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FBI如何搜查纽约中国海外警察站点

这座不起眼的六层写字楼位于纽约唐人街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大堂的租户名录上列出了几家寻常公司，包括一家工程公司、一个针灸工作室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三楼则有一家不寻常的公司，没有出现在名录上：一家疑似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运作的中国海外警务服务站。这样的机构在全球有100多个，它们令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感到不安。

据知情人士透露，FBI反谍报人员于去年秋天搜查了这座大楼，这是布鲁克林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此次搜查代表了一场全球争端的升级，这场争端围绕中国在海外对其侨民的监管努力展开。爱尔兰、加拿大和荷兰官员呼吁中国停止在它们国家的警务行动。联邦调查局的突然搜查是当局从这类警务站没收材料的第一个已知案例。

因为未获授权谈论FBI的搜查，相关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周三淡化了警务站的作用，表示在那里做事的人是志愿者，帮助中国公民完成一些诸如更新驾照等日常事宜。

但《纽约时报》看到的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实名提及了警官和中国地方官员，这些报道对这类行动的描述截然不同。他们吹捧这些办事处的效率，它们通常被称为海外警务服务中心。一些报道称，中国的海外警务站在绕过当地警方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并破获国外犯罪活动。这些公开声明让人猜不透究竟是谁在管理这些办事处。有时他们被称为志愿者；其他时候则是工作人员，至少在一例情况下是主任。

最近，由于西方官员和人权组织呼吁关注这些警务站，其中一些文章已从网上删除。

西方官员将这些警务站视为北京加大力度推动监视海外中国公民（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一部分。此类行动中最恶名昭彰的是“猎狐行动”，在该行动中，中国官员追捕海外逃犯并迫使他们回国。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和在中国发表的公开声明，至少有四个地方——福州、青田、南通和温州——设立了数十个警务站。这些报道和声明确认了在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存在站点。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实质上是在允许华人侨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而不是受制于我们国家的法律，”欧洲议会一名斯洛伐克议员的顾问伊戈尔·默海姆-艾尔说。“这显然会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对我们与欧洲各地华人侨民的关系，而且对国家主权也有巨大影响。”

据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报道，福州市在纽约设立的警务站位于华人社区组织纽约美国长乐公会的办公室，该报去年发表了一份文件，列出了许多警务站。长乐是福州市的一个区。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了。其他中国警务站的地址与包括中餐馆和商业协会在内的私营企业的地址相吻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这些空间描述为“由愿意提供帮助的当地海外华人社区提供”。

美国长乐公会的负责人卢建顺（英文名Jimmy Lu）是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捐款人之一。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是FBI的重点调查对象。亚当斯的发言人称市长不认识他。

在简短的电话交谈中，卢建顺被问到有关FBI搜查的问题，他说他会回电，但未兑现。他没有回复置评请求的电话和短信。FBI发言人和布鲁克林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拒绝置评，但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在11月告诉立法者，他知道这些站点的存在——他称之为警察局，并为此感到担忧。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这些地点不是警察局。“他们不是来自中国的警察，”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大家不必紧张。”

警察在海外工作不一定就是不正当。例如，FBI也在国外派驻特工。但他们通常向外国政府申报并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如果履行执法职责，则需要获得地方当局的许可。中国也有类似的联合执法安排，例如在意大利，那里是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这使得这些未置于台面之上的操作更加令人好奇。

中国外交部未对批评做出回应，但在中国，公安部门在官方声明和官方新闻媒体上大肆宣扬他们的影响力和信息收集能力。

与中国青田县宣传部门有关的报纸上有篇文章称，一名华人女子称在布达佩斯被偷了钱。她没有报告地方当局，而是向当地的中国警务站寻求帮助。文章称，警务中心负责人利用一家便利店的监控录像确定了小偷是一名罗马尼亚人，并通过“交涉和教育”追回了这笔钱。

官方的中国新闻社称，青田县的海外警务中心收集了海外华人的民意民情。

江苏一个党组织发文称，自2016年2月以来，南通市海内外警侨联动服务中心已帮助抓捕和说服80多名犯罪嫌疑人返回中国。“保护卫士”人权组织在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警务站也在塞尔维亚、西班牙和法国开展了类似行动。

尚不清楚FBI的搜查是在调查什么，但这是在司法部更广泛地遏制“猎狐行动”之际进行的。去年10月，布鲁克林检察官——也就是搜查纽约办公室的那个单位——指控七名中国公民骚扰一名美国居民和他的儿子，试图迫使该男子返回中国接受刑事指控。

“中国以为可以把手伸到我们这边，从事非法行动，并让美国人民屈从于他们的意愿，这太过分了，”雷在2020年说，当时有另外八人因参与“猎狐行动”而受到当局指控。

中国政府还对包括维吾尔人和藏人在内的海外少数民族及其家人进行监视和压迫。人权组织和政府官员担心，这些警务站可能正是此类行动的基地。

纽约现任及前任执法官员称，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设于华埠的警务站可以追溯到2010年代中期。执法官员说，当时至少有一个中国省份的公安官员试图安排手下警官与纽约警局和华人社区较多的城市的警察部门一起接受培训。

中国官员想让纽约警局签署谅解备忘录，概述培训计划，并使之具有正式效力。但高级警官和纽约FBI官员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官员称，他们担心培训计划会使中国官员的存在合法化，并可能导致纽约警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监视和骚扰活动的帮手。

“中国政府想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并扩张他们的跨国警务，”参与“保护卫士”报告撰写的台湾研究员陈彦廷说。“这样的长臂力量是在告诉中国国内公民，他们的政府无比强大。我们有能力触及全球，即使你出国，照样也我们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城市似乎在采取措施掩盖其行动。匈牙利议员通波什·马顿说，他去年参观了布达佩斯的一处中国警务中心。“三块标牌上写着青田警侨海外服务中心，”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说在自己谈及这次访问后，标牌均被移除。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警务站构成重大威胁。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学者唐哲(Jeremy Daum)表示，虽然政府对中国公民的骚扰是个严重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员似乎专注于安排行政工作，为海外华人和国内公安部门提供视频联络。

他说，理论上，个人也可用智能手机进行同样的视频会话。

“处理和行动似乎发生在中国，”唐哲在谈到“保护卫士”报告中援引的案例时表示。

欧洲的华人异见者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事在大使馆也能做，”荷兰的华人异见者林生亮说。他表示，人们担忧警察正在监视他们。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焦虑，”他在电话中说。“没有能上报这种情况的渠道，我们对此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