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抗议浪潮让审查机器极限承压

过去几天，中国各地游行抗议的视频不断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专家认为，视频的数量之多可能让政府的监管软件和审查大军力不从心。审查制度的动摇凸显了中共面临的新挑战。

在一个视频中，一名男子用讽刺的腔调唱起一首爱国歌曲。在另一个视频里，一群抗议者举着白纸，齐声高喊。在第三个视频中，一群哀悼者点燃蜡烛，为中国西部封锁期间的一场火灾中丧生的人守夜。

在中国，有组织的异议迹象相对罕见；在这个国家的网络空间，情况同样如此。中国的审查机构是世界上同类机构中最先进的，它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并删除了无数显示抗议政府和愤怒爆发的帖子。

周三，抗议活动的规模尚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审查之故，但网上出现了一些新视频，是关于前一天晚上南方城市广州发生的冲突。在北京一名高级官员下令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之际，抵制新冠封锁措施的工人和居民在一个工业区拆除路障，向防暴警察投掷瓶子。

然而，在过去几天里，对严厉的新冠封锁感到恼火的中国人走上街头，相关的游行和集会视频不断出现在微信、抖音等中国的网站和应用程序上。专家表示，视频片段的数量极有可能让中国负责监管互联网的自动化软件和审查大军力不从心。

“这是对广泛沉默毅然决然地打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互联网自由的萧强说。

“一旦愤怒蔓延到街头，审查就变得困难得多，”他还说。他指出，对于算法来说，要筛选数百名示威者和围观者从不同角度发布的视频，比筛选单个遭到大量转发的视频困难得多。

网民还会把视频翻转过来，或者加滤镜、给视频录制视频，这些创造性的策略会让旨在标记内容的算法出错。从抗议活动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使用软件访问Twitter和Instagram等在中国被屏蔽的网站，这给中国的审查机构增加了挑战。这些外国网站超出了中国官员的控制范围，它们可以充当这些视频的存储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遭到删除后，还能重新下载和转发。

视频的数量之多，反映了中国国内对异常严格的新冠政策的愤怒，这些政策影响了数亿人，特别是在过去一年。一名前审查人员和一名互联网控制专家表示，如果中国想彻底删除这些内容，就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并开发更智能的算法。

长期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依靠逮捕、监视和审查等手段来镇压异见人士，并对人民施加控制。安全官员找出并追捕他们认定的煽动者或领导人，监控潜在批评者的活动，并清除公共平台上可能煽动他人的信息。审查制度的动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挑战，它眼下遭遇了一代人以来更多的公开反对。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于周三去世，这给中共对公众言论的控制增加了一层复杂性。本周，在信息应用Telegram上出现的几个以抗议为主题的聊天组中，有人称江泽民的去世为抗议者提供了一个以哀悼为名的聚集机会。在微博上，审查人员迅速采取行动，清除了赞扬江泽民政治遗产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威权主义倾向的批评——但许多类似评论仍在广泛流传。

甚至在本周的抗议活动之前，中国的网络控制就已经面临压力。今年春天上海实施为期两个月的封城期间，以及秋天一起导致27人在送往隔离设施途中死亡的大巴车事故之后，互联网平台及其政府监管机构都很难控制民众的愤怒情绪。

这一次，直接引发抗议的是西部城市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至少10人在火灾中遇难。许多人怀疑，是封锁措施阻碍了救援工作或困住了受害者，尽管当局否认了这一点。

伯克利大学研究审查制度的萧强表示，对中国来说，在互联网上清除《四月之声》比审查视频要容易得多。《四月之声》是一个记录上海封锁造成的损失的视频，曾被民众广为转发。“他们无力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内容。”

据一名前审查人员估计，要真正处理大量视频，像微信和抖音这样的平台必须雇佣10倍于目前人手的员工。由于担心政府报复，这名审查人员要求匿名。

他说，审查机构利用人工智能来筛查视频内容，这种系统可以精准识别代表抗议的特定视频或物品，比如蜡烛或坦克。但在搜索类别更广泛的视频内容时，它经常失灵。将多个视频混剪在一起等技巧会让这种软件更加混乱。他说，为某一特定情况——比如上周末的抗议中一群人举着纸张的影像——创造一种新算法将耗费大量时间，且成本高昂。

许多Twitter帐号搜集了中国防火长城内的抗议视频并发布出来。如果这些视频在国内遭到审查，它们可以随后再发回国内。热门Twitter帐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粉丝数已经超过70万。该帐号管理者只具李姓，是一位身处意大利的画家，他说在过去一周，这个帐号每天都能收到来自中国的上千份投稿。

“每秒钟都有十来条私信涌进来，”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发布的信息很快就被删除，所以人们没有选择，只能来找我。”

五个月前，在他的微博帐号被审查者多次删除之后，李先生开始活跃于Twitter。在微博上，他就发过粉丝投稿内容。他决定在Twitter上也继续这么做。

最近几周，随着对防疫政策的不满加剧，他转发的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试图通过对同一事件不同视频的交叉对比来验证其真实性，但也承认自己的专业水平有限。

曝光也带来了焦虑。周一，在粉丝数增长到50万之后，他遭遇了大量不当内容的投诉，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政府支持的水军在Twitter上压制批评者的惯常手段。

随着Twitter在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数年来的新高，其他政府行动似乎也将该平台当做了信息传播渠道。根据一位独立研究员的初步调查，最近几天，大量包含不雅图片和视频的垃圾信息出现在与中国城市相关的标签里，其中一些城市正是抗议活动的发生地。虽然不清楚始作俑者是谁，但这种淡化政治敏感内容、使其难以被搜索的行动，是中国海外信息战的共同特征。

在中国国内，这些视频吸引了更多抗议者。一名上海的前记者表示，他最早在周六偶然刷到了该市乌鲁木齐中路的守夜活动，在微信上看到集会现场的友人发布的视频后，他于第二天出门参加了另一场抗议。

他也在微信上分享了抗议视频，但24小时后就将其删除，以躲避已经开始追捕部分示威者的有关当局。虽然发布时间短暂，但他的视频改变了两个他以为不会认同此事者的想法，那就是他的父母。

“我爸妈之前都觉得，可能中国父母感觉都会觉得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幼稚。我爸妈这两天口径大变，”这位前记者说。他表示，他的父母现在明白他为何要参加这些集会了，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深受疫情防控之苦。

尽管取得了突破，但还是有人警告，审查机构很快就会进行反击，很可能重新夺回舆论控制权。研究中国审查制度的佐治亚大学媒体与政治学教授韩荣斌表示，虽然他也认为审查机构不堪重负，但其工作（包括删除大量帖子和视频）还是相当成功的。

中国审查者的目标不是让每个人都蒙在鼓里，而是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知情，就能确保不断蔓延的抗议被阻止。“我还是觉得它非常有效，因为仍然有很多人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

在周末的广泛示威活动之后，本周的集会规模小了很多，当局在可能发生抗议的地点部署了严密的警力。剩下的问题在于，未来数日乃至数周，审查制度和其他手段是否还能有效阻止更多抗议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