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依靠权力扩张战胜鼠疫 催生专制主义

如果有人告诉你，鼠疫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制度的演进，你会不会觉得很费解？但事实上，人类正是通过与鼠疫的斗争，推动了近代国家权力的增长和政权的合法化。

《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在书写鼠疫历史时，有一段非常有价值的话：

“鼠疫法规也给政治史蒙上了一层深刻的阴影。这些抗鼠疫措施标志着国家权力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张，而这些领域以前还没有受到政治权威的约束。后来，当局之所以想诉诸鼠疫法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它们能够将权力扩张合法化。无论是针对鼠疫，还是针对后来的霍乱或其他疾病，抗鼠疫措施主张控制经济活动和限制人员流动，授权对人们进行监视和强制性拘留，剥夺人身自由。当这些发生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权力的扩张就获得了教会、强权政治和医疗界的欢迎。抗鼠疫运动因此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出现。”

鼠疫是历史上最猖獗、也是困扰人类最久的大流行病，那么，流行病是什么？

“流行病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人口众多，城市人满为患，城市之间交通便捷，这都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西非的公共卫生灾难就植根于人类失败的决策方式，不考虑整个人类种群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注重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益。为了在流行病的挑战中生存下来，人类必须以国际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承认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密联系。”

“流行病不是随机事件，它们正沿着环境退化、人口过剩和贫困的薄弱地带在人类群体中蔓延。因此，如果我们希望避免灾难性的流行病，就必须改善那些致使公共卫生体系趋于脆弱的经济现状，并督促决策者对公共健康的后续影响负责。在古老的智慧格言中，‘公共健康是最高法律’，它必须凌驾于市场的法律之上。”

《流行病与社会》一书中的这两段定义并不新鲜，许多现代人都对此有深刻感受。

《流行病与社会》讲述了可怕而震撼人心的千年瘟疫史。微生物的致命威胁无数次逼近人类：鼠疫、天花、黄热病、痢疾、斑疹伤寒、霍乱、结核病、疟疾、脊髓灰质炎、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针对这些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流行病，耶鲁大学教授弗兰克·M.斯诺登将专业权威的医学知识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熔于一炉。

一场场流行病仅仅是这本书的背景，斯诺登真正要书写的其实是公共卫生体系的演变，还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再就是公众在大流行病期间的反应。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写作始终围绕着社会层面进行，而非普通的科普。

人类的生存历史本身就是与流行病战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疾病的观念也不断转变。早期人类将疾病视为神的惩罚，《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中就有类似的记录，同时期还有人认为疾病是恶魔的阴谋。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成为科学化医学的理论基础，堪称人类思想史的一次飞跃。以如今眼光来看，它当然是不科学的，但却超越了神魔说。

此后，医学不断前行，也化解了一次次大流行病的危机。即使无法战胜对方，也将危害尽量减到了最低。其中最难缠的当然是鼠疫，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可谓是极其严重的瘟疫之一。在过去两千年里，黑死病多次暴发，造成了以数千万计的人死亡。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的人死于黑死病。根据黑死病的历史纪录，以及十九世纪发生于亚洲的鼠疫，科学家和史学家推测十四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都是由鼠疫杆菌造成的疾病。啮齿类动物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储存库，跳蚤将鼠疫杆菌带进了人群。但最终，人类似乎解决了这个难题。

书中写道：

“细菌致病论显然是医学史上的决定性进步。它标志着对疾病本质的新认识，显微镜技术的发展，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战略，以及符合清洁要求的日常生活习惯转变。”

科学的进步曾让人乐观，当然，是过分的乐观。细菌理论并不是万能的，反而有许多问题。书中写道：

“首先，细菌理论只将公共卫生运动局限在某种特定微生物的‘纵向’方面，而远离了贫困、饮食、教育、工资和住房等社会决定因素的‘横向’方面……卫生运动已经远离社会医学，工作场所和工资等相关因素全都被纳入狭窄的反对污物的战争。而细菌理论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倾向，人们的关注点更加狭窄，只将微生物作为目标……细菌理论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它造成了伦理困境。在缺乏道德规范的情况下，结果就是很多研究动物遭受了不必要、无限制的痛苦。”

结果显然是无法令人乐观的，正如书中写道：

“六十年前，当人类启用DDT消灭蚊虫，疟疾这一古老的疾病眼看即将被人类战胜的时候，人们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患上了历史失忆症，瞬间忘记了西方过去几百年里不断涌现的新的灾难性疾病的事实。当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位著名流行病学家兼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艾丹·考克本说在可预见的一百年内，人间所有的主要传染病都将消失，它们将永远留在教科书里，封存在博物馆里。考克本话音刚落，艾滋病已经在全球悄悄蔓延起来。这个疾病，它最初可能存在猴子和大猩猩群体里，后来不知怎地冲破了物种界限，传到了人类。而后，短短几十年里，一个又一个的新型传染病接踵而来，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对社会各个层面构成了严重冲击，来势一个比一个凶猛。”

很显然，人类与大流行病的战争还将继续，而且充满各种未知。

人类在公共事务中的许多标准和做法，都与大流行病有关，但它未必是正确的：

“每当出现诸如霍乱、艾滋病等新型致命且鲜为人知的流行病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采取和抵抗鼠疫时相同的防御措施。遗憾的是，抗鼠疫措施虽然对预防鼠疫起到了成功的作用，但当它们被用于传播途径迥然不同的疾病时，事实证明是无用的，甚至会起反作用。鼠疫法规为公共卫生领域确立了一种模式，总是对当局产生很大的诱惑。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些措施在过去曾经奏效，每当人们在新疾病面前感到不确定和恐惧时，继续采取这些方法比较容易增加安全感。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瘟疫面前能够有所作为的希望。此外，它们还赋予政府一种果断有力、信息充足和遵循传统的形象，增加了其公信力。”

而且，就像开头所说，在面对流行病时，人们借助了太多权力。当然，有些时候是无奈而为之，但不管是无奈还是有意，它们都扩大了权力的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社会原有的纽带和运行逻辑。

旧日的威尼斯共和国在面对鼠疫时，限于当时全欧洲的医疗条件，当地卫生局只能采用权宜之计。

“即仅尝试预防措施，放弃治疗的希望。将患者、疑似患者及其家属在家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方法。搜查人员会在鼠疫患者的房屋上标记红色十字架，封住房屋，派人看守，阻止任何人进出。这种严厉的措施导致健康的家庭和房客陷入危险，不得不与患者、垂死者和死人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也不可能获得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和医疗救护。”

同时，尸体也要迅速处理。

“这些规定摧毁了社区的纽带，因为人们丧失了所有对逝者表达悲伤和最后敬意的机会，也无法填补自己内心的情感空洞。此外，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唯一确认死亡的标志是尸体的腐烂，因此，禁止停放遗体的命令和草草掩埋的做法使人们产生一种病人被过早埋葬的恐惧。同时，严格的公共卫生规定也阻碍了天主教会举行临终仪式，再加上鼠疫死者被埋在未经祝圣的土地，这就引发了人们对来世灵魂何去何从的深切忧虑。

中世纪鼠疫泛滥时，最终的局面是这样的：

“当一座城市被瘟疫大流行包围时，这座城市就成了地狱。社区和家庭的纽带被切断；教堂无法维持，圣礼无效，钟声沉寂。同时，城内经济活动停止，商店关闭，工作减少，这加剧了民众的饥馑，使经济濒临崩溃。统治阶层也患病、死亡或逃离城市，日常生活中正常的政治和行政工作因而难以维持。最糟糕的是，弥漫街道的恶臭，以及在公共场合受尽折磨的垂死病人，使得城市上空笼罩着死亡的可怕阴影。”

即使到了19世纪末期，权力机构仍然在扩大着这种边界。“在1884年的那不勒斯，流行的阴谋论取信于人的种种原因之中，最发人深省的也许是市政官员在疫情暴发的前几周的行为。”当时，那不勒斯市政府派人侵入民众公寓，命令惊慌失措的房客交出病危的亲属，送往一家遥远的、传言中被称为“死亡之屋”的医院接受治疗。

当然，在一片反抗声中，那不勒斯市长只能承认：“这种方法起到的最大作用，仅仅是激起不信任和反抗的情绪。”当时的那不勒斯人也确实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人们都拒绝告诉市政厅他们那里爆发了瘟疫，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净化火焰的损害。当医生和武装警卫未经允许出现在居民家中时，房客拒绝让他们进入，还在房间里设置障碍。人们宁愿死在自己家里，也不愿被交给陌生人看管。”

书中对结核病防治的记载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接受了结核病具有传染性这个全新的认识之后，民众开始认为持续咳嗽的人是危险的，甚至是‘不爱国的’。结核病患者因此备受排挤，很难获取居所、就业机会或保险，状况严重者甚至无法结婚。公众的抓狂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人们甚至会为舔邮票的可怕后果恐慌不已。许多城市居民怀疑图书馆藏书可能携带上一个读者的致命结核病菌，他们要求对所有书籍进行熏蒸、消毒处理，再进行回收。迫于公众压力，纽约公共图书馆将所有借后归还的书送到了卫生委员会。”

最可笑的是，“一些公共卫生部门甚至认为接吻过于危险，应该完全避免。”别以为这很遥远，它发生于上世纪初期，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世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

结核病造成的巨大威胁，让当时的美国政府乃至整个工业世界极度紧张。“在描述抗疫努力的时候，无处不在的军事隐喻式表达，反映出了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她出版于1978年的《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的那样，当时的媒体被‘战争’‘运动’‘武器’和‘战斗’等词汇支配着。同样，海报上也流行描绘用刺刀枪支等武器对付恶龙般的结核病魔的画面。”

也正因此，“不难想到，这场针对结核病的长期抗击运动，也是二战后西欧得以构建‘社会国家’的因素之一。”

每一场大流行病都将过去，不管是人类将之战胜抑或自行消失，但人类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边界变化，也许才是最大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