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神奇的国度 给美国的终极使命

美国是个神奇的国度。1492年发现美洲后，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英国后来居上，一方面，从1607年（弗吉尼亚）至1733年（乔治亚），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另一方面，通过战争，使荷兰永久撤离北美、法国认输、英国独大。但是，7年战争（1754 -1763）结束之后12年，英国和北美十三州决裂了，打了八年仗，美国诞生了。而建国仅一百年，美国就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强国（1890年）。

这是非常特异的。这里简单说三点。第一，美洲三大古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而非北美洲。历史学家估计，1500年前后南北美洲大约8000万人，现在美国所在的地区生活的美洲印第安人只有500万人。应该说中、南美洲条件比北美洲更好，为何它们至今仍不发达呢？

第二，北美独立运动只诞生了美国这一个国家。而整个拉美除了巴西、海地等地以外基本都是西班牙殖民地，接受同样的统治，但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1790-1826，历时36年）结束之后，却诞生了足足17个国家（南到阿根廷和智利，北到墨西哥），玻利瓦尔的泛南美梦想（“美洲联邦”）破碎。就是今天，非盟、东盟、阿盟等地区一体化组织都纷纷登台亮相时，也却迟迟不见“拉盟”的身影。

第三，世界上那么多革命，几乎每一个革命以后都会出现独裁者，如拿破仑、克伦威尔，但是美国不出现，出现的是功成身退的华盛顿。

怎么解释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神奇的预言：美俄主宰世界。

1831-1832年，年仅25岁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9个月，于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民主》（第一卷），预言：“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了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自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不是诺查丹玛斯，是个政治家、思想家，如何得出这个惊天预言？他未给出明确解释。要知道，托克维尔写这本书的时候，《共产党宣言》还得过十三年才面世，没有什么预兆俄国会走上一条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而美国还处于变革时期，未见繁荣的迹象，很少参与国际事务。但是呢，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预言神准。而且也确如托克维尔的预言：“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或许，托克维尔受到了天启。其实，托克维尔也发现了美国的一大特征：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

事实上，美洲发现之初，欧洲发生了马丁·路德（1517年）肇端的宗教改革运动。第一批来到美国的清教徒，“他们把北美大陆视为复兴基督教的理想之国，是建立未来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这些清教徒看来，他们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其中四种观点，最为著名。

（一）《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船上102名乘客中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主要内容“……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这个公约成为160年以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时的宪法精神基础。

（二）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耶稣登山宝训中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630年，被选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在布道中提醒清教徒他们的新社区将成为一座“山上的城”，被全球瞩目，如果清教徒没有遵守他们与上帝的约定，将受到神的审判。

（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认为美国被上帝赋予了向西扩张、横贯北美洲、直达太平洋之天命。“吾等尽取神赐之洲以纳年年倍增之万民自由发展之昭昭天命”。林肯总统形容美国是“全球最后的、最佳的寄托”。《盖茨堡演说》：“我们将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从自由里获得新生；而那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也绝不会从这片土地上消亡。”（独立之初的北美十三州仅80万平方公里，但不到百年美国领土就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堪称奇迹。）

（四）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融合了清教徒和世俗之观念，大致内容：美利坚合众国地位独特，独一无二地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国家稳定强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国无可比拟；在世界上引领捍卫自由潮流，为人类提供机会与希望，国家治理基于注重人身权力与经济自由的宪政理想，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公私利益平衡。

概而言之，美国的立国之本、其文化之基因，就是认为：神选定了美国，而美国要让她的自由和道德散播到全球。

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笔者认为，解读美国历史发展特异的钥匙，就是美国人的天命观，即其对自己终极使命的认知。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盛顿说“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1887年制宪会议争论激烈之际每日举行祷告会，为什么美国钱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为什么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并祈愿“请上帝助我”，等等。

上述天命观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ogel的《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一书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不过，19世纪中叶以来，却遇到了其最大的挑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马、恩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叫嚣“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搞暴力革命，要摧毁现存的文明和社会秩序。1864年组建第一工人国际。1871年，获得马、恩全力支持巴黎公社暴动很快失败，第一工人国际在欧洲无法立足，其总委员会搬来美国纽约。马、恩对美国共运抱有很大的希望，1888年恩格斯甚至专程来美考察。

美国的立国之本、文化基因天然对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成为最大的“非美因素”——就是可以导致美国社会解体的因素。因此，美国的终极使命就转化为在全球范围内终结共产主义。最近一百多年来，美国成为国际反共运动的主导者。可以说，最近一百多年与共产主义的较量，是美国历史的主线。

而美国和共产主义的鏖战，互有胜负，打得难分难解。总体而言，美国有“两胜两负”。第一胜，迄今在美国，共产党、社会党也存在，但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这与欧洲大不同。第二胜，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终结，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而“两负”呢？一个是共产主义变异思潮肆虐全球，美国也近乎沦陷（详见九评编辑部著《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某总统甚至被称为“社会主义总统”。另一个是，美国几十年绥靖，养虎为患，致使中共坐大，开始全面挑战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