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天222名女性被杀：杀戮女性的5个事实

最近出了好几起女性被杀的恶性事件

如果你留心社会新闻，会发现类似案件其实每年都在上演。

▷ 2020 年，分别被前夫、现任丈夫杀害的两位女性

对，它们的共同点是——受害者为“女”。

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从历史上的猎杀女巫、杀女婴（目前很多地区仍然存在）、到近年来逐渐被人们关注的亲密伴侣谋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就是 Femicide （杀戮女性）。

1976 年，女权主义作家 Diana Russell 在比利时第一届针对妇女犯罪的国际法庭上公开了该词，她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很多谋杀案都是针对女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谋杀的性政治。”

杀戮女性已经成为全球女性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最新调查：2020 年，全球有 81000 名妇女和女童遇害，这意味着每天有 222 名女性被杀。

但依然有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单个的暴力谋杀事件，为什么要强调性别？

为此英国的活动家和作家 Karen Ingala Smithv 曾花了十年时间统计被谋杀的女性，后来创立了杀戮女性普查（Femicine Census）。通过收集和整合数据，研究者们发现这些杀戮并非孤立事件，许多都遵循类似的男性暴力模式。

杀戮女性普查（Femicine Census）每年都会发布一项关于杀戮女性的调查报告，我们以最新报告（2018 年）为例，来看看都是哪些女人、在什么情况下被杀？以及这为什么是一个性别问题（而不只是单纯的谋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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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杀害女人？一项关于杀戮女性的真实调查

2018 年，英国已知被男性杀害的女性共有 149 人，其中：

1. 绝大多数来自熟人作案，亲密关系的比重最高

大多数女性是在异性亲密关系中被男性杀害的，包括：丈夫、前夫、伴侣、前伴侣、或在约会或性生活中遇到的男性，加起来占到 61% 的比重（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杀戮女性案件的确大都来自亲密关系）。

儿子构成了第二大类，有 12 名（占比 8%）受害者被儿子或继子杀害；另有 5 名（占比 3%）受害者被女婿或前女婿杀害。只有 9 起（占比 6%）杀害女性的案件是由陌生人实施的。

2. “暴力行为和虐待史”是最明显的预兆

针对女性的杀戮行为有普遍的预兆。超过半数（69 起，占比 52%）的案件中，犯罪者者曾有过虐待或暴力行为，包括身体暴力、短信骚扰、胁迫控制、经济控制等等；至少 76 名（占比 52%）的犯罪者有过暴力侵害女性的历史。

面对这些暴力行为，有 34 人曾向警方报告，但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对家庭暴力缺少重视和强制性措施，是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韩国一项针对 14 名亲密伴侣杀戮女性受害者的研究发现，有 4 名受害者曾选择了警察作为逃避施虐者的支持，但警方拒绝介入，认为他们正在经历的是正常的关系冲突（Park et al., 2021）。

3.“离开”成为杀害行为发生的高风险时期

面对有暴力行为的伴侣，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时，分开有帮助吗？事实上，效果并不好，有将近一半的杀害行为发生在“分居”期间。

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 37 名（占比 41%）受害者在被其男性伴侣杀害之前已经分居或采取步骤（比如明确说明意图的对话）与他们分开。一位女士和丈夫在谋杀案发生前一个月已经办妥离婚，但前夫发来一条短信“我不能没有你，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找到你”，没几天后，悲剧发生。

其中，分居后的第一个月里面临的风险最大，有11人（占分居期间被杀人数的 30%）在分居一个月内被杀害，24 人（占分居期间被杀人数的 70%）在分居一个月到一年期间被杀害（事实上，分手是感情中暴力的高发期，可以看我们之前的文章“分手虐待”了解更多）。

4.出于男人寻求控制的心理，“过度杀戮”普遍存在

过度杀戮，意思是施暴者为发泄情绪或有意折磨受害者，使用超出导致受害者死亡所需的过度的暴力。

在 2018 年的案件中，超过一半( 83 人，占比 56%）被定性为“过度杀戮”，比 2017 年的 42%大幅上升。

过度杀戮的最高发生率是在 26-35 岁年龄段，68% 的受害者遭受极端暴力。家暴著名研究者 Jacquelyn Campbell 认为，导致男性杀死其亲密伴侣的常见动机是“嫉妒”，这是男性努力控制和占有女性以展示其所有权的结果（Radford et al., 1992)，而过度杀戮正是施暴者寻求控制感的表现。

5.带有“性”意图的谋杀

至少有 9 起案件（占比6%）中，犯罪者在杀害行为之前对受害者实施了性暴力行为，研究者们认为这个数字很可能是被低估的。

此外在案件发生后对犯罪者的调查中发现，至少有 9 名犯罪者（占比 6%）经常使用色情制品，包括极端的暴力色情制品；有一名犯罪者还收藏有儿童性虐待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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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被杀“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女的”

在 Femicine Census 2018 年的调查里，调查者们也曾试图从犯罪者身上寻找杀人的原因，确实发现一些犯罪者有精神疾病和药物使用问题，但调查者们认为：“ 该触发因素显然需要在男性暴力侵害女性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因为不存在有精神或身体疾病诊断的女性杀害男性受害者的同等现象。”

因此，这些并非情感纠纷，或普通谋杀，而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GBV)——联合国妇女署曾专门提出这个概念，用来形容由于某人的性别导致对 ta 的期望（比如 ta 在社会或文化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从而对 ta 实施的暴力，这是基于性别而非针对个人或群体的有害行为。

性别暴力植根于性别不平等，它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结构性、基于性别的权力差异使妇女和女童面临遭受多种形式暴力的风险。

非亲密关系领域内的杀戮女性更说明了这一点。

在印度(专题)、中国等文化中由于男性偏好曾在一些地区出现大规模谋杀女婴和性别选择性堕胎，成为导致性别人口失衡的重要因素。纽约(专题)城市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杀女婴是“性别犯罪的一部分”，并将其与中国社会中更广泛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联系起来。

韩国很有名的江南站杀人案也是一起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行为， 2016 年，一名 34 岁的金姓男子在江南站的一间浴室里随机杀害了一名陌生女性。声称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女性的仇恨，因为“女人总是不理我”。

所以一些女权主义者呼吁：社会系统应该为谋杀女性而不是暴力个体负责；2013 年，联合国大会也更新了政策，承认：与性别相关的杀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在一些国家被定为“杀害女性”，并已被纳入国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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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女性免于非自然死亡，需要我们做得还有很多很多

即使很多人一直在为减少性别暴力而努力，但现状并不乐观，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调查：

◍ 在遭受暴力的妇女中，只有不到 40% 寻求帮助。大多数人会求助于家人和朋友，而很少有人求助于正规机构，例如警察和医疗服务机构。在寻求帮助的人中，只有不到 10% 的人向警方求助。

◍ 虽然有 155 个国家通过了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140 个国家制定了有关工作场所性骚扰的立法。但在执行这些法律、保护妇女和女童获得安全和正义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大部分国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暴力，即使发生暴力，也往往逍遥法外。

◍ 由于杀戮女性案件存在记录不足的问题，导致全世界关于杀戮女性的数据很少：一些国家存在严重漏报，并通常不会按受害者的性别分类。

每次有杀戮女性的案件出来，人们往往会教导女性“远离危险的人”，但仅仅是女性本身有能力辨识风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

当一个女性面对暴力威胁时，哪里是安全的？她如何保护自己？

当一个人对女性做出暴力行为时，他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以及，更深远地，为什么一个男人认为自己有权力对女人施暴？一个女人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绝非一个个体问题，它需要政治承诺、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庇护所等社会支持、投资于妇女组织并解决女性每天面临的多种形式的歧视。

没有任何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需要我们做得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