各强制忠于领导层的指令给玷污了，而学童们则被要求要向最高领袖看齐，把他当作他们的统帅和榜样。但现在，很多人不再听那些命令了。

让我来告诉你们这八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人们激动不已，满腔热情。新一代伊朗青少年满怀希望地走上街头。通过抵抗的力量，他们发现了自己，也找到了一条实现自己梦想的路。这些年轻的伊朗人不愿再活在恐惧中。

这一切都始于9月16日玛莎·阿米尼之死。她的遇害引发了伊朗各地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及其家人的愤怒，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参与抗议的人超越了驱动以往抗议的对某一个问题的不满或经济方面的但又，相反，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阿里·霍梅尼——其官方的称呼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及其政权的独裁统治。

政权没法处理这样的情况：学童们——甚至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高喊“处死霍梅尼！”和“处死独裁者！”他们怎么镇压这个？

Image“你擦吧，我还会再写，处死霍梅尼。”德黑兰，2022年11月

抗议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愤怒，数十年来，他们的基本自由一直被否定。1925年，军官礼萨·汗在英国的支持下夺权，自封为礼萨·沙·巴列维。他镇压了伊朗新兴的宪政运动，后者的目标，是把伊朗变成一个民主社会。礼萨·沙的独裁统治包括1936年颁布的严厉的头巾禁令。这个强制性的着装规定遭到了广大追求选择自由的女性的反对，并给人们灌输了一种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直到巴列维王朝在他同样专制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的统治下灭亡。女性不是巴列维王朝的唯一受害者，沙王政权也镇压了伊朗的各个族群（如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卢尔人和阿拉伯人）。

然后，1979年，鲁霍拉·霍梅尼篡夺了推翻沙王的反君主自由革命的果实，并迅速颠覆了革命，把它变成另一种专制主义，这一次打的是伊斯兰的名义。这一次，霍梅尼和他的政权反过来强迫女人戴头巾。和他的两个穿披风戴皇冠而非穿长袍裹缠头的前任一样，霍梅尼也镇压了伊朗的少数族群。

巴列维沙王和宗教独裁都以——要么通过禁止头巾、要么通过强制戴头巾——来奴役女人的身体和心灵为目标。无论以何种方式，强制性的着装规定都是一种控制女人、使她们屈服、把她们贬低为社会中无足轻重的二等角色、把她们变成商品或奴隶的计量。伊朗女性想要的是选择的自由和行使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自由。

1979年，德黑兰很多女人抗议霍梅尼对革命理想特别是自由的背叛，就像过去很多女人抗议礼萨·沙的头巾禁令那样。强制戴头巾和强制脱头巾一样都是不民主的，它们侵犯了选择自由，并且从一切标准来看都是压迫性的。

我戴头巾，但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有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我们的宗教——政权歪曲了它——告诉我们，在宗教表达上不应该有强迫。当前的这场革命和选择的自由有关。而当前政权的所作所为——它一直在合谋杀戮邻国人民，煽动教派主义，挑起冲突，最近它还给俄罗斯提供了屠杀乌克兰人民的无人机和武器——再次说明了它怎样用自己破坏性的统治来误导世界。我加入了一个隶属于MEK（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大学抵抗组织。我们想要一个开明的、政教分离的民主共和国。最重要的是，在推翻这个政权、实现自由与民主之前，抵抗组织决不放弃。人民在街上支持我们的抵抗组织，因为我们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不满，而他们也知道，唯一的出路，是根本的变革。

伊朗人民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从这个政权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参与一场摆脱宗教独裁枷锁的革命，就像曾经他们对君主制度做的那样。

人们充满热情地加入我们举办的集会，呼吁政权下台。在安保部队袭击我们的抗议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向我们敞开大门，为我们提供庇护——在这里，一种团结和关爱的感觉显而易见。就在几周前，我们把一个被安保部队用鸟枪打伤的女人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里。那对夫妇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接纳她、照顾她。他们叫来了一个护士朋友，为那个女人处理了伤势。我们有幸目的一致、相互信任，而这些东西，已经被这个政权剥夺太久了。

伊朗的女人、男人、年轻人都在要求推翻既有的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反对所有形式的个体的和社会的自由。两个月来，抗议者每天都会上街，反抗残暴的安保部队，使他们疲于奔命。抗议已经扩散到伊朗31个省份的220多个城市地区，它已经扩散得太远太广，以至于超出了政权的控制。政权没法处理这种情况：学童们——甚至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高喊“处死霍梅尼！”和“处死独裁者！”他们怎么镇压这个？我们和这个政权的矛盾不是头巾：我们受够了他们的统治、他们的不义和他们对进步的阻碍。

现在我几乎每晚都会出去抗议。口号已经说明了一切：“处死霍梅尼！”“处死压迫者，无论是沙王还是领袖！”“自由，自由，自由！” 伊朗人民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从这个政权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参与一场摆脱宗教独裁枷锁的革命，就像曾经他们对君主制度做的那样。人们正在摒弃君主制和一切专制。重要的是，伊朗国民已经从长达四十三年的噩梦中醒来，并最终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利。

当我和自己的学生交谈、当我上街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我们的口号和我们的目标的组织力量。当我听到另一次快闪抗议喊出我们的口号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口号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我们离推翻这个政权、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目标近了。抗议者、同事和附近的人都说，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一场有组织的运动的力量，并在冒被逮捕和殴打的风险为自由而抗议的过程中建立了互信。

今天，伊朗已经踏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金光大道，这条道路将为伊朗的青年带来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而伊朗的年轻人，也决心克服这个政权的魔咒，取得胜利。

在我们的国民正在参与的这场民主革命中，我们需要世界的支持：我们需要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帮我见证我的学生们再次获得自由和安全。

作者与译者简介：罗莎那可·达拉比是德黑兰一名大学教授的化名。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