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说说我的嫂子 一个医务工作者

说说我的嫂子。

嫂子在县城是个医务工作者，不知道我哥和我嫂子是如何认识的。有一年我又探亲回家时，我嫂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将她为我织的毛衣递给我。我哥对我说:“这是你嫂子。”

我心里怔了怔，嘴里叫了一 声“嫂”，心里却想她怎么会是我嫂子?不知道我心中的嫂子应该是什么样，但我总觉得，我的嫂子应该是另外一番模样儿。尽管我嫂子长相周正，说话得体，甚懂礼节，我还是觉得她怎么会是我的嫂子呢?她怎么到了我们家?

我们姓阎她姓崔，不是同根同源怎么会是一家人?如同姐姐们嫁走给我留下的家庭塌陷感，而嫂子的到来，并没把这种塌陷填起来，然而后来不久我就不仅觉得她是我嫂子，还觉得我们家缺的正是这样一个人。

家丑是叙述者的一道门，从这门里走过去，就能看到我父母和我亲堂三叔那心渊中的怨，三叔是我父亲的叔伯弟，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 血缘伸续至我们，我和三叔家的孩子就是堂叔伯的弟兄关系。

虽然是堂叔伯，但这也是至亲至近的血缘亲。在这至血至缘的亲密间，父母和三叔、三婶间的争吵、斗闹、哭泣及成年累月的生气与闷声，皆源于两家共用的院墙是“活墙”。

然在这活墙共用中，三叔家盖房把地基朝着我们这边挪了有半墙。用今天的理念去谈论乡村的死墙、私墙或活墙，以及两家田地相邻时，有一家犁地朝着另一家的田地多犁了一犁或一耙，由此引起的斗殴、争吵和人命的事，就如两个饥饿将死的人，在争吵谁的腰更粗一些，个更高一些。

如此着，父亲和三叔，就为这一墙之寸土， 一年一月地争吵着，一月一年地不和着。而三叔，又是一个未见说论就欲起声争吵的人，未争吵就欲打架的人。

而且一打架，就举起铁锹、斧头要砍人、杀人、置人于死地，为此每每之争吵，结局都是父亲、母亲最终倒在自家床上的叹息和流泪。而我们四个儿女，也只能无奈地低头，在父母的床前沉默和不语。

记得有年夏天我十几岁，因为那墙的挪移与死活，我家和三叔家里又有了争执。三叔提着闪光的圆头铁锹站在我家门口上，大喝着:“出来一个，砍掉一个;出来两个，砍头一双!”而三婶，则在三叔的威势支撑下，在我家门口骂到语难入耳，话难复述。

围观的人在门前从十几 到几十又到上百个。就在这骂声和唤声中，父亲觉得不能不出去接腔搭话了，不接腔搭话就没人的尊严了。于是他对我们说:“我出去让你们三叔把我当街砍死去，砍死了你们都记住我是如何死去的。”

就这样，父亲很从容地从屋里凳上站起来，穿好衣服，系好扣子,朝着屋外走过去，任我们怎么劝拉，他也还是朝着大门外的三叔、三婶走着，大唤着说:“三弟啊——今天要必须有人死去了，你朝你二哥我的头上砍，让你二嫂和孩子们活下去!”

然后三叔就僵在那儿了。

破口骂着的三婶也僵在那儿了。

夏日午后的闷热如煮沸着的水，门前所有的人，看着走出门的父亲，脸上都是惊慌苍白的汗。也许三叔没有想到父亲会走出门来让他举锹砍，或者正盼着父亲出来可以朝着他的头上砍。

母亲从屋里冲出来， 拽着父亲朝回拉，而父亲则将母亲一把推到一边道:“我死了，你替我带好孩子们!”这样对母亲交代一句后，父亲就坦然着生死，朝着院外走去了。

这时候，我们姐弟四个全都惊慌木呆在自家院子里，然后又跟在父亲身子后，看着父亲朝三叔和人群走过去，既没有上前抱着父亲的腿，不让他朝着被砍杀和死亡去，也没有谁和三叔一样拿起铁锹、斧头和菜刀，一拼死活地对抗和反掣，只是惊恐、木呆地任由着事情的发展和延伸。

软弱与恐惧，完全把我们控制了，像病变的癌瘤完全控制了人的生命样。

父亲就那么一步步地朝着三叔去。

人群里的静，让所有人的呼吸都如乡村两墙聚流起的穿堂风。父亲走近三叔了，三叔似乎也无路可退了，只能举锹大砍了，于是他声嘶力竭地唤着“你以为我不敢吗?!”就霍地将铁锹举过头顶，朝着父亲冲过来。

而与此同时间，从人群爆发出了“啊!!”的惊叫声,便有人从三叔后边冲过来，抱着三叔朝着后边拉。

局势如两军对垒开战般，有人抱着我父亲朝后拖，有人拉着三叔朝后拽，直到把他们兄弟从两步的距离分到五六步，然后父亲就立在那儿盯着看三叔，三叔也钉在那儿举着铁锹逼视着他的兄长二哥哥。

就这么僵持着、对峙着，直到劝解声中不断传出“你们是兄弟呀!你们是兄弟呀!”三叔才在过了一阵后，大声说了句:“看在我们是兄弟的分儿上，我就今天把这铁锹收起来!”

然后三叔就从空中收了他的铁锹转身回家了。

这件事情的尾末是，村人把父亲推着拉着回到我家后，母亲盯着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说:“你们父亲生养你们这么大，你们就站在那儿看着他去被人砍死吗?!”

母亲的声音里，有着对我们软弱的不屑和对生养我们的后悔与不该，她的嗓子沙哑而尖厉，眼里的光亮寒凉而锋锐，直到今天回忆起母亲的逼视和逼问，我都身上有着莫名其妙的颤抖感，既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母亲的话，又没有胆力去面对三叔举在头顶的刀一样的锹。

我是一个相当软弱、懦弱的人，无论是少年、中年和现在，懦弱都如蛇样永远缠着我，缠着我的笔，缠着我的手脚和命运，如果有人问我一生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答:是懦弱!

懦弱决定了我的命运和写作，也决定了我哥和姐们的人生、婚姻、家庭与日子。

自这次三叔的砍杀和父亲自愿让三叔砍杀后，两个家庭的血缘破裂了，两家人长年貌合神离了。一年年、一月月，直到几年后我们家从那老宅搬离开。

以为搬离是解决这因宅争吵的好办法，可没想到因为搬离了，三叔觉得我家老宅无人再住了，就又重新扒掉旧宅墙，要占用那一墙之地彻底盖房了。

而更为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而我当兵在外，哥哥人在县城，姐姐们也都嫁人他去，家里不要说没人能如父亲样不顾生死地来阻止这件事，就是有能力、胆量去和三叔、三婶理论理论的口嘴都没有。

于是母亲打电话，去问哥哥怎么办，而哥哥和母亲千难万难地商量时，想不到的是，在一旁听着电话的嫂子急脚赶车从县城回来了。

新嫁到我家的嫂子从车站下了车，没有回家就直奔三叔家，看看三叔家正起地基盖房的乡宅工程后，如当年三叔举着铁锹站在我家门外样，嫂子不慌不忙地站到三叔家的院子里，质问三叔为什么要这样挪动地基盖房子，为什么要多占那么一点点的土地盖房子。

她质问我三叔，占那么一点地，你家院里的面积大出一筷子的长和宽，是能停下一辆汽车，还是能让院子大得和天安门的广场一样大，以便集会和开群众大会用?

嫂子说，她刚刚嫁到阎家来，人已经是阎家人，三叔要打架了，可以举起刀和铁锹先把她这个刚嫁到阎家的侄儿媳妇砍死。

要打官司了，她可以停下工作不上班，每天都陪着三叔三婶打官司。嫂子问着说着话，不急不慌地走到三叔面前去，说她是新嫁到阎家来的儿媳妇，第一次到三叔家不该空手来，就把从县城为三叔、三婶买好的补养品，礼节、礼貌地放到坐在那儿的三叔面前去。

“三叔、三婶，”嫂子叫着说，“你们都年纪大了，一辈子为一寸薄地争吵和生气，值得吗?这一寸薄地是你们走了能带到坟墓里，还是能让你们多活十岁或八岁，长生不老和这一寸薄地的寿命一样长?如果能带走或让你们长命百岁了，我当家，不仅把这一墙薄地给你们，还可以把整个院子给你们。如果不能就把这正砌的地基停下来，有这闲暇你们跟着我到县城——我领你们到县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去——检查身体、 有病治病、健康活着，才是你们老年人最本分的一桩事，不是你们人老了，还为这一寸薄土宅地去争吵。”

矛盾就这样解决了。

三叔家果真停下了挪移地基之工程，彻底不再谈论一生为活墙、死墙和挪移土地之争了，并且在那次嫂子的横刀立马、长篇大论后，三叔、三婶和我母亲的关系也开始修补得完美无瑕样。

我太爱我的嫂子了。

自此后，我觉得我嫂子不仅是最堂正俨然的阎家人，而且如我的父母样，是我们家杂务千万的主正骨。

自此后，大姐、二姐嫁走的家庭塌陷不仅被我嫂子和我妻子满满填起来，还让那血缘和情感的坑陷堆起了山。

只是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我和我哥嫂的大女儿芳芳一块论起她的妈妈时，这又一代的女性对我说:

“我妈妈哪儿都好，就是话太多，一天到晩吵得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装不下她的声音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