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校园为何一直摆脱不掉霸凌？

发布：2023年04月10日 10:5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发布：2023年04月10日 10:5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如何确认一支卷发棒通电后的温度？在近期热播的韩剧《黑暗荣耀》里，主角团里的韩国高中生们把同学的手臂当作确认高温的工具，当卷发棒触及皮肤时，会发出烤肉一般的炙烤声，而伤疤则会留存数十年，每年夏天周而复始地瘙痒。

剧里有关校园霸凌者的残忍暴力手法，来自韩国真实社会事件。

2006年，清州女子中学14岁的郑某被3名同学集体施暴长达20余天，其中包括用卷发棒烫胳膊、用别针等尖锐物割划胸口和大腿、以棒球棒殴打等暴力行为，甚至在受害者的伤口结痂后，施暴者还撕开愈合的伤疤，进行二次伤害。

最终，学校和警方因“加害者和被害者双方证词不同”而让该事件草草收场。

当霸凌的受害者变成韩剧主角，结局是否会有不同？这一次，以偶像剧闻名的宋慧乔不再围绕甜甜的罗曼史展开，她用绝望的表情和愤恨的独白，为观众还原了一名校园暴力受害者布满疮痍的成长之路，以及蛰伏了18年的复仇计划。

讽刺的是，就在《黑暗荣耀2》上线第一天，该剧导演安吉镐竟然站在校园暴力加害者的立场之上。另一边，2月25日，韩国新任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部长郑淳信因为儿子大搞校园霸凌和入学舞弊而光速下台，成为尹锡悦政府钦点的“任期一天的部长”，韩国民众对于“金汤匙”和霸凌的指责控诉至今仍在发酵。

韩式霸凌，似乎成了一种社会沉疴。无论是在青春洋溢的校园、光鲜亮丽的娱乐圈、纪律严明的军队，还是讲究公正的体育界，霸凌问题在韩国社会各角落俯拾即是，其背后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一尊卑秩序与集体主义

在韩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长幼有序”是社会交往中刻进骨髓中的一条准则，这起源于朝鲜三国（高丽、百济和新罗）时期。李氏朝鲜王朝取代王氏高丽王朝而起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以忠孝为道德之本”“倡三纲五常”“尊上下秩序”的礼法，将其作为统治社会思想的主流和中枢，并成为延续到现代的民族礼仪传统。

“长幼有序”不仅意味着要对自家亲戚长辈表示尊重，更体现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年龄为序列划分出的尊卑秩序。

韩国人在初次相识时，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彼此的出生年份，方便双方选择使用哪种语言体系——敬语、平语和半语，一个简单的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都有各自的表达。在韩国，能互称“亲故”（朋友的韩语发音）的，只能是和自己同一年出生的人，其他人要么是需要用敬语的“前辈”，要么是可以说半语的“后辈”，这就是韩国的“前后辈文化”。韩国人表达尊卑关系的各种语义，均承载在韩语的外壳上，语音的高低、语调的抑扬、语速的急缓等都可表达出人际之间的尊卑关系。

年纪的细微差别，可以改变两人相处模式中的尊卑秩序乃至亲疏程度，这种秩序以铁律的面目出现在日常社交里，不仅体现为几套“看碟下菜”的语言体系，还具化在和前辈打招呼时必须鞠躬、不能招手，敬酒时酒杯不能比前辈举得高、要侧身转头到旁边喝等行为细节上。

也正因如此，论资排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前辈也拥有绝对的权威，被赋予了“父母”一般的权利，前辈训斥、指责甚至打后辈，都是出于“关爱”。尤其在韩国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产物——MT（Membership Training），这是一种基于社团组织建立起来的规则，由高年级的学长学姐掌控内部社交规则，而低年级的后辈只能无条件服从。因此，每年韩国大学新生入学时期，都少不了聚会团建时前辈执行“长者权威”给新生后辈灌酒，导致饮酒过度的事故。

现今韩国的前后辈秩序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除了历史传统，也离不开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所开启的长达26年的军人威权统治。

朴正熙曾讲过一句很典型的话：“对于像韩国这样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是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济问题高于政治问题，强调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话为大多数韩国人所认同。朴正熙时代，高度威权的政治体制大大加强了韩国人“安分守己、遵守纪律、尊重权威才能获得安定生活”的前后辈文化意识，并催生出韩国人至今仍严重痴迷的集体主义。

正是在这一时期，韩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口工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带动了整个韩国经济的腾飞。一方面，“经济第一”的集体主义，向世人展示了韩国人不服输的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上命下从”的威权统治也驱使韩国人把个体价值置于整个民族和国家之中，形成了一种为国献身的集体主义。

这种如军队般纪律严明、听从上级和前辈吩咐的民族主义，对于当时韩国的发展起到了杀出重围的作用，也成为此后韩国人一直为之骄傲的精神源泉。因此，韩国也把他们所造就的“汉江奇迹”的主要动力，归功于具有坚定性、排外性、高度一致性的民族心理上。甚至在1995年，韩国教育改革委员还把“培养学生'集体主义’”写进了教育改革方案中，强调对所属集体的责任感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基本品质。

因此在霸凌事件中，多数肇事者只会认为他们遵守了团体的规则，做了“正确的”“规范集体秩序”的事情，欺凌行为也有了正当动机。而旁观者则会因为怕被社会群体孤立、被多数人的意见扫地出门，顺理成章地选择“旁观”。被害者的声音得不到传播，霸凌便成为一种无法破局的“沉默的螺旋”。

二霸凌，与禁止法共生

韩国人对于霸凌，并非一味包容，而是坚决抵制和反抗。在韩国，人们还为霸凌制造出一个专有名词——갑질（gapjil），直译为中文就是“甲方的各种行为”。在合同权利上，甲乙关系中相对占优势的甲，利用优越的身份、地位、职级、位置等，对乙方肆意妄为，施展身体、精神、语言等多方面的暴力。갑질的前缀可以加上军队、职场、前辈等多种名词，用于指代存在于社会各行各业的霸凌行为。

1996年，韩国男子偶像组合H.O.T曾发表过以反抗校园暴力为主题的歌曲《战士的后裔》，歌词中写道：“我不会忘记你曾对我做过什么，为何我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因为你，我的生命受到打击，我将持续地等待你的下场。”歌曲发布后在韩国当地，尤其是当时的青少年群体中影响力巨大，得到许多学生的共鸣，但却因为歌词太过尖锐屡次遭到电视台禁播。

进入21世纪，韩国社会对于打击校园暴力的呼声水涨船高，政府不得不着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2004年1月29日，韩国《校园暴力预防和对策法》颁布，自7月30日起生效。法律规定，每个广域自治团体的教育厅都要建立校园暴力对策委员会，各个学校还建有校园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简称“校园暴委”。

这个校园暴委可以说是最为人所诟病的组织。它由教监、专业咨询教师、保健教师和责任教师等人组成，当学校发生同学内部霸凌事件时，可以不上报教育厅，由校园内的委员会内部调解，一般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容易造成我们在韩剧里常常看到的现象——有钱人家的孩子逍遥法外，穷人家的孩子被霸凌了还要再挨老师一顿骂。

这样一来，《校园暴力预防和对策法》是否能发挥有效的强制力就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2011年，大邱市德源中学13岁的权某，因为无法忍受校园霸凌，在7楼公寓的阳台上自杀身亡。警方调查发现，受害者长期遭到勒索、殴打，而班主任只是用一种叫“集体精神”的笨拙方法来劝诫受害者。

2017年，首尔私立双桂小学的学生遭到4名学生踩踏殴打，双桂小学的调查结果是“有受害者，但没有蓄意殴打他们的肇事者”。经KBS新闻曝光，被认定为肇事者的学生中，有财阀总裁的孙子和艺人的儿子。

2020年3月1日，校园暴委机制终于在民众的呼声中被废除。但近期韩国青少年咨询福利开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020到2022年期间，遭到校园暴力的青少年有增无减。尽管学生因为疫情没法线下上课，但霸凌正在以网络、语言等新形式入侵韩国青少年的生活。

校园暴力触目惊心，但走出校园的韩国人依然躲不过被霸凌。

2014年的“坚果回航事件”，让全世界人民见识了韩国财阀的“威风”。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在乘坐飞机时，因为乘务员给她坚果时没有撕开包装袋盛在盘子里而大发雷霆，命令该乘务员下跪并进行打骂，还要求飞机返回登机口，导致航班延误。

拥有严苛训练制度的韩国体坛，同样也是霸凌的重灾区。2020年，年仅22岁的韩国铁人三项运动员崔淑贤在宿舍内自杀身亡。随后曝光的录音显示，她曾因早上吃了一颗桃子没有向队内汇报，而被队医连续殴打20多下，教练等人更是长期施暴。她向多个机构投诉，但从未得到回应。

在上下等级分明的韩国军队，霸凌的手段更令人咋舌。韩剧《D.P：逃兵追缉令》就聚焦在韩军内部霸凌现象上，剧里那些让人如鲠在喉、背脊发凉的霸凌，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

而这种军事化的思维离不开韩国日据时期日本军官的影响，当时只有日本人是一等公民，被殖民者是二等公民，这种等级代表着大山般的压制。到了军队里，军衔的高低决定了前辈可以对后辈进行肆意的体罚、侵犯，甚至人格侮辱。而对于韩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可怕但无力逃避的传统，因为每个体检合格的韩国成年男性（除了极个别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男性，如奥运/亚运冠军），都必须经历23-28个月的兵役。

即使韩国在2019年7月16日起就开始施行《职场霸凌禁止法》，但囿于根深蒂固的前后辈尊卑意识、无法撼动的阶级差距、弥漫成为社会症结的霸凌传统，在禁止法施行一年后，仍有4成职场人士对“自己被法律保护了”毫不知情。韩国的霸凌，一直在与禁止法共生。

三现实中有没有“荣耀的复仇”？

《黑暗荣耀》里满腹血泪的复仇者固然让人看得血脉贲张，鼓掌叫好。但熟悉韩国影视作品的人，或许会比较熟悉编剧的这一番套路，因为霸凌和复仇，一直是21世纪以来韩国影视创作者们的两道主要选题。

《学校2015》里被霸凌的女主角在双胞胎姐姐的帮助下，对霸凌者以牙还牙；《模范出租车》设定了一批正义的民间英雄，他们把为被霸凌者行侠仗义当作人生使命；《梨泰院class》的男主角不断地战斗，决不妥协，最终让霸凌者自食其果......这些带有几分“爽剧”气质的故事情节让我们好奇：现实生活中被霸凌的人，是自我治愈了？还是汇入了庞大的霸凌者队伍？又或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去实施复仇了？

事实上，大部分能暴露在阳光之下、被我们知晓的霸凌被害者，都以悲剧的面貌出现。

就在今年3月，首尔大峙洞公寓的保安——70多岁的朴某，用自杀和一封遗书揭开了自己被管理人员霸凌的真相。在此之前，还有韩国海军内一名仅仅服役4个月的新兵郑某自杀、27岁的韩国男排选手金仁赫遭受网络暴力自杀......

面对霸凌而救助无援时，曝光加害者的真面目似乎是最好的复仇方法。为此，韩国民间还建立起一个公益组织——직장갑질119（职场霸凌119），鼓励大家倾诉自己被霸凌的故事，有180多名劳务公司、律师和劳工团体活动家自愿提供咨询服务。

也有部分不仅要自我毁灭，也要把加害者拉入地狱的悲剧，最知名的当属“金一等兵射杀队友事件”。2005年6月19日，位于韩国京畿道涟川郡的530GP军营发生了一起恶性枪击事件。一名姓金的一等士兵向正在睡觉的队友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并用步枪乱射，造成8人死亡，2人受伤。据调查，“高级军官的虐待和语言暴力”是金一等兵的犯罪动机，他的杀人计划从17日起就开始酝酿了。经过3年的军事审判，金一等兵被判处死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目前被关押在国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