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海外华人在职场的深层困境

最近两年我回到美国生活，很多看似久远的记忆又回来了。

而且令人沮丧的是，我发现这些年过去，华人在美国职场的困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没有改善，由于最近这些年国际局势的变化，境遇更加困顿了。

海外华人一谈到困境，似乎最大的困境是语言、肤色、文化。但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一个很多华人都熟悉的典型的反例就是印度裔。他们似乎和华人一样很“不美国” ，但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不仅是商界，还有学界和政界。从大公司高管到顶级学府院长，到州长，前联合国代表，都有印度裔的身影。

我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当年在麦肯锡做到合伙人以后，被惊到的一个数字。我是在 2012 年底成为合伙人，2013 年底搬回美国。那时候知道美国作为麦肯锡最大的市场，有 600 多位合伙人。我发现这其中在中国大陆受大学教育的，算上我只有两个人（我还只能算半个， 因为我不是在美国选上的合伙人）。而在这个群体里，在印度受大学教育之后来美国，而后成为麦肯锡合伙人的，有 100 人之多。不仅如此，每年新入选的合伙人，平均也有 15% 的印度裔，而华人每年都是凤毛麟角。

最近 Twitter 的 CEO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印度裔，1984 年出生， IIT（印度理工学院）本科、斯坦福博士，之后进入高科技行业，今年早一点成为 Twitter 的 CEO。类似经历的中国留学生每年都有大把，但是华人问鼎类似职位，现在看来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以，真正困扰华人的困境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因为如果对困境的根源不清楚，也就没有走出来的路径。当然，即使知道根源，走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但至少，可以启程。

我在书的第一章，写了我在美国刚加入麦肯锡时对职场初期困境的一些思考。我发现那时候的我其实在同时跨越三个鸿沟。一个是从科研到商界，从实验室到麦肯锡的不同；第二是语言和文化，虽然人在美国，也说英语，但是不知道职场的英文需要怎样说、怎样写、怎样沟通，同时对美国的流行文化，比如橄榄球、棒球等等都不了解，也没兴趣；第三是更隐蔽的，就是“时代错位”，我很快发现，我和美国的“同龄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70 年代出生在中国的我，小时候拿着粮票打酱油，70 年代出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三岁开始和父母滑雪，大家是生活体验是有天壤之别的。

对于当年职场初期痛苦万分的我，对这三重困境的认识是审视困境的起点，由此慢慢走出了最早的职场适应期。如何走出来？不是成为“别人”，而是认识到我和美国同事的不同在哪里，我需要补的在哪里，并在这个不同和补课的基础上接纳自己，并找到自己的优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并非没有“捷径” ，我们在线上课程里会聊到。

随着后来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发现这些当时看上去似乎“深刻”的认识，也都是很“表面”的原因。

如果拨开表面的“肤色，语言，文化，时代”，再往下看，在美国职场的华人面临的真实困境，我认为有几个更隐蔽的层次。

“地下一层” 不同的历史叙事带来的对世界认知的不同

大部分出国的华人是理工科背景，而且由于大部分人在中国受的教育高度“学科化”， “文史哲”是和理科对应的“学科”而已，学理工科的不需要好好学文史哲，也似乎天经地义。

文史哲并没有被当作“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这就导致大部分在中国受教育的人处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念中，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识流于表面和片面。因此在北美职场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除了技术和业务，和同事没有更深层的对话基础。

出国的人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国内受到的关于历史的教育，包括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和出国之后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八国联军入侵是近代史上非常屈辱的一个事件，但我们很少讲这件事和传教士早年在中国传教、做医院、做学校的关系，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以及残害中国教民的关系，和清廷拒绝保护，并让各个国家使馆调自己国家的军队进京保护自己使馆的关系。

美国的发展史也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习的例子。看美国建国历史，虽然似乎有明晰主线，但一直是多方的利益纠葛、冲突、掠夺和妥协的历史。就 19 世纪末开始讲，从腐败横行的“镀金时代”到后来的“进步主义”时代，中间有太多的丑恶和暴行，很长一段时间，黑人、印第安人到后来华人等各个族群的悲惨遭遇，让人唏嘘。大名鼎鼎的斯坦福大学，创办人斯坦福先生就是在那个“镀金时代” Gilded Age，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做大生意获得暴利的。一方面，可以说充满了丑恶和血腥，但另一方面，因为媒体、调查记者的介入，法制的逐步健全，也造就了现有的制衡制度，你看这些历史，也惊叹于美国学者对自己历史和自己“祖先”批判得毫不留情。

再比如，大部分华人看美国人，似乎金发碧眼是“纯种美国人”。其实如果读 Thomas Sowell 在 1981 年出版的经典作品《Ethnic America》，会对各个种族的流入、冲突和融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爱尔兰饥荒到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涌入美国的原因，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到美国之后的冲突，不同族裔之间的“鄙视链”，最早的日本人和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以及后来的排华法案，在书里都有谈到。Thomas Sowell 自己就是非裔美国人，现在还健在，92 岁了，很多作品都非常有影响。看了这些书，你就会知道其实每一个“美国人”都有自己族裔从“外来”到“融入”的历史和特殊的经历。

历史叙事为什么重要？因为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其实是和人有效深度沟通的前提。

这理解不是要追求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历史的发展其实很少有绝对的对或者错。但我们要学会问问题，我们知道的事实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经过修改的、断章取义的？我们也需要理解，大部分现状的形成都是某种妥协的结果，但也就是在妥协中，原则才凸显，成为法律、价值观 。这种发问，这种质疑，这种对原则问题的思考，在美国的文化里也是无处不在的，在职场中也一样。

“地下二层” 社会制度不同所带来的认知鸿沟

社会制度包括很多底层的重要问题，包括权力制衡体系，Rule of Law， 民主的原则等等。很多不能展开讲，这里我们只讲一个角度，社区参与。

美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无数个基层的自治组织和社区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础。Civil Society，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 是无处不在的。如果社会是个有机体，社区就是这样一个个细胞。

但这个概念和社会运作方式，对从“自上而下”的社会长大的人来讲，是陌生的。

美国从一个住宅小区的 HOA，到足球俱乐部、童子军，到学校的家委会，到城市的各个委员会，都是基本靠志愿者服务的组织。足球教练都是家长做，童子军带队的也是家长，城市治理的各种委员会、理事会，基本都是志愿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这些组织，都有多年形成的原则和框架约束大家的行为，也有法律做底线，在这个范围内组织全靠自治，在有些领域也有“自上而下”的标准或检查，但法律都对这些监管机构的权力范围有严格的限定。一方面，中国人都觉得美国没有历史，但其实像美国的童子军这样的组织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直就是在一个个社区的志愿组织里延续至今，这种积淀是非常有价值的。

更别说各种各样的教会，很多教会都发挥了社区中心 community center 的功能。在新冠疫情中，公立学校和教会是提供社区服务的重要组织形式，不查身份，谁都可以去拿免费的食物。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因此，社区参与和志愿服务是美国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慈善行业的发展，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出于善心，而是和 20 世纪初反垄断法的通过息息相关的。反垄断法的通过是和“调查记者”（百年前还没有调查记者这个行业时候）曝光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垄断企业里的各种乱象和工人糟糕的状态相关的。所以美国的历史，是一部媒体、企业、公民组织、法制的互相关联和制约的发展史。这个历史在资先生的《二十世纪的美国》这本书里有很精到的描述。

理解这样公民社会的本质，对理解职场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不理解职场文化，很多时候，是因为不理解职场文化后面的社会自治的基础。

其实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小时候，“社区感”还是很强的。大人们都在“单位”，很多孩子住一个宿舍区，大家放学之后自己挂个钥匙就可以回家。家里爸爸妈妈要忙的话，就去邻居家，实际上是当时的国企体系组织起来的一个社区式的存在。但是过去这些年迅速的城镇化，几十年里面城镇化了好几亿人，造成了对这种有机社区的一种破坏，而且这种有机的社区破坏之后并没有重建。城市里看得见的，是有很多小区，很多楼，大家都是邻居，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买房子去的，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有机联结，造成了“附近”的缺失——虽然大家物理上都在附近，但是却没有深层的联结，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所以当这样环境下长大的人，来到美国，其实要重新学习如何在一个“社区”里生活，学习互动的规则，发生和这个社会的有机联结。

“地下三层” 信仰和文化

这个问题很深，也不能在这里讲透，就讲几个点：

1. 信仰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对很多华人，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经历，信仰是需要成年后重新构建的。这构建不是说你一定要“信”什么，是要有高于“实用主义”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世界观。

华人崇尚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当然有功用。但是如果只有这些，而且美其名曰“无神论”，那无非是“无神论”掩盖下的“无人论“。就是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人，只能看到人的社会属性，有什么工作，赚多少钱，有多少财产，而看不到人的自我、梦想和追求。看不到这一层，在职场就至多是个工具人，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

2. 回到上面“地下一层”讲的“历史叙事”。信仰和宗教其实是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核心主线。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西方历史，一定程度上是宗教发展和冲突史。讲比较近的例子，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开始宗教改革，新教的形成和天主教的冲突，是现代西方世界版图形成的底层诱因。没有这些了解，很难理解现代西方世界格局的历史渊源。日常生活中，开车到街上，也分不清各种 Church 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名字和后面代表的信仰、群体和亚文化。

3. 关于文化，华人里的一个主流叙事是有一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区别和冲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表面上，当然有很多不同。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髓，其实是世界性的，是有普世价值的。只不过很多中国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包括我自己，也在学习中）。

一个手边的例子，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书籍是《圣经》，第二多的就是《道德经》。但是中国人自己，有多少人真的学习和理解《道德经》呢？在油管上搜索“道德经”，基本上是“非中国人”在讲，讲得也很好，就是一个佐证。儒家在个人修养层面的思想，老庄的世界观，魏晋的文人风骨，李白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悲悯之心，其实都是历久弥新，具有普适性和现代性的。所以我们真正的“文化困境”，并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冲突，是当代中国人既不了解西方，又不了解东方而来的“冲突”。

这“地下”的三重困境，其实是大部分在海外的华人面对的困境的本质。

这些困境比较隐蔽，因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看上去都有欧美学校的博士、硕士学位，有比较闪亮的职业标签，似乎“融入”不应该有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人的生活和事业的状态，是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表面上是因为我们有语言、领域、时代的差距，实际上更深刻的，是历史叙事、社会制度、信仰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个体的存在困境。

这种底层困境，其实比一百年前留美的知识分子还要大，或者更确切地说要大得多。大家如果看过林徽因、梁思成和 Wilma Fairbank（费慰梅）英文通信，看过胡适的英文文集和演讲，就能窥一二。

当然你可以说，这都是大知识分子，我们不和他们比。但如果只看“大知识分子”，我们这个时代，能比的也凤毛麟角，不是吗？所以我们要破除的一个思维定势，就是我们比前人“强”，我们一直在进步。在很多底层问题上，其实前人到的高度，我们可能差得远。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讲到这里，也许你就会意识到，我们在职场的发展瓶颈，不是一个简单的“职场方法”问题，要看到和突破这些“底层困境”，才可能有职场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