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中途“变卦” 错过他 中国错过一百年
熊培云说:“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
对胡适的评价,虽然历来褒贬不一,但公认的是——文化的精英、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历史上、知识界掀起过滔天巨浪、影响过亿万大众。他毕生着力提倡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功不可没。
平时读书太少,对胡适的了解也非常广谱。知道他是妥妥的大学霸,勤奋著述,著作等身,一生拥有36个博士学位。
今天,我们不聊他是怎样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不谈他如何从技术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种方案,也不八卦他待人是如何慷慨好施,更不说他与鲁迅的交结离散以及远离大陆最终贪酒亡身的碎片。
咱就聊聊他留学期间的一些片段。和鲁迅一样,胡适出国学习后也中途变了卦,只不过,他最初学的不是医。
01
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得更多;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争取到国外学习(主要是留美留欧),从而形成留学热潮。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留学日本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和潮流,如同今天的“留学潮”一样,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青年人都以留学日本为荣。1901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1902年3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赴日留学。
但广大留日学生的革命化使清政府惊惧万分,又鉴于留日学生数量多而学业程度低的情况,清政府多方限制。赴日留学转入低潮后留学欧美再度兴起。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1909年8月第一次招考, 630人应考, 录取47人;1910年8月第二次招考, 400多人应考,录取了70人;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胡适是第二届“庚款留学生”,考了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胡适就读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
用他自己的话讲,在农学院就读时期,考试成绩“还不算坏”。但学习了三个学期后,他却中途变卦,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学习哲学、文学、政治和经济。
正是这个“弃农学文”的决定,使他成了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
02
如果说鲁迅“弃医从文”是一腔爱国热情,是一种自觉的民族担当,那么,胡适的选择则有多种原因了。
首先,学习农学违背兴趣。关于这点,胡适经常提到一个小故事。
实习时,每个学生大致分得三十个或三十五个苹果,每个学生要按一本培育学指南上所列举的项目,把这三十来个苹果加以分类。例如茎的长短、果脐的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切开后所测出的果肉的韧度和酸甜的尝试以及肥瘦的记录……这叫作苹果的分类,而这种分类也实在笼统。据说当时有400多种苹果的分类,对这些对苹果初无认的外国学生,分起来实在头痛。
这些实验之后,胡适开始反躬自省,怀疑自己勉励学农是否铸成大错。他深刻地认识到,学农实在违背了他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他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
“苹果事件”只是一个诱因。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胡适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所以得知康奈尔大学规定,只要学生能在规定的18小时必修科的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可以随兴趣选修两小时额外的课程,胡适便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学院选修了克雷敦教授所开的哲学史。
克雷敦教授教学极其认真,他在思想史里对各时代、各家各派的客观研究,激发了胡适研究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兴趣。
同时,胡适对文学也同样很感兴趣。他本就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兴趣,倒相当过得去。纵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散文和诗词习作,都还差强人意。
在康奈尔学农时,他除了英文必修课,还选修了两门外语——德文和法文,这使他对这几国的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正因此,胡适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
使他改行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辛亥革命。
中国当时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共和国,美国各地的社区和民众对这一新兴的政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邀请中国留学生去演讲。
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工学院的蔡吉庆。这是一位精彩的英语演说家,但由于课程太重,实在抽不出空参加那么多演讲,于是开始物色代替人。
胡适曾在中国同学会中演讲过几次,加之他深谙中国古典文学史,蔡吉庆很是欣赏这个师弟,邀请他去应付几个不太困难的讲演会,向美国听众讲解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
胡适是个做事极度认真且有责任心的人,既然答应蔡君,他便要做好。于是他做了极大的准备,甚至对过去几十年促成中国革命的背景和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也认真研究了一番。
这个偶然的机会对胡适而言既是一个极好的训练,也替他职业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使他成为了一个英语演说家。
康奈尔文学院当时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完成至少一个“学科程序”方可毕业。胡适毕业时已经完成了三个不同学术范围的“程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
也正因为此,胡适笑说自己不知主修何科,有时自称自己是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他从未自称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唉,咱能说什么呢?学霸就是学霸!
胡适在在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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