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术室出来的那一刻 我明白了5件事

“如果病魔有颜色，一定是菜青色。”

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忍着排山倒海的疼痛，手脚像戴了镣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又不得不呻吟着在医院走廊上来回走动时，我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从我身边经过的每个病友，第1001次这样想：

“如果病魔有颜色，一定是菜青色。”

每个穿着病号服的病号，不管男女老少，不管黑白丑俊，都毫不留情地被病魔涂上了一种匮乏血色和活力的菜青色。

包括我自己。

没错，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手术。

因为困扰我多年的子宫腺肌症。

子宫腺肌症，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

子宫内膜异位症，被称为“生长在女性体内的可怕荆棘”，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它最凶猛最可怕的特征，就是经期和非经期的异常疼痛。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调动肉体和精神的全部能量和它带来的各种疼痛抗衡，直至最后筋疲力尽，缴械投降。

因为包括子宫腺肌症在内的任何一种病患，在治疗手段上都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议，所以我并不愿花费笔墨讲述个体治疗的方案——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个体的选择不具备推荐的普遍性。

今天，我更想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关于疾病的认知。

毕竟，生而为人，我们终其一生，最后都难以逃脱的身份是患者——

01

抱歉，

这次的倒霉蛋恰好是我。

“为什么是我？”

在被疾病困扰的这些年，我在寻医问诊的过程中，曾像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地问遇见每个的医生：“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得上这种病？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没有人给我确切回答。

《子宫内膜异位症自我管理》这本书中，这样写道：

全球10%到15%的育龄女性，都不同程度的被子宫内膜异位症困扰。

其中43%的女性，在还是十几岁的少女时就有了症状。

而大部分患者，需要历经11年乃至更久的潜伏期，才逐渐确认自己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一种或多种——

子宫内膜离开子宫腔，迁移到身体的多个部位，比如卵巢、输卵管、盆腔、膀胱、直肠，且每迁移到一处就会把荆棘蔓延生长到那里，带来生不如死的疼痛。

我是38岁时才知道自己的子宫内膜，迁移到了子宫肌层里，形成了子宫腺肌症的病灶。

需要补充的是，38岁那年我离开了体制，辞了职，不再跟着单位的指挥棒忙得脚不连地，开始有时间回归自身，去发现问题，直面病患，问诊疗愈。

其实，早在这之前，一切都有征兆，只是被生计和养育的忙碌屏蔽掉了——比如痛经，比如经血量多，比如时不时的腹痛。

从38岁至今的4年里，因为这个病，我曾去过多地求医，也在“为什么是我”的质疑中，逐渐确认了这样的事实：

一切的真相或许不过是，“这一次，倒霉蛋不过恰好是我罢了。”

包括子宫腺肌症在内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困扰世界医学的难题，至今医学界也没有关于发病原因的统一且明确的定论。

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和基因有关的激素依赖症。

准确地说，上苍在给众生发牌时，发到我这里时，恰好发了一张烂牌。

这是命，必须认。

在求医过程中，我发现的另一个真相是：

有着我这样“命”的姐妹，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她们就散落在我们身边，在隐秘的角落里，常年忍受着这痛不欲生的人间隐疾，羞于启齿，不得根治，又备受煎熬。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你只有患上了某种病，你才能确认这病有着超乎你想象的群体基础，你才在“原来这么多人和我一样痛”的自我认同里，免于孤独和狭隘，看见他人与众生。

02

逃避的结果，

原来是更严重的惩罚。

自从确诊后，我曾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法。

一开始是喝中药，去做艾灸、针灸和按摩，后来又开始吃西药，包括服用避孕药、打进口宫缩针、戴释放孕激素的避孕环……

目的只有一个，干扰体内的激素依赖，减少子宫内膜的生长，让疼痛减轻。

我必须承认，每一趟求医，每一次治疗，每一个方法，我都投入了极大的期待。

就像一个在黑暗中赶路的人，在夜行路上每碰见一个路人，都流露出来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一般。

但非常遗憾的是，所有的治疗都给我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

要么是病痛本身缓解了，但带来了肥胖、更年期提前到来的副作用，要么是病痛本身没有缓解，但造成了月经来两个月依然淋漓不尽的后遗症。

有段时间，我曾想放弃治疗：“算了吧，就这样吧，熬到50岁绝经就好了。”

但很快，更剧烈的疼痛和更严重的病症，携手到来，以频频打乱我正常生活的搞事儿，毫不客气地警告我：

逃避不是办法，只有寻医问诊，只有直面病患，只有治疗病患，只有想办法解决问题，只有重视自己的健康和感受，才是唯一的王道。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阿Q的精神疗法在某些疾病中可能管用的。

但对于已确诊的进行性加重类疾病，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尝试一切可以尝试的方法，才可避免更坏的结局。

这是常识，也是科学。

已确诊的顽疾，犹如婚恋中深藏的问题。

逃避和冷战、出轨和背叛，只会带来更多狗血剧情和追悔莫及的后遗症，对问题最后的解决并无益处。

我们对疾病的态度，是疾病本身的一部分。

只要走在解决问题的路上，问题才会变成生命的礼物，而不是掠杀。

03

所谓坚强，

是没有办法的承受。

手术虽然是极小创口的微创，但术后我有两三天的时间，我都疼得想拿头撞墙。

我彻夜彻夜地失眠，每隔两分钟都想上厕所，腰部、臀部都像碎裂了一样撕扯着绞痛，到了打止疼针都不管用的地步。

但我终究强忍下来，没有在病房里嚎啕大哭，崩溃失态。

不是我足够坚强，而是比较让人心理平衡。

我住在四人床的普通病房，其他3位病友都是癌症患者——一个是卵巢癌，一个是内膜癌，一个是肠癌。

她们都是比我年龄要大一些的女性。

因为手术、化疗和复诊的反复折磨，让她们对撕心裂肺的疼痛习以为常，也让她们在日日相处中，彼此熟络到清楚对方家里有几个孩子几套房子。

她们浑身插满管子地躺在病床上，却像站在巷口的槐树下那般悠然自得：

说说东家长，聊聊西家短，然后再拿出手机刷刷搞笑视频，秀秀谁淘的衣服更好看。

疼痛造访时，她们就追剧讲笑话分散注意力。

她们时不时爆发出“哈哈哈”的大笑声，能飞越几个病房，让人误以为进了脱口秀现场。

她们超越疼痛的达观，让我自惭形秽，又心生敬佩。

在睡不着的夜里，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医院的走廊里，从一扇扇半开半掩又窃窃私语的病房门前经过，心想：

这每扇门背后，大概都藏着一群含泪带笑的平凡英雄吧。

是啊，亲爱的朋友们，坚强有什么好讴歌的呢。

它不过是苦难的大锤劈头盖脸地落下后，我们对血肉模糊的伤口不得不温柔安抚的无奈。

就像我同病房的一个大姐说的那样：

“病了就病了呗，还能咋地，治就是了。”

04

这一次，

我终于不再嚷嚷着减肥了。

术后，有朋友来看我，我哆哆嗦嗦地从病床上站起来，去迎接她。

她看见我在病号服里不断晃荡的双腿，还有终于瘪下去的小肚子，忍不住心疼地感慨道：“你瘦了好多啊。”

我说，是啊，手术后好几天，都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疼痛和止疼针带来的副作用，让我吃什么吐什么，甚至最后硬生生把胆汁都吐了出来。

万万没想到，原本心心念的减肥，在手术之后短短几天，就达成了。

而我，全然没有减肥成功的喜悦。

我无比怀念那些可以敞开肚皮大吃大喝的寻常岁月和人间烟火。

但此刻，躺在病床上，我最大的心愿是能够生龙活虎地站起来，走路带风地跑到街边的小食店里，狼吞虎咽地吃酸菜鱼、地锅鸡、铜火锅和韩式烤肉。

吃得满嘴流油，吃得肠肚膨胀。

我想，每个病房、每幢病房楼、每家医院里的每个浑身插满管子的病号，在病倒的刹那间，最大的心愿都不会是自己太胖了，或者长得不够美。

而是，如何才能像昨天那样，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这个温差巨大的春天里，呼吸清新的空气，拥抱纤细缥缈的春雨。

减肥，是健康的人才配享有的自律啊。

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胖起来，吃多一点，竟然是一种奢望。

05

照常工作，

原来也是生命珍贵的馈赠。

我22岁参加工作到现在，除了生孩子的那半年，请了产假，几乎没有整段整段的时间休息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心无挂碍地躺在床上吃吃喝喝，把过往缺的所有觉，都好好补一补。

现在，因为病患和手术，这样的机会来了——医生叮嘱我手术之后，必须卧床休息至少一个星期。

今天是手术后的第10天，身体还有一些不适，我却迫不及待地想要恢复工作，想要跑步，想要和邻居女人闲扯，想要在植物葳蕤的地方误入春花深处，想要和男人和孩子去郊外游山玩水。

确切地说，我是如此迫切地想回到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正常运动的良性轨道上来。

当我躺在床上敲下这篇文字时，我竟然感到一种幸福：

原来，能照常工作，也是生命的厚爱与馈赠。

而不用工作的假期，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它以畅通无阻的自由和没有病患健康为前提。

如果没有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健康的保障，躺在床上吃吃睡睡的日子，对人是一种消耗更大的折磨与伤害。

依稀记得，我去住院那天，是4月中旬，天津的天气还有点凉，小区花园里的很多树木枝条刚刚返青，还没有抽出枝叶，去迎接这个春天。

如今，我出院回来，站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小区满园的郁郁葱葱，才知道不过短短10天的时间，我已和2023年最美的春天擦肩而过。

病患是一场爱的教育，它会以残缺且疼痛的窗口，指引我们去体验生命的立体与丰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对疾病珍重以待，如此才不负每场病患背后的深意。

亲爱的朋友们，春天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疼痛而留步。

但，为了不负春日，我们需要在每时每刻，听从内心的召唤和身体的指引，去寻找疗愈自己的药方。

愿远方的你们，深爱自己，珍重健康，不负每个生机勃勃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