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的背后 韩日美关系铺平了道路

墙内媒体亚欧视点文章：在韩国政府于3月6日就韩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作出宣布后，韩国总统尹锡悦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计划得到宣布，并为韩国重建与日本的关系、升级与美国的关系铺平道路。

舆论认为，尹锡悦据信将于本月16日至17日对日本的访问，将“标志着首尔与东京恢复双边关系，并将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而尹锡悦对华盛顿的访问将成为韩国总统12年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届时它将受到拜登政府所给予的最高礼遇，包括在白宫进行的盛大国宴招待。

拜登就任总统以来迄今为止只为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提供了国宾待遇，而尹锡悦是第二位，可见拜登政府对其访问的重视。

尹锡悦下月26日对美国进行的首次访问正值韩美联盟建立70周年，双方计划在访问期间发表新的联合声明。

尹锡悦的访日、访美行程的相继确定，是紧随着其政府外长朴振就二战强征韩国劳工对日本索赔发表正式立场后进行的。

朴振在3月6日正式公布韩国政府解决二战强征劳工对日本索赔问题的第三方方案。

根据方案，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官方团体将出面代为支付2018年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就三项索赔案向日本企业判处的赔偿金。

朴振说，希望韩日两国继承1998年10月发表的《21世纪韩日新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克服历史伤痛，基于和解与睦邻友好的精神，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新方案的核心是韩国放弃了对日本历史责任的追索，改为韩国财团筹措资金给予劳工赔偿，排除了一直以来纠缠于韩日两国间的要求日本承认历史责任的问题。

这表明，尹锡悦当局历史性地就长期阻碍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关键让步，其着眼点是要“克服历史伤痛”，“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就二战强征劳工对日本索赔是韩日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两国关系得不到根本改善，并时常由于历史问题造成矛盾。在文在寅当政时期，这一矛盾激化，引发日本对韩制裁，日本政府领导人甚至拒绝会见韩国总统。

尹锡悦政府就此作出的重要宣布显然与其后公开的对日、对美访问有直接关联。韩国新政府旨在以此向日美政府表达改善韩日关系、提升韩美日关系的积极意愿，表达韩国的外交政策作出偏向日美的战略性调整，实现“质变”，由此意味着尹锡悦就任总统十个月后其对外政策趋于成型。

韩国作为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其战略姿态的“质变”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对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意义重大。

日美对此感到欢欣鼓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日当天赞赏这一决定令日韩关系重回正轨。美国总统拜登亦称赞这项和解方案将提升美韩日三边关系。随后尹锡悦的访日、访美计划得到确认，尹锡悦甚至罕见地获得了拜登政府的最高礼遇安排。

从韩日美三方表态可见，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和提升韩日美三边关系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焦点。

尹锡悦政府为何不顾与重要的贸易邻国的关系，作出了具有“选边站”象征意味的政策选择，将自身与日本、美国进行更深捆绑并期待搭建强有力的韩美日三边关系框架？

也许我们从尹锡悦在三一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日致辞中可以观出端倪。

他在3月1日的纪念仪式上说，三一抗日独立运动距今过一个世纪，如今日本从军国主义的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

他认为，韩国应回顾未能应对世界历史之变而丧失国家主权、饱受痛苦的历史。如果不把握世界历史的变化趋势，不为未来做准备，就必将重蹈覆辙。

他强调，面对全球复合型危机和严重的朝核威胁等安全危机，韩美日三国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韩国应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团结合作，为扩大世界公民的自由、实现全球共同繁荣奉献力量。

尹锡悦的讲话可以说与美国推进大国竞争战略和美日推广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一套话语体系在精神上惺惺相惜，被其“融化”，并自觉地将其与本届韩国政府的国家战略追求——打造全球枢纽国家——结合起来，将普世价值、扩大世界公民的自由、实现全球共同繁荣作为其战略转变的精神支撑。

因此，首先可以认为，韩国将其战略转变当作其在成为民主发达国家后实现国家抱负的必要步骤。

韩国的这一心态无不体现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比如对北约邀请其参与北约峰会欣喜备至，直至最近对加快参与“四方安全对话”工作组的进程提出诉求。而韩美日三边机制由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三个主要的民主发达国家组成，无疑是自视为大国并具全球性影响潜质的韩国实现全球抱负的重要平台。

韩国的战略转变的直接驱动因素，应该是经济上的。本届政府成立后，韩国经济持续低迷，增速放缓，尹锡悦当局认为，若韩日全面恢复经济交流，韩国的经济贸易将获得巨大实惠。

尹锡悦当局之所以把加强韩日经贸关系摆到重要位置，并作为其战略转变的理由之一，可能更重要的因素是因为，韩国正在谋求降低对邻国的经济依赖。

尹锡悦在参加北约峰会后其发言人甚至脱口说出了本届政府的这一意图。为此，韩国政府必须寻求加强与其他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比如欧洲和日本。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重大因素，韩国政府可能基于对全球局势和地缘政治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必须因应“世界历史之变”，从战略上进行转变，将自身与美国、日本和北约等进行根本的连接，从而为其国家利益获得长期保障。

从乌克兰战争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大国竞争，整个世界客观上正在形成集团对抗的态势。拜登政府为推动重振联盟下了很大功夫，其中就包括加强了对韩外交。

去年9月29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韩期间就向尹锡悦强调了美日韩三边合作及日韩改善关系的益处。这可能是尹锡悦在访美前急于松绑二战劳工索赔问题、改善韩日关系的重要原因。

韩国可能认识到，在一系列因素——包括大国关系、乌克兰战争、东亚地缘政治、地区国家相关动向等——激励下，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正在转向全面冷战，东亚-西太平洋地区趋于动荡，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增。

特别是韩国在意的朝鲜核导问题。尹锡悦当局的决定表明，它确信，朝鲜核导问题已经与整个全球和地区局势紧密联系起来，韩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平衡战略来确保自身安全，必须作出战略转变，更大程度地依靠韩美联盟及不断趋于强化的韩美日三边机制。

事实上，随着尹锡悦的访美、访日计划的落实及一些重要因素的推动，韩美日三边机制的强化可能成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塑造本土化军事同盟——亚洲版北约——的关键一步，而这是其目前所匮乏的。包括北约战略任务向印太扩展、澳英美同盟及四方安全对话，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