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铁霖这个“支点” 撑起了中国民族声乐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需要一种更大气

更美轮美奂的民族声乐形象

他抓住了这个机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很多声乐学习者和爱好者看来，有机会师从金铁霖，就意味着有可能一朝成名天下闻。一大批活跃在各大晚会和舞台上的歌唱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金铁霖传记作者李民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很多高徒愿意投师金铁霖，是因为他有一套不断在更新的科学方法论和体系。过去歌唱演员唱法较单一，唱民族的不会跨界唱美声，金铁霖率先打通了“任督二脉”，重新定义了民族声乐学派，并致力于将之上升到“中国声乐”学派的高度。

与此同时，“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学院派破坏了原生态”“‘金式唱法’独霸歌坛，影响了百家齐放”等不同观点甚至是质疑之声也伴随着巨大声誉而来。记者们无数次当面把这些问题直言不讳地抛给金铁霖，而他总是平静而略带无奈地加以回答。有记者感慨，接触过很多名家，像他这么随和的不多。

在他授课的教室里，墙上挂着一幅气势雄伟的画《万里长城》，还有一幅草书，仔细看是鲁迅的一段话：“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教室中最显眼的，当然是一架三角钢琴。

金铁霖曾说，他是一个不愿意离开课堂的人，因为声乐教学是他生命的支点。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他才会找到真正的自己，仿佛脱离窗外的喧嚣和世俗的纷争。

2022年11月15日，83岁的金铁霖去世。或许只有到这时，他才终于可以离开课堂了。

2008年12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年——金铁霖学生音乐会”。图为金铁霖（前排中手捧鲜花者）与学生及来宾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师从沈湘

金铁霖将自己的教龄从1963年开始算起，其实那时他还只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学生。

他的老师沈湘教授曾就读于燕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特的教学模式培养出迪里拜尔、梁宁、刘跃、范意马、程志、殷秀梅、关牧村、李晋玮、郭淑珍等一大批声乐人才。沈湘善于发现学生的优势并加以引导，金铁霖很喜欢他的课，在沈湘给别人上课时也爱去旁听。

金铁霖似乎对声乐教学有天生的兴趣。他是唱男高音的，但不管是男声、女声，高音、中音还是低音，他都喜欢听，很喜欢琢磨不同唱法的演唱技巧，琢磨出心得了还爱给别人提建议。

大二时，金铁霖能唱到C3了，但他的中学同学、声乐系师弟李双江还没唱上去，来找他想办法。他们一起分析李双江的发声，不久后李双江也掌握了唱高音的方法，突破了C3。

金铁霖的这一喜好被沈湘看在眼里。1963年，沈湘把打算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个中学生交给他辅导，其中的男生张琦在他的辅导下进步很快，一年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从中获得了很大自信，第一次体会到教学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此后，沈湘不断给他“教学”机会，让他辅导校外专业合唱团演员或者给系里同学做课外辅导。

1964年，金铁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中央乐团，成为一名独唱演员。“文革(专题)”中，他被吸收进入“样板团”，每天跟京剧老师吊嗓子，唱样板戏，开始接触到中国戏曲。

这期间，他受一位好友之托，指导来北京串联的湖南花鼓演员李谷一。当时李谷一因主演电影《补锅》已小有名气，但他现场听了李谷一的演唱后还是为她亮丽的嗓音所折服。同时他发现，受花鼓戏本身发声要求的影响，李谷一的声音表现出过细过窄、共鸣很短等特点。他请教沈湘该怎么教，沈湘说要“保护性教学”，保留她的特点和群众喜爱她的东西。

金铁霖开始指导李谷一学习现代声乐。他相信，自己这个学西洋唱法的人能唱好京剧，唱花鼓戏的人也能掌握现代声乐的发声方法。

李谷一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歌坛如日中天，成为继郭兰英、王昆等老一辈歌唱家之后第二代民族声乐女高音的标志性人物。金铁霖也开始在声乐教学圈中声名鹊起。

西洋声乐科班出身的金铁霖过去或多或少对以民歌为主的民族声乐有些“轻视”，认为它流于自然阶段，唱法无科学性而言，还属于村野小调，不能登大雅之堂。有了“样板团”的工作经历，又教出了李谷一，他从内心深处对民族音乐有了认同，也意识到民族声乐很被需要。沈湘也鼓励他，去探索一条将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相结合的路子。

时任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教师张淑芳回忆，1978年末，金铁霖来四川作讲座，她有幸聆听。当时的金铁霖年富力强，风度翩翩，语言风趣。

他告诉大家，要打开牙关，“露出八颗上牙”。发声支点要下降，民族唱法要降到中山装第一颗扣子处，美声唱法要降到第二颗扣子处，以形成真假声的有机衔接。

讲座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其中“露出八颗上牙”这句话引起的讨论最多。有人对是否一定要露那么多牙齿表示怀疑，有人当场试验并通报感受。大家议论纷纷，极为兴奋，那种热烈的氛围让张淑芳一直记忆犹新。

她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需要一种更大气、更美轮美奂的民族声乐形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金铁霖抓住了这个机会。

“通道”和“支点”

1981年，金铁霖接受院长李凌的邀请，调到刚刚复校的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已年过不惑，感到培养人才比发展自己的演唱事业更有意义，经过权衡选择了弃演从教。

80年代的乐坛，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开始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一些声乐教师固守自己的正统唱法，对其他唱法不闻不问，金铁霖却在跨界领域中潜心研究。

他有一个观点：美声唱法像是与距离100米的人说话，民族唱法像是与距离50米的人说话，通俗唱法则像是耳语。他相信，不管哪种唱法，科学的发声方法是其共性，科学的唱法无国界。

历来的声乐教学都强调“找感觉”，但感觉并不好找，因为声乐不同于器乐，它是一件“内置的乐器”，难以触摸。金铁霖是名副其实的“简化大师”，发展出一套简单形象、行之有效的教学系统。

他总结出一整套口诀，如：“先放松、后叹气，叹到哪、从哪儿吸，吸到哪、从哪儿唱。”他说，歌唱时要用“叹气”的方式起音，声音是叹响的，不是推响的，更不是挤响的。换气的位置要越来越低，甚至感觉气息踩在脚下，以达到深呼吸歌唱。

其中，“通道”和“支点”是他的核心理论。

“通道”又可叫“U通道”或者“后通道”，是金铁霖对歌唱时人的腔体打开状态的一种形象比喻，可以想象它从后脑勺一直通到脚跟。发U母音时最有利于打开喉咙，让学生体会到共鸣腔体的感觉。

金铁霖强调，唱歌时“U通道”要保持稳定，坚决不动。因为如果身体变化幅度太大，势必影响声音的连贯性，使得音色不统一，这就如同大提琴和小提琴的音色差别很大。

支点即声音的平衡点，能够起到杠杆（电视剧）作用，对于音色调整至关重要。

支点的位置各异：位于外衣第一个纽扣处为“中上支点”，位于第二颗纽扣处为“中支点”，位于肚脐以下为“中下支点”。这三个支点还可再分出前后，变为六个。第七个支点在脚后跟处，为“下支点”。

还有一个特殊支点，金铁霖取名叫“开贴”，位置与后中上支点相同，但不呈点状，而呈面状。可以想象有一根筷子横着支在后脖子处，使其一直保持张开状态，唱歌时要想象将每一个字“贴”在这个薄薄的面上。

支点的大小也不一样。大支点有碗口那么大，中支点有乒乓球大小，小支点只有圆珠笔芯或针尖大小。支点还分为虚与实。这样组合起来，可以有数十种不同支点，对应着多种不同音色。

所有这些支点，都只存在于意念之中。这样的意念可以使得歌唱者的喉头放松，通道充分打开，声音保持稳定的流动状态。

金铁霖的一句名言是，通道和支点的关系就像“大马路上跑着小汽车”，大马路修好修宽后，可以跑各种各样的车。

他会根据学生的条件和特点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演唱方法：用“前中小支点”来唱，声音灵活甜美而且省劲；如果低音弱、声音色彩差，就建议用“开贴”的演唱方法，以实现音色大气，气息饱满；使用“前下支点”全身唱法，声音就更宽大，吐字更清晰；用“下支点”全身唱法，就接近美声的特点。

他深谙民族审美偏好。他总结，中国老百姓一般喜欢很脆、很亮的声音和音色，这是一种真声色彩较多的混声，明亮结实，同时又很流畅。他吸收了美声唱法的精华，但摒弃了其中不合乎中国老百姓审美的地方，如混声中假声比例过高，声音偏暗，音色不够明亮。

他还总结，中国歌曲的一大特点是“说得多唱得少”，要像说话一样来唱歌，歌唱时要有语气，有抑扬顿挫的感觉，让声音与语言的结合自然而又巧妙，才能既动听又感人。

金铁霖教学的基础是沈湘的“整身唱”理论。沈湘曾将民族声乐的发声方式比喻为唢呐，将西洋音乐的发声方式比喻为管号，让金铁霖很受启发。

金铁霖经常把学生带去让沈湘把一把关，他早期的学生都曾得到沈湘的具体指导。张也想在毕业音乐会上尝试意大利歌剧咏叹调，沈湘从意大利语发音、剧情、“洋味儿”等各方面细致辅导她。她演唱时，观众惊讶于她能从纯中国味的民歌过渡到正宗洋腔调。

金铁霖曾说，沈湘是真正的一代宗师，自己崇拜他。1993年10月4日，沈湘去世。之后那几个月，金铁霖一直恍恍惚惚的，有时候会情不自禁拿起电话拨打那个熟悉的号码，拨通后才醒悟到老师再也无法接听了，眼泪夺眶而出。

决定性因素是“人和”

1990年，戴玉强考上了总政歌剧团，经常去当时还位于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中的中国音乐学院，听小礼堂里举办的公开课。一次，一位比利时声乐专家来办讲座，戴玉强在现场唱了首歌，希望能得到指点。台下的声乐系主任金铁霖觉得他唱得不错，同意他以后去听课。

第二年，戴玉强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后来他的老师、金铁霖的夫人马秋华因怀孕减少工作量，戴玉强的学习开始由金铁霖接手。

戴玉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之前曾接受过多位声乐老师指导，但换声区容易出现破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金铁霖指导他打开喉咙，把声音真正放到气息上，彻底帮他解决了这一顽疾。

他说，教书匠和教育家的区别是，教育家能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准备发现每一位学生的艺术特质，金铁霖就是这样的人。对此，他受益很深。

1994年，何鹏飞作为进修生开始师从金铁霖。他回忆，那时在金铁霖的琴房里，十几平米的空间挤满了全国各地来求教的学生。钢琴旁立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画着人体各部位对应的支点、腔体构造，写满了各种口诀。

晚上金铁霖家中也总是坐满人，地方太小有的人只能坐在床上，几年时间床垫外侧就被坐塌了。他家门口总有来“堵”他求教的人，学校只好在他家过道前加装了一扇防盗门。琴房也时常有人推门就进，学校保卫处为此开始要求登记上楼。

毕业多年的学生时常回来找他补课。戴玉强毕业后跟着他继续学了近三年，每次有重要演出都会请他出席，结束后好听听他的建议和指点。

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上课都要当众唱歌，做错了都要挨批评。一次戴玉强因准备不足，上课时谱子和词总是卡壳，金铁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他露出不悦，让他回去练习，下节课再去。此后，戴玉强每次去上课都会确保准备万全。

何鹏飞在一节课上唱《冰凉的小手》，前面部分唱得很顺利，但到了高音部分因为胆怯出现卡壳，金铁霖鼓励他唱下去，他又连续卡了几次，金铁霖“哐”地用拳头砸钢琴，说：“革命的大好形势都被你给破坏了！”

2011年，郝丹丹考取了金铁霖的硕士研究生，圆了从小的梦想。她说，跟随金铁霖系统学习十多年，对解决她的声音问题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

金铁霖告诉她，她的声音具有鲜明特点，嗓子很好，有山东民歌特色，属于真声偏多的混合声，明亮甜美，唱高音方便，适合民族唱法，整体状态不错，现在需要整体制定教学方案从头学起，在保留她原有声音特点不变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发声训练，全方位提升歌唱能力。

他在钢琴周围安排了一圈聚光灯，要求学生上课即上台，下课即谢幕，整节课就如同一场完整的演出，期间不能有小动作。他从不轻易打断学生，而是等学生唱完后再提出问题，先抓主要矛盾，再解决次要问题。他会仔细观察学生的每一个特点和细节，郝丹丹至今记得他透过眼镜观察学生的眼神。

他认为民歌手要有自己唱响的原创歌曲才能被观众记住，所以在学生毕业之前就让他们与年轻作曲家交朋友。他还让学生借鉴通俗歌手，学会用话筒的技巧。

他挑弟子第一看人品。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歌手面对的诱惑越来越多，人品这一条更得看重。他的学生有成名的，也有没成名的，除了自身条件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和”，成就大小跟会不会做人有很大关系。

“生正逢时”

从1996年开始，金铁霖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达13年。民族声乐进入了发展高峰期，他形容自己“生正逢时”。

何鹏飞说，民族声乐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每年春晚、各种节庆以及奥运会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是中国老百姓共同的“乡音”。金铁霖特别强调中国民族声乐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学生的演唱要体现鲜明的时代感。

戴玉强说，金铁霖在民族声乐体系建设上处于开宗立派的地位，接近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他之所以贡献最为突出，是因为他在自身条件和悟性上拥有天赋，且遇到了名师沈湘；又热爱（电视剧）声乐教学，愿意投身一对一教学这种很难出成就的领域；同时他也比较有运气，遇到了一些很有天赋的可塑之才。

有学者认为，从近年来国内声乐比赛可以看出，民族声乐组选手的演唱水平越来越高，比赛曲目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曲目的难度都超过了美声组，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发展水平。

但另一方面，民族唱法在市场上却有趋于落寞之势。戴玉强说，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传媒与科技手段的改变，歌唱艺术门类受到了很大影响，流行音乐更容易传播。金氏唱法有如“自带音响”，而这只适合于现场感受，是视频体现不出来的。对于他这样的歌唱家来说，人们得去音乐厅，听不用扩音设备的现场演唱，才能真正体会其艺术魅力和价值。

戴玉强很早就开始在网络上做民族声乐的普及工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让他沮丧的是，多年来的努力似乎徒劳无功。

金铁霖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说，不能因此放弃，要坚守阵地，普及推广，做到极致，机会迟早会有，老百姓的审美倾向和品位是会改变的。

2010年4月，他突发心脏病，昏倒在医院门口，经历了两次心脏搭支架手术。从鬼门关回来后他说，急救时冥冥之中好像心有牵挂，总觉得事业未竟，可能因此老天爷又将他退还了人间。

出院后他对何鹏飞说，担心时间和精力不够了，他还想再教出一批成才的学生。他每天从家属区慢慢步行几百米到琴房上课，数年如一日地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他还是保持每周二三十节的课时量，每次上课3个多小时，没有课间休息。家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他从来没去过，只有待在琴房里才最开心。他还花两年时间梳理了一生的教学思想，写成《金铁霖声乐教学法》。

他总结出新的教学方法总会专门让何鹏飞来听，说身边都是说好话的人，希望何鹏飞能给他多提意见。何鹏飞以前每天跟着他，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后教学任务繁忙，有时无法去听课，他会很不高兴：“怎么不来听课？我不收学费你还不来听，不求上进。”

他告诉何鹏飞，自己每天睡前会“三省吾身”。他说，能有今天他很知足了，“其实很多人比我教得好，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平台”。

中国音乐学院的中青年民族声乐教师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们经常会把自己的学生带去，让他给把一把脉。他常跟学生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街边小馆吃饭，一进门，店里几乎所有人都会喊一声“金老师”。

2009年他从教45周年时，“向祖国汇报——金铁霖先生从教45周年学生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几千名观众观看了这场盛大的音乐会。2014年他从教50周年时，“唱响世界·我的中国梦——金铁霖先生从教50周年学术音乐会”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举行，他近七成的学生都来了，有戴玉强等家喻户晓的歌唱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

50周年音乐会的巨幅海报上画着一株大树，中间写着“金铁霖”的名字，四周他学生们的名字写满了整株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