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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防疫: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随着中国内地决定与新冠病毒共存以来,三年防疫终于要结束了,今后新冠将成为“乙类乙管”的流行疾病。回顾三年防疫,除了让科学、专业、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之外,一个需要总结的经验是,宽松、多元、健康的公共舆论场至关重要。

三年前,新冠疫情在武汉大爆发时,李文亮医生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朴素道理。当时在锺南山院士揭开新冠大流行真相之前,去过武汉的医学专家或者来自武汉卫生系统的说法是可防可控,包括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少数几位说出真相的人却被扣上“散播谣言者”的帽子,遭到警方训诫。当时没有一家公共媒体揭开真相,舆论监督严重缺位。可最终结果是整个国家都为此付出代价。尽管历史不能假设,新冠病毒防不胜防,但如果李文亮医生等人的预警被重视,如果有媒体及时展开调查,后来情况会不会更好。

再后来,在中国举国体制的动员下和14亿中国人的配合下,中国以长痛不如短痛的方式控制住疫情,并迅速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提出“动态清零”防疫策略,清零政策进而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自此之后,哪怕病毒毒性持续发生变化,尤其是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更强但危害性明显下降,但整个内地舆论场依然严格管控任何反对或者质疑“动态清零”的声音。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论“动态清零”是否合理,但当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动态清零”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时,别的可能性便遭到压制。

在最近内地防疫政策放开之前,舆论场的总基调是强调“动态清零”的正确性与新冠病毒的危害性。等不久前内地防疫决定放开时,风向迅速转变,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和专家纷纷强调新冠病毒的毒性已大幅降低,绝多数人均可自愈,昔日遭到严格管控的主张放开的声音趁势充斥网络。

尽管这一转变是必要的,是一种进步,但整个过程未免有些突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的恐慌心理。为何那么多人抢药?为何率先打响防疫新模式第一枪的石家庄一度又收紧防疫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舆论场关于病毒和疫情的信息过于单一,以至于相当多的民众对病毒的认知还停留在三年前。这也说明如果过去一年内地的公共舆论场有一个宽松、多元的讨论氛围,能包容那些主张放开或者与病毒共存的声音,能给那些普及病毒毒性变化的观点存在空间,最近的全面放开也许会有更充足的准备。

一个宽松、多元的舆论场,也许看起来没那么整齐划一,甚至有时候会吵吵闹闹,但这恰恰是活力的体现。就像一个人,若整日正襟危坐,势必无趣。舆论场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正襟危坐。相反,如果让舆论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不同声音、观点自由竞争,才会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香港01》在《三年防疫经验总结:让科学和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一文中写过:“现代社会能不能治理好,一个关键便在于能不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因为一个社会治理所需的专业知识极多、极杂,不同领域往往隔行如隔山,而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往往是有限的,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故比较现代的治理理应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平衡好不同专业的人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在思想市场、在公共舆论场,应该有一个宽松、健康、理性的观点争鸣空间。”回顾内地三年疫情,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经验教训。让人说话,让不同的观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竞争,激发社会活力,那么总有一天,不同的观点将会汇聚成国家进步的大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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