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遇病毒 怎样去找都没有特效药

3年疫情，让很多人对病毒有了切身感受。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各种病毒的包围和侵袭之下，之所以能安然地活着，大概是因为身上具有了抗体因而与病毒和谐相处了。

最近刷了热播国产剧《漫长的季节》，五味杂陈。

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命运其实也是被病毒包围和侵袭的，能不能活得长久或活得“更好”，要看能否及时获得“抗体”。

一个女孩儿从小遭养父猥亵甚至性侵，这种严重的“侵犯”——像恶性病毒一样，它具有隐蔽性，道德无效，法律失明；因而她对这个病毒无药可医无可奈何，只能自己慢慢强大起来，产生“抗体”。这显然是很难、很痛的，比我们感染新冠病毒的时候难多了，痛多了。

《漫长的季节》好评如潮，被吐槽也不少。

压抑、幽默、悬疑、烧脑、诗意等等也罢；过于巧合、过于极端、欠缺逻辑也罢；抄袭或致敬《杀人回忆》等等也罢；东北的铁锈年代的伤感也罢，都不是我最关心的——最感慨的，还是剧中人对命运的无力感，命运的病毒，躲无可躲。

对命运的无力感，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长。人过中年，会觉得命运莫测，会逐渐信命。大约是因为感受到了病毒的毒性和传播路径实在难以掌控，就像人类对新冠病毒基本上束手无策最后全凭“硬扛”一样。

这种无力感是超越时代的，不会因为“时代变好”而减轻。无论生活在1970年代还是1990年代，还是生活在2010年代，人生道路都在江河之上。一场风暴固然极可能操控或倾覆无数人理想中的航程，而某个细小的浪花诸如一次偶遇，一个眼神儿，也可能导致命运的转向或沉沦。

《漫长的季节》，故事设定在东北某重工业城市，大约1998年和2016年两个时间刻度。18年的时间一笔带过，却是沧海桑田。时代洪流与细小浪花，将一些人打翻在地，他们挣扎的过程中，有的死了，有的老了却也没能走出某个季节。在洪流之中，在浪花之间，有的人在被虐中病变，于是互害，有的人什么都没做错却卷入深渊，有的人在阴差阳错中感受到人生如梦。

在第一个时间刻度，东北已经失去光泽，锈迹斑斑，钢厂劳模王响面临下岗。从出生到中年，都在这个包管“生老病死”的大厂中生活，王响眼看着大厦成为“危楼”却不愿意相信它即将到来的垮塌。

那个大厂，颇像一个正在崩溃的朝廷，虽千疮百孔，但权力依然在主导一切。厂长继续操控工人的命运，保卫科长依然耀武扬威。为了孩子能够顶班，王响给厂长送礼，提前做了“心里建设”：厂长是工人的公仆，厂长和工人就是一家人，所以给厂长送五粮液，有啥不妥？连王响这种劳模都在“放弃底线”，其他人倒卖工厂配件之类的“违规行为”就更多了。大船沉没之前，监守自盗也有了底气。

社会在巨变。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让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东北大厂渐渐倾斜、倒塌。为了生存，厂里的高层在忙着捞取最后的利益，长期以主人翁自居的底层出现了“丑行”甚至“恶行”。一开始会觉得那些作恶的人是真的坏，可是细究下去，不变坏很“难活”。

所谓的社会巨变，不过是社会病症集中爆发之后，一番“吃药打针”产生的后果。大厂巨变的成本，终将被“大厂主人翁”们承受。这是故事的线索之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漫长的季节》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超越时代的那种，就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的一个现象——某个病态的或变态的人，可以影响一系列的人。这种影响有的深入骨髓，比如沈墨遭到养父的猥亵、性侵所留下的阴影；这种影响有的就是蝴蝶翅膀掀起的微风，但在阴差阳错之下也能毁掉一连串的人。

这个线索，更压抑，更隐秘，也更让我受触动。

如果王响的儿子王阳没有那次偶遇沈墨，沈墨养父的恶就不至于让王阳卷入杀人旋涡，当然也就不会有王响后半辈子的悲伤与绝望。那种产生爱的火花的偶遇，如同一个“健康人”与一个“病毒感染者”一次擦肩而过，命运便改变了。这种命运中的细节，不是某个时代特有的。

在失去儿子多年之后，王响向龚彪感慨——我年轻的时候贼不信命，我越老越发现我错了，咱的命都给定下来了。龚彪作为大厦将倾之际分配到钢厂的大学生，要比王响年轻十几二十岁，也曾意气风发，经过十八年的暴击，他问王响——咱就活该这命？我咋就不服呢？咱的命谁安排的？你叫他过来我好好跟他唠唠。王响说——我要是能找着他，我肯定跟他玩命。

王响说出了最深沉的无力感。

厂长让他下岗，他还能冲上主席台跟厂长玩命。可是，他明明知道自己糟糕的命运是被安排的，却不可能知道是谁安排的。想玩命，没对象。

正如病毒虽是具体的，却是难以看见的。它侵袭了你，你除了承受，别无他法。承受的过程中，有的人没了，有的人航向变了。命运的不可捉摸或不可解释，就类似于此吧。

王阳与沈墨一次美好的相遇，演变出了一系列的命案，没有理由，没有端倪。如果有理由有端倪，是可以警示他人如何避免的，但是没有。

茫茫人海，沈墨怎么就遇到一个禽兽养父和无良养母？怎么就遇到了人渣港商？总是被别人“选中”而自己毫无选择权。

面对不期而遇的不幸，面对不期而至的坏人，常常是挣扎之后处境更糟糕。如果沈墨对糟糕的命运逆来顺受甚至成为或与恶人“和解”，让自己变成一个她所唾弃的“动物”，是不是就不会活得那么惨，甚至会活得“很好”？

什么叫与命运“和解”呢，就是逆来顺受，就是忍气吞声，就是麻木，就是躺下，甚至是遭到强暴之后与强暴者眉来眼去，然后将这一切合理化甚至美化。

殷红在娱乐城出卖肉体，沈墨在娱乐城弹钢琴。殷红觉得俩人都是“出卖”，自己并不比沈墨低贱。这么说，在逻辑上倒是没有问题，可是她怨恨沈墨作为大学生可以“卖高价”，她便病变了，成了病毒。

对比二人对命运的态度，可以说殷红对糟糕的命运已经产生了“抗体”，因而能够在欢场游刃有余。沈墨则没有抗体，她因为在精神上高洁，而易被病毒吞噬。遭到坏人强暴，她杀掉那个坏人。

如此对比下来，实在让人压抑——是不是必须向侵袭而来的病毒下跪，才能增加我们在命运欢场里生存下去的概率？

漫长的季节里，没有答案。病毒一直在，没有特效药。倏忽一辈子。