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霞里》最难写的是1990年代的广州

魏微，小说家。代表作品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一个人的微湖闸》等。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居广州。

访谈 |《烟霞里》最难写的是1990年代的广州

文| 陈曦、魏微

（下文“陈”为陈曦，“魏”为魏微，原发现代快报）

陈：你是江苏人，在南京、北京都待过，后来定居广州。每一次的迁徙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

魏：没什么动因，我年轻时坐不住，喜欢外出晃荡。我这一代的女青年，多数都不安分，想着法子往外跑，不会固守在一个地方。我高中一个女同学，高考志愿填的是衡阳工学院，为什么是衡阳？就因为衡阳离家远，名字好听。那时，远方、流浪对我们这代人有蛊惑力。我第一次出远门是1991年，跟一个女同学去爬长城，上了长城，我感慨万千，很激动就是了。我那位女同学倒是很淡定，说，一般般啊，也就这样。她这一说，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显得自己不诚实。真实的情况是，我也觉得长城就那样，但我激动也是真的，就是说，爬长城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景观本身，我终于到了远方了。四年后的1995年，我又跑北京去了，那会儿，北师大有个短期作家班，是先锋小说家刘恪办的，他不久前去世了，同学群里都在悼念……这一晃都快三十年了。我那会儿正经是个文学青年，实在说，北师大那半年对我来说是开蒙，授课老师中颇有些名人，我印象最深的是邹敬之、叶廷芳、西川、崔道怡。邹敬之给我们讲语言，他说，什么是好的语言？他就拿西北民歌举例子，两个青年男女相爱，“面对面坐着，还想你”，他说，这就是好的语言，你们自己悟去，悟不出来就算了。我当然是悟出来了。西川讲课，有个观点我印象深刻，他说，你们不要总盯着名著读，你们要读文学杂志，这是你们的文学环境，你们要弄清楚同代人是怎么写作的、写到什么程度了、观念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手法，你们要拿这个当参照。我那一届同学里有不少牛人，有个同学向我推荐了博尔赫斯，在此之前，现代派文学我只读过卡夫卡，还是杂志上翻到的，惊为天人。父亲审判儿子，指着儿子说，你去死！于是儿子就跳河了。这个意象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读博尔赫斯也是这样，五迷三道，头晕目眩，有一回我们几个女生在宿舍里聊博尔赫斯，聊到什么程度？有个女生说，给他端尿壶我都愿意！那些年《读书》杂志很流行，我也读，遇上什么读什么，简直饥渴。我在北京待了半年，听说南京大学也有作家班，于是我就去了南京，待了四年后，我又跑北京去了，这已经是2000年了。我是2005年来的广州，作为人才引进，一直待到现在。说起来，我在广州待的时候最长。

陈：你是怎样走上写作之路的？从小接受的文学启蒙来自哪里？

魏：很难讲。我是八十年代的中学生，那时人人都是文青。《烟霞里》写田庄的少女时代，有一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那会儿，我们家订了《青春》和《作品》，我妈读伤痕文学会读到哭。我有个女同学，从小学四年级就跟她妈一起熟读《红楼梦》，一直读到高中，时常她会跟我议论林黛玉、薛宝钗哪个好，这些都叫我写到小说里去了。《烟霞里》定稿时，是由潘凯雄老师统读的，他提出疑问，像孙月华这样的劳动妇女，也没什么文化，怎么会对红楼人物那么熟，连傻大姐都知道？真知道！我妈就知道，我妈也是劳动妇女。我妈还读过张爱玲呢，不喜欢，觉得叽叽歪歪的。她倒是喜欢《围城》，有一回跟我说，你写小说，哪天能写得像《围城》那么好看？我惊讶得不得了，怎么连《围城》她都读过？我后来跟潘凯雄老师说，你对劳动妇女不了解，哪怕没文化，她们也会读文学，因为那是1980年代。1980年代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边改革开放，一边人人都是文学青年，两头忙。我念中学那会儿，就开读刘心武的《钟鼓楼》、柯云路的《新星》，开始留心叙事这回事，一句句揣磨。我有个女同学，家里订了《诗歌报》或者叫《文论报》，名字忘了，安徽的一份报纸，我在上面看到了关于韩东的诗评，就开始留心诗歌。有一阵，我在我爸的书橱里翻到一本辞典，好像叫《中国新诗一百年》，从胡适一直编到第三代诗人，我从头到尾全读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哪来的这本辞典，我父母并不是文化人……只能说，那是文学时代。我的文学趣味是1980年代塑造的，追求纯正的文学，对流行文学不屑一顾。有一度汪国真很流行，中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我就瞧不上，觉得太浅了。像三毛、席慕容之类我也读，也喜欢，但是很警惕，因为太流行了，不是文学的正统。很奇怪吧，中学生能有这样的自觉。

陈：你的写作之初就和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烟霞里》仍然看到你个人生活印记，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有很多人问你，田庄是否就是魏微？

魏：是，很多人在问，我也多次回答：田庄和我的关系，就好比方鸿渐和钱钟书。我是生在乡下，九岁随父母进城。我爸是回乡知青，我小时候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城乡两头跑。这是田庄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和田庄的经历并不具有特殊性，我这一代人，除非是生在大都市，多多少少和县城、乡下都能搭上些关系。县城在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乡下更大，也因此，田庄身上是有普泛性的。我写过一篇《李洱与花腔》的长文，李洱比我大4岁，算是同代人，我对他的身世不甚了了，也懒得去打听，写文章的时候我全靠猜，我总感觉他跟乡村应该有关联，我猜他爸是知识分子，他妈务农，好像是猜对了。我没猜到的是，他爷爷在延安做过教员，老来爱读《百年孤独》。几十年来，他家应该是辗转于城乡间，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经历，家家背后都有大历史。70后也好，60后也好，50后更不用说了，人人都有城乡背景，家家都在迁徙，进城、下乡、回城、再下乡，城乡之间，你不知道哪个是始，哪个是终，就好比你不知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时代的洪流底下，家庭和人生的遭际虽各有不同，其实也大同小异。

陈：田庄九十年代的南方生活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七八十年代内地还是传统社会，九十年代南方是欲望释放的时代。能说说你的南方印象吗？

魏：我是2005年来到广州的，《烟霞里》我写得最怵的，就是1990年代的广州，因为我不在现场，那个氛围拿不准。九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深圳，1997年，到朋友家过年，她家住在南山区的一个大房子里，吃穿用度很别致，跟内地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屋里布置得像港剧里的人家，可能比港剧还要好，因为香港人大多住得逼仄，她家却是豪宅。公交车也清新，长得跟内地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是过年，街上没什么人，很干净，满眼都是高楼大厦，簇簇新，给我的感觉就很新鲜，不像是在中国。回程时经过广州站，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么多的农民工，拖家带口，大包小裹，感觉一下跌回人间了。天桥上一溜儿行乞的，各式人等，缺胳膊少腿，跪着哀求。事实上，广深两地并无不同，只不过我恰好遇上了改开的阴阳两面，走马观花那一瞥，知道改开是复杂的，繁华和贫困共生，希望与挣扎并存，就好比钱币的正反两面。1990年代的广州，是我想象出来的。这想象从1984年就开始了，那年邓小平去深圳过年，引发下海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标语口号也传到内地别的地域，我一个初中生听了都激动不已，因为太新鲜了，跟以前的措词完全不一样，我爸妈也激动，想大干快上。小说里，田家明一拍大腿站起来，说，我靠，时代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话我在《大老郑的女人》里也写过，因为这话是我爸说的。网上有人批《烟霞里》，说大唱颂歌，乏味至极。好吧。我认为他不是当事人，他不能理解70后一代对改开的感情，“解放思想”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完全是颠覆性的、让人眩晕的、色彩纷呈的，“时代突然亮了”，就是那种感觉，乍从桎梏里走出来，走到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敞亮的地方，自由自在去呼吸。而这些，又是跟我们的青春期交织在一起，可能当时并不觉得，多年后回头观望，内中的光芒是能亮瞎人的眼睛的。我念高中那会儿，街上有人摆摊卖墨镜，一打听，原来是广东的几个法官来我们县城办案，工作之余就挣起了外快。我们就感叹，广东真是开放啊，法官都在卖墨镜。墨镜当然是一抢而空，广东货嘛。那时，“广货”在内地太紧俏了。我对广东的想像就是这样来的，港台剧、粤语歌的流行，又加剧了这种想象。“改开”的前二十年，广东可说是一枝独秀，有一回，我听一个上海人说，上海瘪了，灰头土脸。本来嘛，浦东是后发。因此《烟霞里》有一句戏言，比较八九十年代的北上广深，说上海吃深圳的醋，“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有那么些年，却沦落到要眺望深圳那个小渔村，既仰羡又酸楚，口气还挺微妙。”

陈：田庄和广州建立关系是在1990年代，比你早了十多年。

魏：是，我一直说，我来广州太迟了，错过了它的风华绝代。一个人与城市发生关系，时间节点很重要。我来广州快二十年了，总怀念我在北京、南京的那段时光，就因为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心情开朗，乐观向上，对人对事都不设防，乐于交朋友，爱笑，整个人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到了广州就不行了，开始自我封闭，懒待动，凡事都不热情，典型的中年人状态。在处理田庄和广州的关系时，我是有过考量的，是疏离还是亲密？不用说，肯定是亲密，因为她太年轻了，二十四岁来到这里，怎能不心驰神荡？像申霞艳，我闺蜜，十八岁考来中大，借用小说里的一句话，“跟广州一撞就是满怀”，太有认同感了。她是湖南人，北能上武大，南可上中大，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大。就因为她念初中那会儿，镇上有个女孩去深圳打工，回来的时候穿了一件马海毛，雪白、毛绒绒的，领口还有两个小球球，申霞艳说，那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衣服，她后来再怎么穿，都不抵这件马海毛，因为它是深圳穿回来的。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朋友。田庄跟广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她们的写照。

陈：你是怎么还原九十年代的广东的？朋友们都给你讲了哪些故事？

魏：先是读报，我有一节常跑中图、广图，找几十年前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后来，申霞艳叫她的学生给我发电子版，这样就方便多了。九十年代的时代书太少了，我很怀疑那些年没人写书、读书，都跑去挣钱去了，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惟有凌志军的《变化:1990—2002中国社会实录》对我帮助很大，但他并不是专门写广东。倒是有些视频我用上了，比如1995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来广州采访，跟拍男仔玩摩托，小靓仔们意气奋发，声称三十年内，中国肯定会超过日本，那一种快意恩仇，挺带劲的。我看了总有上百个视频，像199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的自助餐，人均消费是多少，我都有了解。还有街舞，玩摇滚的、做流行音乐的，黄灯建议我听粤语歌，听多了，现场感自然会有。我当然要感谢广州的文友们：朱燕玲、申霞艳、刘炜茗、张鸿夫妇、老那，还有我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亲历了1990年代广州城的那场盛宴，即便没吃过，看也看饱了，《红楼梦》里赵嬷嬷回忆贾家在金陵的盛景，说，哎哟喂，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把钱花得跟个流水似的……某种程度上，我和我的朋友们以及田庄都是赵嬷嬷，没有大富大贵，也不是成功人士，可是回忆过往的胜景，口气也像赵嬷嬷，连神情都荣光焕发，因为我们是亲历者、见证者；我们身处其中，看见了，感受了；那时我们多年轻啊。几个朋友一旦开聊，就笑声大作，嚷嚷个不停，太激动了。那确实是广州最好的时代，街市不比现在繁华，但活力四射，自由、开放、包容，跟内地不在一个向度上，“是中国的一个例外”。那也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时代，“改开”正在青春期，毛里毛躁的，可是新鲜、野蛮、横冲竖撞，广深更是打头炮。我听朱燕玲讲，有一年《花城》杂志开笔会，来了不少外省作家，见到服务员穿旗袍，都看傻了。饭前上热毛巾，叠得方方正正，搁在碟子里，客人不知道是干吗用的，误以为是馒头，伸手就往嘴里送。还有一种叫“粒粒橙”的饮料，里头有果肉，也是内地没有的，喝得兴起，那饮料就一箱箱地上，客人是素俭惯了的，吃不了就兜着，偷偷带回宾馆去。主办方请客人坐游轮，海上眺望澳门，梦幻一般的神情，朱燕玲说，“我看他们痴了，我都有点痴”，朱燕玲一痴，我听来就更痴了。现场感就是这样来的吧。像刘炜茗是江西人，有一年他妈跟单位来广州旅行，上了人民路高架，回去念叨好久，对她来说，那是人生头一回，西洋景式的存在。九十年代的广州正是这么个地方，既是淘金地，也是用来开眼界的。当然现在，广州的先发优势不在了。我一个同事是长沙人，十九岁考来广美，寒暑假回长沙，鲜衣怒马，太潮了，回头率多得不行，“一看就是广东来的”。她自己也挺骄傲，嫌长沙太土、太落后，现在呢？至少城建上，长沙把广州撂下了。广州人现在都有些自卑了，去一趟重庆，回来直叹气，广州太土了。去江浙旅行，回来又叹气，怎么跟欧洲似的，人家的乡下都那么干净！我认为九十年代是我写得最开心的十年，主要是田庄长大了，开始恋爱了，她又来到广州，七荤八素也见识了些，读起来就畅意了。时代开始加速，令人眼花了乱，小说的节奏感也起来了。我在其中用了些感情，因为那也是我的青年时代，好像我跟田庄一起来到广州，重新活了一回。

陈：2005年的广州给你什么印象呢？

魏：富丽堂皇，盛年景象，但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内地正在奋起直追，差距缩小了，看广州不再是景仰了。广州焦虑极了，有一次我被派出去学习，本来是思想文化培训，却请了个老师来讲经济课，列了很多图表，一样样跟江苏比，生怕被追上。2005年我来到广州，我这一代人还有在奋斗的，但年长者大局已定，我一个朋友，九十年代初，人均工资还在两三百的时候，她买鞋都是上千元，因为她是做进出口的，不差钱。现在是不行了，又落回了一个普通人。这几十年来，50后、60后、70后都逐渐老去，我们眼见命运上身，各归各途，有人激情澎湃，有人潇潇洒洒，有人跌倒了再爬起，有人意兴阑珊。几代人横穿改开四十年，广深成了他们青春的见证。像朱燕玲，她是八十年代中期来到广州，做文学编辑，可说是见证了这四十年的风起云涌，故事多得不行，都装在心里。“92南巡”时她在加拿大，看了当地的中文报纸，得知邓小平再次来深圳过年，鼓励改革开放，她二话不说，买张机票就跑回广州，其实她回到广州，也不过是当文学编辑。但感觉还是不一样。那时，人人都觉得时代跟自己是有关系的，是当事人。她那一代人里有不少卓异之辈，几十年来，她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各种无名、无状，挺壮烈的。《烟霞里》最遗憾的地方，是我没能出写出众多人的“命运感”，至少没得到强调。平庸者可能因风云际会立于山顶，而卓越的人也多有隐身街巷的，当然是意难平，但随着逐年老去，不过一声叹息而已。

陈：发表《胡文青传》《沿河村纪事》之后，你很长时间没有发表小说，是一直在准备和写作《烟霞里》这部长篇小说吗？据说这中间你写过一本《梁启超传》，这部传记对你的《烟霞里》有影响吗？

魏：有影响。《梁启超传》我可能会写废，现在想起来就头疼，不敢去碰，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我入戏太慢，来广州这么些年，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写广州，后来就遇上了梁启超，先读了他的文章，叹服至极，再就是感佩他的人品，总之，对他这个人发生了兴趣。有一年我去新会，去看他的故居，突然想，他可能是我打开广州的一把钥匙，他十四岁来广州求学，十六岁中举，一时名动广州。二十二岁参与“公车上书”，从此一路开挂，康梁并称，二十五岁介入“戊戌变法”，成为深重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声名抵达颠峰，当然某种程度上，人生也玩儿完了，逃出国了。此后他也没闲着，近现代史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等，他一个人就是一部大历史。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倒好，写他的传记，正好把晚清、民国史给缕一遍。一旦开写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光一个戊戌年，我就搞不掂。更何况历史是一个整体，就像人生是一个整体一样。历史、人生虽是一片片的，其实每一片都有关联，互为因果。我并不是为了写《烟霞里》才去写梁启超，而是因为《梁启超传》写坏了，才回头去写小说，因此客观上，《梁启超传》确实是在为《烟霞里》作准备，比如形式感、历史观。《烟霞里》我早就想写，只是苦于找不到形式，或者形式找到了，语言又跟不上，这两者都是写长篇的关键，在于长篇是结构的艺术，而语言是不拘长篇、中短篇，它都是硬件，是文学最基本的元素。十年来，我念念不忘写长篇，主要是心里有话要说，攒了些阅历、见识，相比年轻时，已经翻天覆地，我想把它说出来 。用怎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口吻，这些都是问题。十年来，我废了多个长篇开头，攒起来够得上一本《烟霞里》了，很多都是写到四五万字、十几万字就写不下去了，太别扭，属于硬写。十年前我写《沿河村纪事》和《胡文青传》，听到一些叫好声，都说是“中年变法”，跟以前的写作不一样，就照着这个路子写下去。我为什么没有照着这个路子写，因为《沿河村纪事》《胡文青传》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那里头没有“我”，作者和文字隔着老远的距离，写起来不贴、不带劲儿。我的写作是一定要跟自己发生关联的，尼采有个观点，一切文学，以“见血肉”者为上品，我也是类似的观点，把自己置身于文字里，直至自己就是文字。《烟霞里》算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里头有“我”，也沿袭了《沿河村纪事》的社会属性，也有《胡文青传》的历史感，可说是“集成式”作品。我十年来没出作品，就是在找这个平衡点，我认为自己找到了。

陈：小说在个体经历中，编织进了时代的大事，作者经常跳出来对这些时事进行点评，因此带有很强的非虚构性。而且时代也未必就是小说的背景，甚至小说写的就是时代本身，写到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南下打工潮、中国加入WTO，等等，很容易让人想起埃尔诺的《悠悠岁月》。

魏：我没读过《悠悠岁月》，最近会找来读，很多人拿《烟霞里》跟它作比，我挺好奇。所谓小说里的“非虚构”，《烟霞里》是虚构和非虚构的结合，这是后来评论家的总结，我自己写的时候并没有分明意识到。我从前写小说，也不是老实地叙事，跳着写，偶尔来点夹叙夹议，这是长期的写作惯性。至于时代，也不完全是我人到中年，心胸开朗、视野开阔，就要去写时代。我对时代天生敏感，我早年在《青年文学》开过专栏，名字就叫《我的年代》，后来写《一个人的微湖闸》《大老郑的女人》，都能看到时代的身影，只不过那时，它是作为背景存在，影影绰绰。对于时代的癖好一路贯穿到了《烟霞里》，这一回，它不单作为背景，也是前景，跟人物一起并置，你方唱罢我登场，它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它是《烟霞里》的主角之一。

陈：《烟霞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一代人的精神长史，你如何看70后一代人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

魏：用一个词概括，水乳交融。不独70后，也包括我们的父兄辈，也得算上80后，我们都是受益者，都吃到了时代红利。八十年代，我这一代人是少年，50后、60后是青年，我爸妈是40后，那会儿正处盛年，人人都在好年华。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最璀璨的一部分。从更大意义上讲，它改变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把我们从贫困里解脱出来，看到了更光亮的世界，走向更富足的生活。它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它是全方位的改变。我这一代人感念在心。

陈：1980年一天，孙月华跟田庄说“我有预感，好日子快来了！你妈我要大干快上了！”你记忆中八十年代的人都在“大干快上”吗？会不会觉得把一个农村妇女写得太有超前意识？

魏：八十年代，当然不可能人人“大干快上”，但它给我一种“大干快上”的感觉，可能跟我的见闻有关系。1978年，三中全会才开不久，我的几个街坊就开始闻风而动，悄没声息办起了小作坊，这些人都汇成了小说里的“小队长”。他们办小作坊，我当然不会知道，但我爸妈知道，回家就议论，我就记在心上。隔不上一两年，就见邻居家有了变化，八十年代初，有的人家就置了电视机，不久又买了洗衣机、电冰箱，会给小孩添置新衣服，把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父母对时代也比较敏感，但他们行动力比较差，也不是做生意的料，也就是私下里瞎叽咕。我对时代的敏感就继承了我父母，这是天生的，跟文化、受教育程度没多大关系。路易十六在巴士底狱暴动的当晚，还在日记上写道，今日无事。没法子，他对时代有钝感，这也是天生的。直到后来上了断头台，他也表现得挺有修养，安安静静，从容受刑，虽说是国王派头、贵族作风，说到底还是不敏感，对痛苦、欢乐、恐惧的反应不及普通人来得灵敏。因此，孙月华在1980年说出“好日子快来了”并不奇怪，跟她的农村妇女身份也不相悖。农村妇女里有很多聪明人，正如知识分子里也有笨的。况且她对时代只是正常反应，算不得超前，三中全会才开完，一级级传达贯彻落实，报纸铺天盖地，村里的小喇叭也响个不停，是个人都会觉得世风变了，文革的那套结束了。

陈：田庄的外婆，也就是孙月华的母亲，后来移居到了台湾，离开了改嫁的丈夫，和她的原配丈夫生活在一起。这有现实原型吗？

魏：有原型，好些人的故事合成她这么个人。八十年代，我们县城冒出来很多有海外关系的人家，他们常常串连，关起来门就抹眼泪。我们家也有海外关系，香港、台湾都有，一开始我父母鬼鬼祟祟，瞒着小孩子。后来就见街上走着香港人、台湾人，都是回来探亲的，一看就气度不凡。1988年，我们家有个香港亲戚回来，给大人捎的是金戒指，给小孩捎了几件衣裳，穿在身上，哇塞，不得了，跟电影明星似的。现在想来，那些衣裳也寻常，可是当时，内地没有那样的花色、样式，我上街有回头率就在那一节。我当时就想，我要是生在香港多好啊。有海外关系的人家，自然就会翻出很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一阵，我们家非常热闹，几十年不走动的穷亲戚都开始上门了，我妈跟我说，看不出来吧？别看他现在抠抠索索的，还随地吐痰，以前可是大少爷。我惊讶得不得了，完全是老农民样，可几十年前他是大少爷！特别震憾。

陈：田庄妈孙月华给人的印象特别深，生命力特别旺盛。你觉得，70后女性跟上一代女性相比，有哪些不同？

魏：母女关系是《烟霞里》的一条重要线索，小说写到中间，我责编感叹，孙月华才是这篇小说的大女主，两相比较，女儿田庄像是她的陪衬。我最初的想法是，田庄当然是女主，但说到底，她这个女主也是工具，是用她来引出各式人等，我要写众生像，《烟霞里》是“群像式”作品。闲时，我跟广州的闺蜜们聊天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什么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说了，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像婚姻、家庭、孩子、父母……家家都有问题。母女关系分两种，要么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各种惺惺相惜；还有一种是磕磕绊绊，相爱相杀。田庄和孙月华属于后一种，当妈的太强势，做女儿的又不听话，互相搞来搞去，很受伤。孙月华是某一类母亲的典型代表，还不单是70后，几乎每代人都会遇上这样的母亲。我听一个上海朋友讲，他妈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把儿子爱得不得了，儿子谈女朋友，她一个都看不上，七搅八搅全给搅黄了；儿子四十多了，她在家里给他留了一间房，布置得像儿童房，把儿子当小乖囝呢。孙月华是另一种，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又精明、又强悍，生命力极旺盛，凡事都要争头游，爱拔尖。70后里有不少这样的妈，我疑心是时代造成的，在孙月华这一代人的少女时代，她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女子能顶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挣来的，凡事去挣、去抢，因为资源太有限了。在田庄辈看来，她未免吃相太难看了，什么都要。田庄的性格，后来有点“糊”了，不大鲜明，按说不应当，她小时候是那么灵光的小女孩。这里我想解释一下，确实后期给她的笔墨不多，性格塑造上马虎了，因为是群像式作品，我须得兼顾其他；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是能自圆其说的，像孙月华这样的虎妈，也只能培养出田庄这样的猫女，所谓“母强子弱”。田庄又叛逆，她终生致力于做她妈的反面。孙月华可说是塑造了田庄——反向塑造也是塑造。我认为田庄是个不幸的人，她受困于母女关系，在其中耗尽了一生，毫无意义。但这不是她的错，从呱呱坠地起，她这一生就决定了，因为她妈是个强势的人。总的来说，我觉得当妈的不能太强势，母亲这一角色，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得去学、去悟。孙月华的性格，让我想起张兰，汪小菲他妈，当然孙月华远不及张兰能干，人家那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她们那一代人都有那个劲儿。

陈：为什么说田庄这代女青年是“绝望主妇”的开山鼻祖？

魏：九十年代是社会风气最开放的十年。八十年代也开放，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开放，因为物质有限，经济上不支持。九十年代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享乐主义盛行，大家嘻嘻哈哈，灯红酒绿，婚姻观发生大逆转，比较叛逆，类似好孩子学坏。说田庄这代人是中国“绝望主妇”的开山鼻祖，也就是一说而已，行文所需，随手写来。较真而言，“绝望主妇”的开山鼻祖还真未必是她们，得算到60后头上，也包括50后，那时人人都开放，并不止于某一代人的开放，而是老老少少都挺开通，诱惑多啊。九十年代，正是田庄这代人的青年时代，才步入社会，我估摸着得目瞪口呆，见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跟她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写田庄来到广州以后的生活，广州的朋友最爱看，笑得不行，因为有熟人的影子，确切说，每个九十年代的男青年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吊儿郎当、生机勃勃，又花哨又纯情，以王浪为证。王浪已算规矩的了，青年时代“浪”过一节，婚后就收手了。很多男青年是一辈子长不大，浪了几十年，你让主妇们怎么办？也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也有忍下来的，各式各样，田庄这一代的主妇都经历过。

陈：小姨孙月亮的命运，颇让人感慨。

魏：是，她是下岗工人，曾经也是个美人。设计孙月亮这个角色时，我是有考虑的，想把各个阶层都写一写。我写了农民、知青、老革命、小县城的官僚、田庄这样的知识分子。那么孙月亮，她承担了下岗工人这个功能。事实上，她的生活绝不是最惨的，但命运感还是在她身上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