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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也算是在中国电影尽力了

《满江红》票房超过了29亿元,正奔着预测的46亿票房冲击。

但不少影迷不买账,吐槽《满江红》硬反转、强行与岳飞粘连,集体背诵《满江红》诗词的场景再次印证了张艺谋只是一个大型团体操导演。

张艺谋从影45年了,这样的分歧伴随了他整个导演生涯。

而这种分歧与张艺谋早期创作经历有关,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对南方周末说,“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

“文化怪物”创作的《满江红》自然像电影怪物,而这样的“怪物”已经成了中国导演生存的法宝。

官方认可

1988年2月,《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举行了庆功宴。然而三个月后,风向变了。5月份,《中国电影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将这部电影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之后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华为“辱华”。

张艺谋对此尤为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缺乏崇高感’。”

图片来源:电影满江红官方微博

从《菊豆》开始,批评张艺谋的批评声浪更响了,指责的关键词是“窥阴癖”。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批评之声到了极致,称其“揭露中国阴暗面”。有华侨写信给媒体:“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一边是国内的批评,张艺谋被定性为“出卖民族、出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及观众。”一边是国际上的认可,两部影片都获得大奖。

张艺谋公开进行了驳斥:“国际影展的评委来自六至八个以上的国家,他们不可能一直要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

舆论的讨伐声没有淹没一根筋的张艺谋。1992年,他拍了《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也获得了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第二年,电影局为张艺谋、巩俐举行了一个庆功会,此举一锤定音,给了张艺谋一个说法。官方认证之后,1993年掀起了张艺谋电影热。

跌落谷底

当时拍电影不赚钱,在《菊豆》剧组里,从张艺谋到巩俐、李保田,一天只有10块钱补助。但获得电影局的褒奖和认可,是张艺谋内心最大的满足感,他对官方的情感不言自明。

因为姜文准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放弃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最终选择了余华的《活着》。

张艺谋执导的《活着》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等大奖。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

但这部电影没有公映,张艺谋还遭到了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张艺谋享受到了靠纯艺术的电影成名的奖赏,但他也遭遇到了差点断送导演生涯的惩罚。张艺谋意识到“不能再找敏感题材”了,“《活着》一直没有上映,作为一个导演,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

张艺谋转头拍了巴金儿子李晓的小说《帮规》,一个与政治、现代社会距离很远的作品。后来改名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带有商业属性的黑帮片。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但因为《活着》的存在,舆论环境相对宽容。

只是这种宽容没有持续太久。《一个也不能少》被送到戛纳电影节之后,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了《给雅各布的一封信》,准备撤下先后送去的《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封公开信成了新闻上了中央电影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把这起事件看成“张艺谋的退场秀”,“现在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王朔直接把张艺谋定为投机分子。

当时又恰逢国家版权局为《一个也不能少》下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这次事件,让不少原来支持张艺谋的人倒戈,很多朋友离他而去。这为未来张伟平的出现做下铺垫。

惹不起的“贵人”

《张艺谋的作业》的作者方希曾经给张艺谋做过一份PDP测试(事业优势诊断系统,帮助企业了解员工性格的行为分析)。测试结果显示,张艺谋没有强烈的性格倾向,“他是一个比较像变色龙的老虎”,兼有领导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本领。

日后,张艺谋与张伟平的合作更加展现了这种性格。

自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至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张艺谋导演的11部电影作品,全部由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投资拍摄。两人认识25年,合作16年,频繁取得票房成功。

曾经合作无间的张艺谋与张伟平。图源:视觉中国

而这对黄金搭档合作的背后是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利用”。从《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从来没有及时拿到片酬。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三枪》上马,才一起补齐这几部电影的片酬。

此外,张伟平频繁干预张艺谋创作。《满城尽带黄金甲》,剧本已经完工,张伟平要求增加周杰伦的角色以利票房。开机在即,要从头到尾重新镶嵌一个崭新的主角,谈何容易。编剧吴楠和卞智弘在倒计时的有限时间里疯狂劳作。

同样的命运也在《三枪拍案惊奇》中上演。小沈阳在春晚一炮而红,同样是出于增加票房的考虑,张伟平说服张艺谋启用小沈阳。小沈阳走的是二人转路线,其他演员很难搭戏,迫使整个团队换人,包括编剧由史健全换成赵本山团队的徐正超。赵本山当时向张艺谋表示,自己的团队难以承担重任。

之后《金陵十三钗》的合作更是展现了这一点。张艺谋担心剧版《金陵十三钗》提前上映搅局,把影视版权一并购买。在电影剧本修改期间,有些影视公司想同步操作电视剧,严歌苓两次找张艺谋商量,希望回购电视剧版权。张艺谋答应电影后期制作期间,就可以把电视剧版权还给严歌苓。但是在《金陵十三钗》开机前,张伟平以天价把电视剧版权出售。严歌苓颗粒无收,张艺谋失信于人。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宣传期间使用的海报也未经张艺谋确认,同样《我的父亲母亲》上映时被宣传为张艺谋自己的初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宣传炒作张艺谋与巩俐旧情。身为大导演的张艺谋,都予以了忍受。

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影响还体现在生活中。比如在自传资料中,张艺谋结婚没有事先告诉张伟平,曾招致后者大怒。后者甚至还叱责过张艺谋的母亲,令其倍感难堪。这种屈辱感,张艺谋承受了太久。在完成延续他导演事业的同时,也在流露着他的诸多妥协。

一脉相承的“妥协”

周晓枫后来在《宿命:孤独张艺谋》中总结他的性格,“张艺谋愿意自由自在地拍电影,怕承揽经济上的重则,怕扮演公司顶梁柱角色——万一对他信任的股民不仅没赚钱,还损失惨痛,他当然算不上难辞其咎,可想起来还是让他有些畏惧。拍电影亦是如此,张艺谋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的创意让投资人重创,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延误影响演员下一步的档期,他不觉得个人的艺术创作天然高于他人的日常要求。有时,张艺谋因诸多对他人的估计而牺牲自己的艺术设想。”

张艺谋也是较真儿的。每次剧本会都会邀请很多行业名人。以《山楂树之恋》为例,周晓枫回忆,在讨论会上,多数人劝张艺谋悬崖勒马,没有好剧本宁可闲赋在家,也没必要给植物人做人工呼吸,他们认为《山楂树》不是白雪公主,被吻醒了也毫无姿色,噎死了毫不可惜。这场可以用“群殴”来形容的神仙会,张艺谋事后对美术部门形容:“哎呀,转头砸得我睁不开眼睛。”即便如此,他也会千方百计拍完上映。因为张艺谋想对的起出资方。

离开张伟平之后,张艺谋签约乐视,拍了《归来》《长城》。奈何乐视朝不保夕。他又联手董平,签约欢喜传媒。但仔细看张艺谋近期的《狙击手》《悬崖之上》《一秒钟》,除了欢喜传媒,还有英皇、光线传媒、中国电影、安乐影业、上海电影等资方。

张艺谋已经不在一棵树上求生,但看他的作品还是毁誉参半。一如《满江红》视觉一流,故事三流。习惯妥协求生的张艺谋已经寻不到艺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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