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小心行事？因习对美国的态度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当口，中共10月份的第20次党代会让许多外部观察家感到不安。在会议期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在掌控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尽数安插了他个人的心腹，还斩获了第三个任期，而且更呈现了一幅他个人化的中共对外威胁的最黑暗图景。习近平叫喊进一步强化中共早已加速的国防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他还任命了一批门徒和熟练的技术专家进入政治局，以管控、应对面临挑战的中美关系。

到目前为止，北京当局对采取相当于对美国进行直接经济战的升级性回应措施还保持克制，例如阻断关键的稀土金属的供应链，或使用未经客观检验的中共式监管工具，如它的“不可靠实体名单”和《反外国制裁法》，该法可仅因在中美对抗中遵守了美国法规而惩罚外国公司。 但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最近的举动则是一个更糟糕的信号。现在，习近平在其第三个任期内已稳坐钓鱼台，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他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采取行动夺回台湾，在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挑起一场全面的战争。

但中共的新政治局并不是一个战争内阁。尽管毫无疑问，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变得更加好斗和自信，但在大会之后，关于北京可能很快发起军事挑衅，或者习能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为支持回归国家主义而得心应手地统治的预测却是错误的。尽管中共党的新领导人表面上都对习个人死忠，但他们大都是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习当然在中共最高层里增加了许多看似亲密的盟友，但他们也与中国的私营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太可能是纯粹的谄媚之臣。美国不应把中共预设为一个咄咄逼人、封闭和高度个人化的国家并预做相应谋划，而是应该期待北京继续以稳定和可预测的方式进行治理，哪怕仅仅因为中共正面临重大挑战，这些挑战使得中共的政治局渴望稳定。

斗争精神

中共党的二十大并不是习第一次以威胁的语气谈论世界。2019年5月，美国与中共就总统唐纳德.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谈判在华盛顿破裂。不久之后，习近平前往江西省进行了一次充满象征意义的巡视。江西是1934年中国共产党传说中的长征的出发地，当时中共军队从步步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成功撤退，重新集结，最后取得胜利。“我们现在开始了新的长征，”习在长征纪念地对欢呼的人群说，“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他在一年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以双倍的调门宣称中共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持久战”，退缩到毛泽东1938年关于击败优势外国敌人的《论持久战》这本书。

然而，在这些场合，习并没有完全颠覆中共的信条。在每一个场合，他都坚持稳定和经济增长仍然是全球主导趋势的判断。他宣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他鹦鹉学舌使用了邓小平——中国的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之父——首次杜撰的这句话。他还说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这是由邓小平的继任者、另一位市场导向的改革者江泽民提出的判断。邓、江这两个概念的底层思想是，中国享有一个良好甚至可能是友好的全球地缘政治氛围。这一判断抑制了中共旨在重塑东亚力量平衡的军事冒险主义，激励了中共的决策者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

这两句话在2022年4月和6月中共的重要文件中再次出现，重申了它们在中共党内教条中的经典地位。

然而，嘴上沿用这两句话并没有阻止习改变中共的外交政策。早在2014年11月，他就在一次训话中事实上突破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应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禁令，尽管习近平的前一任胡锦涛仅仅在几年前还曾高调捍卫这种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策略。事实上，习公然表现出他对其各个前任的大部分决策都不屑一顾。在2021年11月通过的一项中共党的决议中，习谴责了其各个前任统治下的猖獗腐败和意识形态松懈，他将他自己的意识形态贡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而同时却贬低邓小平的贡献。在中共二十大前夕，这种以贬低其前任的思想为代价来提升习自己“思想”的做法仍在继续。2022年7月，一位著名的中共理论家在中共的旗舰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夸赞毛泽东和习的理论成就，但只字不提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中共的新政治局不是一个战争内阁

这一削弱各个前任影响力的运作为习最终从他提交给中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删除“和平与发展”和“战略机遇”这两个词语扫清了道路。尚不清楚这两个词语被删除的确切原因，但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强烈反应，以及中共政治局关于拜登政府与川普政府一样对中共持攻击性立场的结论，可能起到了作用。这两个因素也是习多次提到“斗争精神”的部分原因，强调斗争精神，就是要刻意回归中共同时面对韩战后敌对的西方，以及中苏分裂后对敌对的莫斯科时所奉行的毛式逻辑。尽管关于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的语言都出现在政治报告中，但这些术语均被孤立地使用，并被“风险”、“挑战”和“霸权主义欺凌”等词语反向制衡。习几乎要直接抨击美国的关税和对中共的批评，说中共反对“筑墙设堡”、“脱钩断链”以及“单边制裁和极限施压”。

迄今为止，习的强硬语言的主要政策寓意是开展强化国内产业能力的运动。在中共二十大上，习描绘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在粮食、能源和核心技术方面自给自足的“堡垒经济”，如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业。习还说，他希望建立更加不受华盛顿干预的供应链。他似乎同样致力于提升中共在国外的军事力量和国内的政权安全。在二十大报告中，他的“全方位国家安全观”占据专门一节，而对“国家安全”的提及比2017年的上一份报告增加了60%。习还隐晦地宣称中共必须提高其“战略遏阻能力”：这可能是对中共2021年8月测试高超音速滑翔机的赞扬，也表明中共将大幅扩张其核力量。

在报告中，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但习关于“确保发展和安全”的新告诫将安全放在了几乎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会与华盛顿产生更多摩擦。习宣称的希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可能会引发人们的担忧，即中共的那种捉摸不定的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倡议实际上是与其他专制国家联手直接挑战西方建立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邪恶行动。将发展与安全相提并论还可能加剧美国对中共经济中“军民融合”的担忧——这种担忧已经促使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半导体。yibaochina.com首发

如果习在中共下一届立法机构任期内将专司经济发展的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合并，或者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那么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将几乎是确定的。

稳中求进

在许多方面，习的新团队都顺从了他的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语言。新的政治局成员中有几位是技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上学有专长，这些重大科研项目推动了中共的工业实力；他们包括一位核工程师、一位材料科学专家和四位在中共军工企业有职业经验的官员。在安全领域，陈文清是第一位进入政治局的中国民用外国情报机构的前负责人。与他一起进入中共书记处——政治局的执行机构——的还有中国最高级别的警察和由职业警察转任的党的纪检官员，这在最近的历届书记处中是安全官员最多的一届。习的新任最高阶军官及可能的下届国防部长都曾主管过过武器的开发，这也凸显了中共对持续提升军力的重视。习改革后的高级指挥部也有两名曾参加中国与越南边境战争的军官，另有一名曾在驻台海附近的中共军队中长期服役。

鉴于上述官职任命，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共正准备颠覆自由主义秩序——甚至可能通过暴力。全球的主要新闻机构都认为，习的新阵容，特别是军队的新阵容，证明他对发动战争心痒难耐。但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了。尽数习家军的政治局并不是为近期内与台湾（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冲突而组建，而是为了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强化”中国的制度。例如，习近平将一位年迈的最高阶将领留在政治局，因为他拥有与习一样的中共红色血统，在执行习对军队的政治控制方面值得信赖，而不是因为他40年前参加了中共与越南的那场灾难性战争。同样，习提拔军工专家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以前无法企及的技术突破，如使探测器登陆月球，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制造能力。尽管是用了新的措辞，习的工作报告仍然以支持市场的措辞来平衡对“堡垒经济”的呼吁，这表明他将以谨慎的方式而不是以奔向战争的方式来行使权力。

认为习近平的新经济团队是一群无、谄媚的国家主义者的观点在中国观察家中也很流行，这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仅凭这些官员的职业生涯就可否定这种讽刺性的观点。中国的下一任总理李强曾主政中国东部沿海的全部三个发达经济体，并与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上海严苛封城事件中的管控方式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质疑，即对习的忠诚是否会超过他的亲市场本能，但这在中国并不新鲜：即将离任的总理李克强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改革派，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也因一味遵从党的路线而受到争议、留下缺憾。李强可能的经济副手丁薛祥更显几分神秘，但他来自金融之都上海，料将会对市场经济持亲和态度。因长期担任习的大秘，丁薛祥知道如何取悦他的老板，但他在运作中国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方面也很有经验。最后，何立峰被认为是新的经济运行总管，他拥有在中国几个市场驱动型的经济特区任职的丰富经验。

中共国家主席是一个无情而固执的领导人

拜登政府如果想成功地与我行我素的习打交道，就需要明白中共的新领导人们不仅仅是国家主义战争贩子。然而，此时此刻，拜登政府可能并不明白这一点。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已经抛出一个不断缩短的中共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表，并声称中共政府对夺回台湾岛已经急不可耐。这种信息传递可能是故意的危言耸听——试图告诉北京当局美国一直准备并观察着，从而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进攻。但是，如果由此产生的对台北的支持掏空了华盛顿“一个中国”的官方政策——承认中共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进而越过北京的底线，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拜登的官员们对习的新经济团队的判断则更为谨慎，但他们将中美竞争归结为经济和治理体系的竞争，这意味着他们预计中国的模式最终会失败——这是一种使他们在北京很少能够赢得的朋友的观点。

这并不是说习的模式和他的新团队就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也不是说他们将必然成功。无论如何，拜登必须明白，习的权力直追毛泽东——不同之处在于习是在中共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大增强的时候获得权力的。中共国家主席是一位无情而固执的领导人，野心勃勃，不会屈从于西方的规则：改革派的胡锦涛尴尬而被迫的被带出中共二十大会场就清楚地表现出了习的冷血特点。通过任命忠诚的门徒和富有成就的技术专家进入政治局，习也明确地向外界展示，他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追求急功近利的结果。他可能会草率行事，让华盛顿措手不及。

但这并不意味着习渴望一场战争。事实上，习清除知道中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可能会促使他缓和中美双边的紧张关系。作为政治局的一个主要成员，丁肇中在11月初《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长文中也同样无意中暗示了这一点，他雄辩了列举了中共未来五年（及之后）的许多挑战和艰巨的任务，并提出一个悖论性的毛泽东范式作为正确的解决之道。毕竟，是毛泽东首先缓和了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目的在于更容易地实现他的许多目标。习近平并不是在寻求与美国和解，但他可能希望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早有传言称拜登和习可能会举行一次带有常规现代峰会特征的冗长会谈，双方利用这次会谈宣布达成商业交易和其他可实现的成果，也侧面揭示了习的这种心态。关键问题是拜登是否愿意或者能够抓住北京当局明确表示的缓和关系的兴趣来为螺旋下滑的两国关系轻踩刹车。

作者：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